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慈善义演的思想史省思

近代中国慈善史研究多归于社会史,近年来兴起的社会文化史,已成为慈善史研究的重要理论方法。在此背景下,慈善义演作为慈善史研究的重要话题,为深化慈善史、社会史研究提供可能性方向的同时,也提供了史学跨领域研究的突破点。当前,思想史视角下的慈善研究业已兴起,慈善义演的思想史探究也应当为史学工作者所重视。慈善义演可以作为社会化的“思想载体”进行定位和思考,对慈善义演的思想资源、思想蕴涵、思想影响等亦有深入解析的巨大空间。近代中国慈善义演的思想史意义体现于互动性,包括政府意志与民间思想的互动,精英思想与大众思想的互动,本质而言即思想与社会的互动。慈善义演可作为实现社会史与思想史融会贯通的着力点与重要领域。

“历史记忆”与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拓展

记忆成为史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后,如一股清新空气般给史学界带来了不少激情与活力。社会记忆史也是当前风起云涌的新文化史或新社会文化史研究的重要领域和内容之一,英国新文化史研究大家彼得·伯克将之列为新社会文化史七大类之一。

塑造认同: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冬学运动研究(1949—1956)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冬学运动旨在提升农民文化水平和政治素养,塑造其政治认同。以湖南冬学运动为例,相关部门制定冬学运动方针、完善政策设计,并以召开诉苦会的方式鼓励农民入学,在师资、教材、授课方式等方面精心准备,将政治常识与党和国家的最新政策融入冬学教育,提升农民的政治觉悟,塑造农民对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认同。农民通过上冬学,提高了识字率,丰富了政治知识,并将这种感恩、信任、拥护之情,转化为支持和响应国家大政方针的行动。湖南的冬学运动是全国冬学运动的缩影之一。

“忠义”与“夷夏”:近代中国民族英雄记忆建构中的两种话语

近代中国民族英雄记忆建构中,民族英雄忠孝仁义的品性和抵御外辱的功绩被不断诠释,从而衍化出“忠义”与“夷夏”两种话语。从清末至“九一八”事变前,“忠义”记忆大致由凸显到湮没,再到日常化叙述;“夷夏”记忆则从沉潜到浮现,最终同样也淡化了意识形态,回归日常。晚清时期“忠义”与“夷夏”两种话语在大部分时间内均处于相互抵牾的状态,随着民国肇建,二者的矛盾看似消弭,实则只是暂时蛰伏。“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难语境下“忠义”记忆便不得不再次让位于“夷夏”记忆。“夷夏”记忆的复归,恰恰说明了民族英雄记忆的建构是一个不断诠释、反复书写的过程。

李大钊对俄国革命的论述和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思考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其革命理论与实践部分源于他对俄国革命的关注与思考。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爆发后,李大钊密切关注俄国革命的发展,思考中国革命的前途。“十月革命”爆发后,李大钊以更多笔墨论述俄国革命并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他在论述苏俄建立后的诸种境况时,中国的政治前途始终是其思考的落脚点。1924年李大钊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零距离感知了苏联建立后的社会状况,对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道路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考察李大钊对俄国革命的观察和思考,以及在此基础上对中国革命的思考,可以加深我们对早期中共领导人为何选择俄国道路和马克思主义,如何将外国的革命经验运用到中国革命实践之中的理解。

抗战记忆的建构及其价值

抗日战争为中国现代史上有重大影响的事件,关于其记忆不仅涉及战时,也关涉战后以来的中国社会。抗战记忆的建构主体有国家政权、政党势力、官方机构、社会团体、民众个人等,随时代变迁主导性建构主体有所不同。自抗战记忆产生以来,就其建构方式而言,从实体与虚体方面可分为物化空间、纪念活动、历史书写。中国抗日战争留下相当宝贵的历史记忆,其中不仅有屈辱的记忆,也有中华民族奋起的抗争记忆、和平记忆与复兴记忆。抗战记忆影响至国际、国家、民族、社会等各层面,包括利用抗战记忆促进国际和平、塑造国家认同、凝聚民族精神、进行社会动员。从理论层面全方位观察抗战记忆将有助于当前历史文化的传承,以及中华民族光荣历程的展现。

青年与时代:改革开放以来五四纪念话语的演变

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史上发生的重要事件,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五四纪念与诠释。改革开放以来不同历史时期五四纪念话语皆能顺应时代潮流。改革开放之初纪念话语围绕青年应为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服务展开。20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进入关键期,纪念话语强调青年应投身改革开放,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而奋斗。进入新世纪,改革开放已取得明显成效,国家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口号,纪念话语宣扬青年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梦",纪念话语重点宣扬新时代中国青年应将中国梦作为追求的理想,并为之奋斗。五四纪念皆能紧跟时代要求,为实现伟大目标服务。

