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法中家父权盛衰之历史解释——以家子地位的变化为线索

家父权作为罗马家庭的权力基础,是罗马法中的重要制度。其强大而广泛的权利曾在共和时期上半叶达到鼎盛。但在古典时期,即罗马—希腊时期,家父权开始衰落:一方面,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各种特有产制度的产生所带来的财产归属主体的多元性打破了家父对罗马家庭财产的垄断地位;另一方面,希腊主义与基督教思想的传入以及嫁资制度的演进,使罗马人逐渐对主体的财产能力有了新认识。而原本处在家父权力控制下的家子们,凭借特有产制度这一工具,在身份上获得进展,进而突破罗马家庭中仅家父唯一地具有财产支配能力这一格局。家父在罗马家庭中财产与身份两方面垄断地位的消解,导致了家父权制度的式微。

论古罗马时期的“神誓”(votum)

"神誓"(votum)是古罗马时期个人或集体为寻求神的帮助或庇护而对神作出的允诺,起初涉及宗教仪式和习惯,随后渗透至法律,进而发展为一种典型的宗教法律制度。以个别文学材料作为考据基础的研究,站在"现代罗马法"理想体系的立场上臆造神誓制度的浪漫史,通过拟制神明对允诺的"参与"或"接受"而试图使其法律效力因所谓的"双方性"得以证成。事实上,神誓并不是一种存在接受的双方行为,而是一种单方行为。共和国时期,对神誓之违反将导致监察官记过;发展至元首制时期,神誓受到非常审判程序的保护;在优士丁尼法中,神誓被纳入单方允诺体系之下并例外地被承认其债的效力。

承包地利用的守成与突破——以土地经营权法律定位的检讨为中心

农地家庭承包带来的分散经营的弊端,可通过在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上为新型经营主体设立土地经营权而得到克服。新《农村土地承包法》创设的土地经营权,摆脱了集体成员身份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束缚,有助于更大程度释放农地的财产价值。“以其他方式承包取得的权利”应为物权性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而非土地经营权。承包地因物权性利用和债权性利用之不同,各自法律效果存在明显差异。在三权分置的结构下,土地经营权的性质应属于债权。明确土地经营权性质,不仅有利于促进土地有效利用,还能够解决农地权利群的逻辑冲突。

返还原物请求权体系解释论

作为保护所有权的一种最重要方式,返还原物请求权旨在应对所有权人(物权人)对物的占有被剥夺的情形,以救济所有权在法律上和事实上出现的分离状态,与其他物权请求权一样,它取决于物权本身存在与否。我国《物权法》第34条并未勾勒出返还原物请求权的制度全貌,从法体系观点出发,对该条的理解应当结合占有恢复关系,从而把握返还原物请求权的法律结构和制度内涵。

法律文化视野下中国民法实证研究的展开

作为"法学研究转型"系列研讨会之一,本刊编辑部与中国社科院法学所民法室、湖南大学法学院、湖南大学罗马法系研究中心于2011年10月在广西联合举办了"中国民法实证方法学术研讨会",与会者主要为民法学界的中青年学者及法律实务工作者。从会议讨论情况看,民法学界的中青年学者就实证方法之基本内涵尚未达成共识,对实证方法之基本认识与基本态度以及开展实证研究之经验各异,因而就传统法教义学与实证研究之关系亦有不同看法。虽然样本有限,但部分解释了民法实证研究不彰的原因。本刊撷取部分有代表性的观点,以笔谈的形式刊发,供学界参考。

单方允诺的效力根据

现代学者将罗马法各种类型的单方允诺想象为契约,但这些单方允诺的效力事实上并非来自合意,而是宗教形式主义和类型强制的结果。中世纪,教会法依赎罪戒律普遍地承认单方允诺的效力,但其强制力仅在教会法中被执行。自然法学派要求受诺人的"接受"作为允诺产生法律约束力的前提,契约范式自此形成,单方允诺被置于契约模式予以重构。普通法传统不关注意思表示的双方性结构,只要有充分的对价,一个允诺也可被强制执行。单方允诺制度应摆脱合意主义的约束,成为一种与合同并列的债之发生模式。在中国未来的民法典编纂中,应系统构建单方允诺制度。

我国上位法与下位法内容相关性实证分析

在我国当前的立法体制下,除宪法和一些基本法律外,同一主题的国家立法和地方立法大量存在,上位法与下位法之间实际起作用的是哪一层级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值得探讨。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制度为2011年新建立的制度,以此为对象分析上位法与下位法内容相关性,颇具典型性。基于现有数据,在形式上分析立法结构,在内容上把上位法与下位法的法律文本从征收主体、征收范围、征收程序、补偿范围、补偿标准、强拆规定和法律责任等进行解构对比,发现:下位法重复立法现象严重;上位法被严重架空;无立法权的地方政府颁布的规范性文件客观上与有立法权的地方立法具有同一的效力;有立法权限的省级立法不太活跃;实际起作用的是市、县级地方政府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地方立法的乱象亟待规范。

