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交易效率与居民消费结构升级

数字经济是推动新发展格局形成、推进消费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从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交易效率这一核心假定出发,基于分工模型将数字经济、交易效率与居民消费结构纳入统一框架分析理论机制,使用熵值法与主成分分析测度2005—2017年省级数字经济发展指数与交易效率对理论模型命题进行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发展程度每上升1%,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指标上升0.0874%,数字经济对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关系中,交易效率的中介效应为19.72%;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验证实证结论稳健可靠。

数字普惠金融、信贷可得性与中国相对贫困减缓

基于中小微企业和低收入人群等信贷可得性视角,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相对贫困减缓的影响路径与影响程度,以期强化欠发达地区和农村低收入人口的社会资金捕获能力,助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升客户触达能力,促使城乡之间金融服务的机会均等化,降低融资交易成本,破解金融排斥,缩小城乡差距,降低农村地区的相对贫困水平。但现阶段数字普惠金融只能够有效地降低东部地区的农村相对贫困水平,而在中西部地区,这种效应并不明显。中国应因地适宜改进和提升数字普惠金融服务、提高各类微弱经济体信贷可得性、增强金融赋能的精准性和有效性。

数字经济的就业效应:研究进展与分析框架

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对劳动力市场形成巨大冲击,但相关理论研究尚未形成体系,难以准确刻画数字经济对就业的影响机制及效应。文章将“就业规模—就业结构—就业质量”与“就业机会—就业行为—就业决策”分别作为主线、支线,构建了数字经济就业效应的分析框架;其后,从就业规模、就业结构、就业质量、就业保障四个维度对相关研究进行系统梳理,并归纳其逻辑链条以验证上述分析框架。研究表明:数字经济通过就业机会和就业决策对就业规模产生影响,并在确保一定就业规模的前提下,通过优化就业结构来提升总体就业质量。数字经济对就业结构的影响涵盖产业结构、技能结构、年龄结构和区域结构等多个层面,需要差异化的就业保障政策以适应不同就业形态。为推进数字经济时代的就业效应研究进路,应拓展数字经济对就业心理、对就业的作用机理、对就业的综合影响等方面的研究,为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提供学理支撑和政策参考。

中国碳排放总量与强度的省际差异与因素分解

在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重约束与任务分摊下,对各省份的碳排放总量与强度进行有效测算和驱动因素分解有助于地区和国家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愿景。因此,基于2000—2018年中国30个省份的数据,采用表面能源消费量估算法对各省市(市、区)的碳排放总量与碳排放强度进行了测算,从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分析了碳排放总量与碳排放强度的时空动态演变趋势,并且基于LMDI模型对中国碳排放总量增长的驱动因素进行了分解。研究结果显示:2018年,中国的碳排放总量为1257001.95万t,碳排放强度为1.05 t/千美元。2000—2018年,中国碳排放量均值排名前三位的是山东省、河北省和山西省,排名末三位的是北京市、海南省和青海省;碳排放强度均值排名前三位的是山西省、贵州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排名末三位的是广东省、海南省和福建省。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是中国实现碳减排的最主要因素,而经济增长与人口增长则会导致碳排放总量增加。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全球价值链长度与上游度测算——基于贸易方式的异质性视角

电子信息产业因其产品生产高度模块化而具有典型的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特征。本文以GVC理论和贸易增加值核算法为基础,基于OECD-ICIO数据库的多国(地区)投入产出表,区分一般贸易出口产品与加工贸易出口产品,运用GVC长度与上游度指数对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嵌入GVC地位进行分析与跨国比较。结果表明:GVC长度显示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各环节的联系不断加强,国内产业分工不断细化;GVC上游度则表明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加工贸易产品处于价值链低端的最终产品加工生产环节,而一般贸易产品虽处于GVC中间环节,但是嵌入深度不够,进一步向价值链高端攀升的阻力较大。

生活性服务业就业问题的国际比较研究

基于就业优先战略大数据的国际比较分析,认为经济增长并不是充分就业的同义语,在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的关键在于产业与就业结构优化升级,突出发展就业增长弹性最大的新兴服务业,尤其是在发达国家就业人数约占65%且仍属"滞后部门"的生活性服务业;主张围绕增进民生福祉与生活性服务业的互为依托与良性互动,彻底摈弃传统观念和市场化先天不足等束缚,以人为本细化"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专业化社会化分工,将生活性服务业发展作为新增就业的"巨容器"与新兴支柱产业来安排,以实现充分就业和国民生活质量与素质的全面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