论杨度的“中华民族”观及其历史地位

"中华民族"这一观念经历过从提出到确立、再到被各族人民普遍认同的演化过程。清末是"中华民族"的提出阶段,梁启超是这一观念的最早提出者。继梁启超后,杨度又在《金铁主义说》一文中对这一观念作了进一步阐述。针对杨度的《金铁主义说》,章太炎写了《中华民国解》一文。与梁启超比较,杨度更强调文化认同对于"中华民族"形成的重要意义和现实中汉、满、蒙、回、藏五族的交往与融合。与章太炎比较,杨度更强调文化而非血缘在"中华民族"亦即汉民族形成中的作用,实际上他和章太炎对是文化还是血缘在民族形成中的作用更重要一些的强调,是与革命派和立宪派不同的民族建国主张联系在一起的。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一文中提出的"五族合一""五族一家"论是武昌起义后提出的"五族共和"主张的重要思想渊源,而"五族共和"的提出并发展成为中华民国的建国方针,对"中华民族"观念的最终形成产生过重要的促进作用。

历史记忆与社会动员:抗战动员中的“文天祥”记忆

"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社会各界为应对国难,从传统历史资源中发掘出民族英雄记忆进行社会动员。文天祥作为抗元典型人物被从历史记忆中挑选出来鼓舞社会民众,相关事迹不断地被叙述和重复。南京国民政府和社会各界共同建构出爱国、不屈不挠、成仁取义的"文天祥"记忆。"文天祥"记忆成为各种文化创作的对象与主题,通过传记的编撰、戏剧的书写、诗文的选辑、电影的拍摄等得以唤醒和诠释,从而达到抗战动员的目的。历史教育中也积极利用"文天祥"记忆,教科书与教学读物广泛运用和宣传文天祥的爱国精神,或选编文天祥英雄事迹供学习,或选录文天祥诗文供阅读,师生们从中获得爱国情感。"文天祥"记忆成为政治宣传、文化创作、历史教育的重要素材,以为抗日战争这一当时最大的现实政治服务。

从“理势”互动到“体用”二分:以清代中后期读书人的世界观转型为中心

支配中国社会千余年的"天理"世界观在清代中后期的瓦解,与嘉道年间读书人在经学框架下重新思考"理势"的问题密切相关。无论是今文经学、理学抑或经世之学,都在试图重新回答何为"理"与"势"以及如何重新诠释"理势"关系的思想命题。从庄存与到张之洞,他们对于"理势"与"体用"问题的理解和实践,拓展了朝野各界因应时势的理论视野,也形塑了当日读书人世界观转型的历史进程。在传统经学的思想范畴中,"理之是非"的刚性价值原则,开始在"势之利害"的现实主义和世俗逻辑面前败退。读书人以更具权变和实用性的思路,消解传统儒家德性与现实制度实践的价值关联。正是基于对"理势"关系及其诠释策略的内在调整,清代中后期的多元思想"内变",既是对传统"天理"世界观修正与扬弃、推陈而出新的过程,也由此埋下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伏笔。

“势生理,理生道”:《康子内外篇》的学术立场与政治态度

面对19世纪末期的内外危机,晚清儒学的话语、命题和义理出现了一系列新的转化。从学术立场上看,康有为所著《康子内外篇》虽然围绕理学的诸多命题与概念展开,但在理学思想基础之上又展现出作者独特的诠释。首先,"理势互动"的思想关系逐渐向"由势生理"的现实策略偏转;其次,传统的"当然之理"以及赖以穷究"当然之理"的知识体系与知识生产方式开始改变。因此,通过重建世界观与知识谱系,以新的义理整合传统儒学的诸多理念,成为康有为思考"理势"关系的重要目标。从政治态度上看,《康子内外篇》虽然多从哲学论述入手探讨政治理念,但康有为思考的中心,首先仍是从"势"的角度表达对于"圣王经世"的推崇;其次,康有为的确主张君主"善假权术",但其根本意图在于通过"君权独尊"的政治强力,以实现"酌古今之宜,会通其沿革,损益其得失"的"开塞之术"。《康子内外篇》在学术立场与政治态度上的"守正出新",使之成为康有为主导的维新变法的重要思想先声。

抗战时期“忠勇”观念的政治化

"忠勇"本属中国古已有之的概念,"九一八事变"后突然繁兴,显然源自马占山和十九路军等英勇抗日事迹。"忠勇"抗日事迹成为社会各界颇为关注的对象,并渐次上升为国家意志。国民政府试图利用制度法令掌控"忠勇"话语,"忠勇录"的编撰形成系列"忠勇故事",并进行分门别类的逻辑处理。"忠勇"形成"国民党党员守则"等文件中的"忠勇为爱国之本"表述,体现出国家意图,逐渐成为政治观念。"忠勇"观念的政治化表明国家控制手段加强,将之上升为国家标准以衡量社会行为,也体现出国难之际确实需要类似的精神动力,"忠勇"观念拥有较广泛的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