域外文献之引证偏好与我国民法学的路径依赖——CSSCI来源期刊(法学类)民法论文域外文献引证分析

对CSSCI法学来源期刊诸民法论文的域外文献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我国民法学者在撰写论文时存在着引证域外文献偏好,甚至有发展成"无洋不成文"的研究格局的趋势。这种引证偏好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民法学研究中制度路径的竞争和选择。在制度路径的竞争过程中,学者们会逐渐形成对大陆法系或英美法系的路径依赖,过度的路径依赖会贻误本土民法学的培育。

论承揽供给合同

承揽供给合同即为我国合同法上的定作合同,其法律性质在总体上应是一种混合契约。承揽工作成果为可替代物的合同为'非真正的承揽供给合同',应适用买卖法的规定;承揽工作成果为非替代物的合同是'真正的承揽供给合同',应分别适用买卖合同和承揽合同的规则。在我国合同法中,承揽供给合同不能一概适用承揽合同中的定作人之任意解除权规定。另外,无论承揽合同还是买卖合同均有瑕疵修补请求权,但是对于承揽供给合同工作成果的瑕疵,应肯定瑕疵修补请求权优先于合同解除请求权行使。

论征收补偿中的人权保障理念

征收是国家为了公共利益而对私人财产依法定程序进行剥夺的行为,但征收必须予以补偿,以弥补被征收人的财产损失。征收补偿理论与制度体现了财产权、自由权、平等权和生存权保障等人权理念。作为征收补偿法理基础的'特别牺牲说',是建立财产权保障和平等权保障基础之上的一种理论;'公共负担说'则主要体现了平等权保障的人权理念。在征收制度中,征收补偿条款作为'唇齿条款'既是征收制度的生效要件,又蕴含了强烈的人权保障理念。征收补偿原则的选择,也应遵循生存权保障理念的要求;但征收制度中也有未能贯彻生存权保障之规定,立法应予完善。

论所有权的属性——基于公私分野的考察

目次一、导言二、所有权属性之历史脉络三、所有权之私属性四、所有权之公属性五、结论一、导言所有权制度不但是《物权法》的核心内容,而且也是一国现实政治经济制度在民法上的集中反映。认清所有权的本质并研究其内在属性,是正确对待所有权制度的前提,也能帮助我们跳出所有权分类中'一元论'或'三分法'的争论。然而。

合同无效时返还规则的适用

合同无效且有给付时,《民法典》总则编第157条的“返还财产”可为物权性救济,亦可为债权性救济。尤其当合同旨在发生物权变动而未完成公示之时,成立返还原物请求权;反之,成立不当得利请求权。是否承认物权行为并不影响上述规则的适用。合同类型的差异对无效后返还请求权的确定具有决定意义,其请求权依据,或系于物权法,或系于不当得利法或合同法,故第157条无法作为独立的请求权基础。返还形态上,以实物返还为原则、价值返还为补充,但当事人可就返还形态为特别约定。《民法典》合同编实现了对不当得利法的更新扩容。解释上,得利人返还的范围包括现存得利和孳息,并得考虑得利人的主观状态,若属恶意,更应返还那些本应收取却未收取的孳息。

地役权制度对所有权公法限制的规制——以意大利强制地役权制度为例

目次一、地役权的传统构造及其在法国法中的扭曲二、法定地役权的内容拆分与强制地役权的产生三、强制地役权的法律功能与公共地役权的残留四、公共地役权的扩张与地役权制度面临的困境地役权作为一种古老的用益物权形式,起初主要是为土地用水、通行便利等目的而设立。随着现代社会城市化加速、城市规划法规(如我国的《城乡规划法》)的施行。

死刑改革的全球视野——沈家本与中国近代死刑思想的转换

沈家本作为清末修订法律大臣,面对中西不同的文化背景与思想传统,将传统的仁政学说与西方的法权思想联系起来,为死刑改革提供了充足的思想依据;对中国残酷的死刑制度进行大幅度限制,并结合西方世界废除死刑的发展趋势,为死刑改革指出了切实可行的基本步骤;从传统社会威慑与教养并重的刑罚目的出发,结合西方新兴的教育刑思潮,为死刑改革厘定了高屋建瓴的基本目标。这种死刑改革的全球眼光,不仅迅速引领中国近代死刑思想的深入转换,而且为中国近现代死刑制度的发展变化奠定了极其重要的历史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