公共管理视角下农村安全饮水工程的运行管理问题与未来发展方向

农村自来水作为一种准公共产品,对保障农民日常生活及更高精神追求所必不可少。当前我国农村自来水主要由农村安全饮水工程供给,研究农村安全饮水工程的运行管理问题对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至关重要。本文试图通过以公共管理视角,对农村自来水产品特性、农村安全饮水工程发展历程、多种经营模式、建后管护等方面进行研究,发现其运行管理存在的问题,针对如何保障农村自来水有效供给,发挥农村安全饮水工程效益,提出有效的解决对策,并进一步探索农村安全饮水工程的未来发展方向。

基层政府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决策问题及建议

基层政府在公共危机管理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作为与民生最为密切的基层政府,基层政府肩负着应对危机的重任。但是在应对危机时,基层政府往往会遇到很多挑战与困境,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政策制定。在应对公共危机过程中,基层政府需要作出一系列的决策,包括资源配置、信息披露、应急响应等,这直接影响到危机应对的效果与影响范围。因此对基层政府的公共危机管理决策进行研究,对提高公共危机管理效率,减少损失,保障人民群众的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交通需求管理的通勤福利效应——以“禁摩限电”为例

在市民个体层面,“禁摩限电”政策的实施效果尚缺乏定量评估。本研究将交通模式特征和土地利用特征整合到离散选择模型中,模拟计算了“禁摩限电”对市民通勤福利(模式转变和成本变化)的影响。研究发现,实施“禁摩限电”后:(1)超过35%的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使用者转向小汽车出行。小汽车分担率由不足30%上升到50%以上;(2)弱势群体的福利损失高于其他群体。单程通勤的时间平均增加6.9min以上,经济成本平均增加0.5元以上。(3)郊区镇居民的单程通勤时间和经济成本分别比其他区域市民多增加20%和0.2元。城市中心周边市民的换乘次数和候车时间增加明显。在我国实施公交优先发展战略,倡导绿色出行的背景下,本研究对于优化相关政策实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连接理论与田野:公共管理研究的知识生产机制

作为一门交叉性很强的学科,公共管理研究如何推动学科知识生产,早已成为热点话题。其中,公共管理的质性与案例研究不仅需要田野的浸润,还要超越田野,推动公共管理学科知识的发展。但是,到底怎样找到公共管理田野与理论之间的连接点,实现从田野观察的“小切口”向理论发展“大问题”跃迁,是无数公共管理研究者难以跨越的“珠穆朗玛峰”。如何解答这个问题,不同研究者有着迥异的答案。本圆桌论坛以“连接理论与田野:公共管理研究的知识生产机制”为主题,六位青年研究者从各自的经验与困惑出发,试图回答或讨论的问题包括:一是公共管理研究的田野是什么?具有什么重要的政策意义?二是如何从纷繁复杂的社会事实中提炼出理论命题,找到理论发展和知识生产的突破口?三是基于田野到理论的转化维度,提出田野拼凑理论的路径与方法,其中重点介绍了定点田野调查的知识生产机制。四是以应急管理领域为例,提出快速响应的田野研究的理论意义。希望六位青年研究者的讨论可以对相关讨论和研究有所启发,共同推动公共管理知识生产。

公共治理视角下的耕地保护与粮食安全保障

夯实耕地根基,保障粮食安全在自然资源治理中具有基础性、战略性意义。我国已经形成以“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的耕地保护策略及粮食省长责任制为代表的相关举措。在公共治理视角下,需要采取差异化手段来协同耕地保护与粮食安全保障过程中的政府、市场及村民等多元主体的利益诉求。耕地利用的多维效益及粮食的准公共物品属性决定了公共治理手段在解决该问题过程中的复杂性。首先,将行政管理过程中的责任制与粮食安全保障结合,必然会引发以传统政绩观为导向的强制性行政干预与农户生计诉求的冲突,以及扭曲的横向竞争导致虚假的指标竞争等问题;其次,虽然耕地的数量管控在占补平衡等严格的保护制度作用下成效显著,但快速城镇化过程中如何实现多元共治与多主体协同仍是目前耕地保护面临的严峻问题;再者,耕地利用与管理具有系统性,在外部风险冲击下如何加强耕地系统韧性治理来加强耕地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稳定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是关键;最后,在新形势下,为有效回应全域全要素全过程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与大食物观背景下的多元膳食需求,亟待完善耕地的管制策略、保护模式、治理政策、长效机制。因此,本圆桌论坛对粮食安全的属地化管理、深度城镇化背景下的耕地保护治理转型、耕地利用系统韧性提升治理策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耕地保护治理体系重构及大食物观下的耕地保护等关键议题作出探索与思考,以期为公共治理视角下的耕地保护与粮食安全保障提供新思考、新见解。

