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反腐的逻辑意蕴与实践创新

腐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毒瘤,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从“法制”到“法制化”再到“法治化”,法治反腐模式的重要性逐步凸显。法治反腐运用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反对腐败,注重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形成惩治腐败和从严治党的合力,不断提高反腐败工作的法治化制度化水平。

侵犯知识产权罪中的刑事职业禁止问题研究

《刑法修正案(八)》规定的“禁止令”和《刑法修正案(九)》规定的“从业禁止”,标志着刑事职业禁止作为一种预防再犯的措施被引入我国刑法典。现阶段我国在侵犯知识产权罪刑事治理中职业禁止适用率低且立法上存在一定的不周延性。我国有必要在刑法分则和知识产权法律规范中明确刑事职业禁止的规定,在比例原则和合宪性理念前提下,扩大适用范围至单位犯罪,构建复权制度,以促进我国对侵犯知识产权罪刑事治理水平的提升。

“课程———素材———教法”融合下法律案例教学优化研究

法律案例教学是提高法治人才职业素养的重要方法,需从“课程———素材———教法”的融合来对其进行创新优化.基于“同步实践教学”理念,需依托从“点”发展到“面”的课程群来实施;基于“全息”与“数据库”思维,需构建全息型法律案例数据库;基于“案件工作坊”理念,需从“教学课堂”到“案件工作坊”的系列进阶综合训练.

侵犯商业秘密罪“重大损失”之辩护及释法完善

2020年6月,全国人大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拟就我国《刑法》第219条侵犯商业秘密罪取消“重大损失”要素,修改为情节犯。这一修法动议可能是履行2020年1月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经济贸易协议》规定的商业秘密刑法保护义务的应对表现。考察该协议中英文本可以发现,“取消义务”仅涉及我国启动刑事调查时应取消“商业秘密权利人证实实际损失”的条件,与“重大损失”的入罪门槛无涉;“列入义务”仅涉及入罪行为类型的范围设定,也未涉及是否设定“定量”的入罪门槛。相反,现阶段我国保留“重大损失”的入罪门槛地位仍具有合理性。我国履约宜采取“释法优于修法”的策略,重新认识商业秘密致损机制和设计其定损机制,来解决“获取型”侵犯商业秘密行为入罪不能的问题。

知识产权侵权行政裁决制度检视及完善——以《TRIPS协议》义务的澄清为视角

“入世”时我国为“接轨”而修改有关知识产权侵权行政裁决的规则,其中对《TRIPS协议》义务的解读在今天看来,体现出一定的历史局限性,有必要进行澄清和重新进行制度检视。在实体救济上,《TRIPS协议》并非禁止行政裁决作出“责令赔偿损失”的决定,人为地撕裂“责令停止侵权”与“赔偿损失”两类实体救济为不同程序,势必使行政裁决的“分流阀”功能先天不足,故对行政裁决武装“赋能”势在必行。在行权程序上,知识产权侵权行政裁决程序“遵守实质相当原则”之《TRIPS协议》义务履行长期被忽略,急需推动其司法化改造进程。在司法审查上,《TRIPS协议》的义务设定具有履约“弹性”,我国需引入“当事人选择权”这一新变量,建立对知识产权侵权行政裁决的差异化司法审查制度。

恶意爬虫犯罪主体刑法规制

剑指爬虫,意指数据。恶意爬虫犯罪主体具有多样性、复杂性和层次性。平衡利益,明确权利,划分责任,以稳定数据生态系统。从信息保护转变为信息治理,以理性规则和个案自下而上地推动数据规则体系演进。即:犯罪主体全面考虑研发者、首次收集者与利用者以及非首次收集者与利用者。司法审查非纯粹单位犯罪的定罪处罚。立法宜增设过失危险犯以及将牵连犯类型化。

知识产权案件审判改革中的刑事管辖集中化问题研究

《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提出的“管辖科学”目标带来知识产权案件审判改革中如何推进“刑事管辖集中化”的课题。刑事管辖集中化改革的正当性依据在于,类案指定型裁量管辖规则是其法律依据,基于案件“刑事侵权”属性的审判能力匹配需求是其实质依据。从理论上讲,只有当刑事案件真正需要以“知识产权侵权”审理为中心时,才具有纳入审判改革范围的必要性,故应当就适格“知识产权刑事案件”的认定标准进行合理设定并就数罪情形下的适格案件进行合理限制。“刑事管辖集中化”命题还蕴含着由知识产权法院(法庭)集中管辖技术性刑事案件的特别需求,可从刑事审理范围和调整手段等方面进行“特别的刑事管辖集中化”改革回应。

刑法中的“假冒他人专利”新释

就假冒专利罪客观方面的构成要件"假冒他人专利"的含义而言,我国专利法与刑法之间存在一定的"法域冲突"并带来法律适用的困惑,因而有必要对该要件的含义进行重新解释。从假冒专利行为侵害的法益看,以专利权作为假冒专利罪侵害法益的观点值得商榷,宜修正为"专利标示制度安全"。以该法益理论为指导对"假冒他人专利"做实质解释,就应当将其中的"假冒"行为限定为具有"使混淆误解"之本质属性的行为,从而使"非法实施专利"行为具有否定构成要件符合性之功能,属于实质的排除行为;还应当通过合理扩张解释"假冒他人专利"来涵摄"冒充他人专利"的情形,从而将此类具有实质可罚性的行为纳入该罪的处罚范围。当前应通过修改和完善相关司法解释的具体规定,实现对"假冒他人专利"行为进行规制的目标。

海外商业贿赂刑事规制比较与完善——以中、美、英相关立法为中心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世界上最大的吸引外商投资大国与对外投资大国,治理跨国企业商业贿赂犯罪是中国经济与法律全球化发展的必然逻辑。对比美英两国海外反贿赂法律,将国家一元事后治理模式转变为企业合规和国家管控二元预防治理模式,前瞻性地治理海外商业贿赂问题,将中国法人境外贿赂纳入国家刑法规制体系中,通过明确外国公职人员以及国际组织官员职能,推定行贿者目的,扩大贿赂财物范围,建立商业贿赂抗辩制度以及海外商业贿赂犯罪档案记录制度等,以提升国家形象和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