三螺旋模式下湖南省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反思与路径探索

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是实现高校科研技术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重要方式。三螺旋模式将政府、高校与企业三方纳入科技成果转化的互动关系过程。高校是知识创造的主体,企业是科技创新成果主要的需求者与服务者,政府是科技成果转化的规范者与引导者。三螺旋模式下,政府、企业和高校之间相互依附、各自发挥作用,推动高校科技成果向市场应用转化,实现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系统的良好运转。文章利用Nvivo质性分析软件对湖南省高校的16个科研团队的访谈文本进行分析,发现官产学三方在湖南省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中的问题,并从政府、高校、企业的角度提出促进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有效路径,促进湖南省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顺利推进。

地方政府公共危机回应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主体-事件-客体”框架的组态分析

基于“主体-事件-客体”分析框架,结合中国60起公共危机典型事件,利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来分析影响地方政府公共危机回应有效性的必要条件和组态情况。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公共危机回应极具复杂性,不存在促成地方政府公共危机回应有效性的单个必要条件;三种类型构成了地方政府公共危机回应有效性的实现路径,即“主体驱动型”“主体-事件平衡型”“综合型”;实现地方政府公共危机回应的有效性,需要“主体-事件-客体”合力完成。

从机构改革到界面整合:政府治理变革的界面逻辑

对治理界面的整合是以问题为中心的改革策略,为行政组织的变革提供新的方案成为转型时期政府治理实践的显著特征。以河长制为例,分析了界面整合的操作逻辑,揭示了转型时期政府治理变革的界面逻辑。河长制通过从完成任务到解决问题、从各管一块到集中对象、从分散权力到集中权力、从模糊责任到清晰责任等实践,实现了界面治理问题、对象、责任和权力的整合,一定程度解决了政府治理碎片化的问题。界面整合与机构改革在驱动因素、核心目标和激励强度等方面有明显差异,是对行政组织运行机制的理顺与调适,是对科层制的突破而非超越。

协力应对:基层运动式治理的生成逻辑

在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背景下,为何运动式治理屡见不鲜?既有解释着眼于宏观层面国家“自上而下”的运动式治理行为,对于微观层面基层政府自发的运动式治理行为,缺乏适切性。“抗解问题—资源互依—协力应对”的整合性分析框架可提供运动式治理的新解释:在法治化和科层理性化进程中,基层政府部门不断明晰的职责加重了行政资源的短缺和分割,迫使各部门自发联合起来,用“协力应对”的方式整合资源解决社会治理中的抗解问题。“协力应对”呈现集中资源以塑造行政权威、数字留痕以疏解问责压力、周期性循环以平衡部门利益的运作特征。这为分析基层运动式治理现象提供了一个微观机制层面的新视角,有助于推动政府行为研究领域的知识增长。

企业公益性捐赠税收优惠政策的制度约束与优化路径

税收减免是促进企业公益性捐赠的重要政策工具。文章通过梳理已有政策文本并归类分析,厘清其内部联系与矛盾,结合实施背景与效果,从相关法律的衔接中分析当前优惠政策的历史发展和存在问题。联系利益相关方的认知、偏好、环境方面分析形成逻辑,进而提出清晰界定涵摄范围,完善多样捐赠的评估规则,适当调整税收征收机制,实现统一立法的建议,从而更好推动捐赠事业发展,实现共同富裕。

政府数据开放与数字经济的耦合协调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东部9省市的实证分析

数字化时代,政府数据开放和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数字化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素和强大动力,结合耦合协调模型研究两者之间的深层次耦合发展关系,并探究影响其耦合协调发展的关键因素具有较强现实意义。基于我国东部地区9省市2018—2021年的面板数据,测算政府数据开放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探讨两者之间时空耦合协调演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政府数据开放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呈波动上升态势,耦合协调度不断上升,但整体耦合协调度不高,各省市协调度小幅波动,耦合协调类型整体由濒临失调步入勉强协调;政府数据开放基础层、产业数字化、政府数据开放数据层、电信通信状况以及数字产业化影响两者耦合协调发展。

全球人工智能风险治理的趋势与特征——基于25份政策文件的文本量化分析

人工智能已经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选取2016年以来全球各国或组织出台的25份人工智能风险治理政策展开文本量化研究,构建“风险议题—治理主体—政策工具”三维分析框架,分析全球人工智能风险治理政策的主要内容、基本特征和发展趋势后发现,全球人工智能风险治理政策侧重于解决社会风险问题,对技术风险和法治风险的关注仍待强化;治理主体多样化,但参与度不均衡;以强制型政策工具为主,引导型、市场型政策工具为辅,自愿型政策工具运用偏少。因此,应优化政策工具整体布局,形成多元主体参与协调机制,健全人工智能安全等级和风险预估机制。

农村高龄失能老年人居家照护现状、发展困境与政策体系优化

失能老年人是整个养老服务体系中社会需求迫切、对技术要求高、服务难度大的群体之一。在人口老龄化趋向高龄化、失能风险加剧背景下,如何加强失能老年人照护服务有效供给日益成为重要的社会议题。本文结合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2020年8至9月在山东和浙江两省针对农村失能老年人采集的调查数据,分析农村高龄失能老年人居家照护现状和发展困境,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改善该群体照护效果提供参考依据。研究发现,九成以上的农村高龄失能老年人愿意在家接受照护服务,但该群体医疗护理服务、精神慰藉服务“需求-供给”缺口较大。长时间、高强度的照护工作使得重度失能家庭照护者承受身心健康、经济方面、社会生活维度的多重负担,而我国尚未建立起成熟完善的居家和社区照护服务体系。基于此,本文认为,未来养老服务体系优化应以破解农村高龄失能老年人照护服务筹资瓶颈为重点,探索打造多元协同、可持续的失能照护服务保障机制。

政策合力、价值感知与非对称互惠共生:涉农高校参与乡村振兴机理的扎根理论研究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涉农高校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力量。本文基于扎根理论的研究范式,对高校-乡村间的互动关系逻辑进行探索。研究发现,涉农高校在内部服务使命和外部政策动员的共同推动下,参与到乡村振兴中。涉农高校与乡村在互动过程中获得非对称收益,可持续性难以有效保证。为此,亟需激发合作双方的内生驱动力,提升价值感知和收益感知,以形成更为稳固的合作联结机制。

善治理念下中国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困境与突破路径

从善治视角考察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经验和现实困境,有助于厘清现阶段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路径和实现机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慈善事业经历了形成、发展、稳定和提升等不同阶段,呈现具有时代特征的善治经验。但是,善治视角下我国的慈善治理仍然面临慈善组织培育机制不健全、“政-社-企”多元供给协同不充分、慈善事业发展滞后于现实需要、慈善事业发展政策供给结构和网络慈善政策配套亟待健全等现实困境。为加快实现我国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需要积极引入善治理念,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国情和中华慈善文化的优良根基,健全“大国善治”的公益慈善文化引导机制、完善多元共治机制、优化慈善组织内部治理和多元化监督规范机制、强化慈善组织和慈善项目运作常态长效机制。

从技术应用到自动行政:政府治理的技术想象及其脉络

建立高度理性化的政府行政体系是现代国家的普遍追求。随着互联网、大数据和智能算法等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数字平台驱动的自动行政成为政府治理变革的趋势。文章以数字平台为何能驱动政府自动行政这一问题为主线,梳理了从技术应用到自动行政的相关文献,从而为充分理解并发挥数字平台在政府治理转型中的作用提供参考。文章按照时间和理论的脉络,将已有研究梳理为三条主线:技术赋能与政府治理转型、数字平台的应用领域及其效果和数字平台应用与政府自动行政,系统梳理了数字平台进入政府治理的背景、过程和原因,比较和分析了数字平台驱动政府自动行政的四种形态,分别是作为辅助决策工具、作为中央集中控制、作为政社互动平台和作为回应复杂问题的数字平台。未来,针对数字平台驱动政府自动行政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拓展研究空间,包括:数字平台的技术属性如何与政府组织的科层属性互动衔接机制;数字平台在政府常规问题中的自动行政内容和过程;数字平台驱动政府自动行政的内在逻辑。

乡村振兴视角下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以醴陵市官庄镇为例

乡村旅游开发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与强大动力。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为乡村旅游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醴陵市官庄镇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机遇较好:经济基础不断提升、乡村旅游政策环境良好、民众期待和满意度高、生态环境优良保持。但其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存在经济基础薄弱、缺失文化内涵、缺乏生态保护等问题。原因在于乡村旅游开发缺少资金和技术、政府及从业人员缺乏乡村旅游开发经验、生态环境保护力度较弱。为此,需要做好基础设施建设、智慧旅游平台建设、乡村旅游推广营销、当地人才队伍建设、丰富旅游项目种类等工作。

多维度视角下中国人口城镇化发展模式

在中国进入人口城镇化发展中后期的背景下,透过人口城镇化水平快速提升的表象,从结构层面对人口城镇化发展模式进行多维度探究,有助于清楚识别与理解城镇化发展的内在机制与规律,发现城镇化发展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合理的应对策略。该研究利用第六次和第七次人口普查分县数据,以地级行政区为基本统计单元,并将数据汇总至省级和区域层面,从城乡人口变动、城镇人口增长来源、城镇人口空间分布三个维度对2010—2020年中国人口城镇化发展模式进行了深入探究。实证结果显示:①中国人口城镇化率的提升是城镇人口和乡村人口变动共同作用的结果,城镇人口增长的贡献度高于乡村人口减少的贡献度。②乡城人口迁移仍是中国城镇人口增长的绝对主力,其次为区划调整增长,最末为自然增长。③城镇人口空间分布趋于分散,县域城镇人口变动对城镇化率的贡献度略高于市辖区城镇人口变动。④东北地区城镇化率的提升主要依赖于乡村人口的减少,城镇人口已出现自然负增长和净迁出的现象,且该地区大多数县域城镇人口流失严重。据此,各级政府应及时审视过往人口城镇化发展的结构特征,在不断促进经济发展和完善公共服务供给的前提下,重点结合区域或城市自身的自然条件特点和城镇人口增减、分布状况,制定更有针对性的人口城镇化发展策略,探索出一条符合自身实际的可持续性人口城镇化发展道路。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三重逻辑

推动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同频共振,是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将人口老龄化问题转化为发展机遇的关键之举。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通过强化生产与供给格局,为提升“双循环”需求链和供应链水平提供动力,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通过调整流通与分配格局,塑造银发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为产业链和价值链跃升提供契机。发展银发经济与构建“双循环”格局二者协同耦合,相互促进,本质是以消费牵引及产业适老化升级畅通社会再生产的各个环节,促进生产要素高效配置,激发银发产业发展活力,释放银发消费巨大潜力。反观现实层面,银发消费能力意愿人群差异大,消费权益保障机制不完善,需求潜力转型释放不充分;产业事业发展定位不清晰,要素资源创新融合不深入,产品服务供需适配性不强,产业链供应链缺乏竞争优势等供需困境,成为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攻破的关窍。为此,政策层面应注重从需求端与供给侧同步发力,强化银发经济发展的人口、环境、产业与政策基础支撑:需求侧以提升银发消费能力和改善银发消费环境为目标,促进银发消费预期向现实消费转变;供给侧以明确产业发展定位,强化资源要素保障为重点,助推银发经济转型升级与对外开放。

发达国家家庭养老公共政策的理论逻辑、内容属性与经验启示

经济社会发展变迁与人口结构转型变化催生了发达国家家庭养老公共政策的发展演变,福利体制理论、女性主义批判与社会照顾视角的争辩,为家庭养老公共政策提供了多维模式分类的理论逻辑。作为政府干预家庭养老行为、应对家庭养老危机及提升家庭养老功能的重要举措,家庭养老公共政策以经济支持、就业支持、信息支持、精神抚慰与喘息服务等多元内容平衡家庭整体福利。以法制和文化为引领,以“家庭友好”为原则,注重性别平等与代际均衡,强调多元主体参与,满足家庭养老多元需求等先进经验,对强化我国家庭养老公共政策顶层设计,预防家庭养老风险,消除照料者“工作-家庭”冲突,缓和家庭代际矛盾,构建多系统、多渠道和多主体的家庭养老支持体系具有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