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慈善组织公信力的法律形塑——基于财务规制的考察

慈善公信力在慈善事业发展中具有重要价值,它是慈善组织赖以存在的基石。随着民国时期慈善立法活动的展开,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都颁行了一些有关慈善组织财务制度的法律条文。这些慈善财务规制,既规范了慈善组织的财务管理,也强化了慈善事业主管机关的监管职能,有助于提升慈善行为的效能,获得社会各界的普遍信任与认可,塑造良好的公信力。通过《上海市慈善团体会计规程》文本分析的微观考察,并结合其实施情形,可知财务规制是民国时期慈善公信力进行法律形塑的重要内容与途径。

鉴古知今,泽被后世——评慈善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中国慈善通史》

中国慈善事业与慈善思想源远流长,从传统走向现代已历经数千年之久,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慈善活动和慈善文化伴随着朝代的更替、社会的变迁,绘制出一帧帧川流不息、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成就了我们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底色。

中国慈善的传统与现代转型

中国慈善演进过程中,存在传统慈善、近代慈善、当代慈善三种类型,经历了近代与当代两次历史转型。传统慈善是一种养济型慈善,无论外在形态还是内在理念,均与农耕社会相适应,体现了对儒家大同世界的理想追求。传统慈善的近代转型,并非自身发展结果,而是千年未有变局的时代要求。近代转型后的中国慈善,开始从养济型向教养型转变,但也表现出一种夹杂新旧、兼具中西的"过渡时代"特征。中国慈善的当代转型则正式起步于21世纪初,目前尚在进行之中。当代转型之际的中国慈善,出现了全新的事物与观念,但仍保存着部分传统习惯。梳理中国慈善的传统历史与两次转型可知,中国慈善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其理想目标在于,维护社会秩序的良性运转,其对于推动社会文明进步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中国慈善事业七十年发展探究(1949~2019)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慈善事业从停滞沉寂到逐渐复苏,再到快速发展,继而渐趋繁荣,并在改革开放四十年中逐步进入当代转型阶段。当代中国慈善事业的全面发展,主要表现在社会捐赠大幅增长、慈善组织日渐增多、慈善活动范围扩展到社会公益领域、慈善立法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互联网慈善异军突起等多个方面。与此同时,也面临外部困境与内在问题的双重挑战。外部困境包括行政介入过度、法律政策环境不友好、社会道德绑架、慈善供需失衡;内在问题主要表现为慈善事业的异化和发展不成熟两方面。中国慈善事业的未来走向,既要突破现有理论认识桎梏,也要完善具体实践方式,并坚持"民办官助"的方向。

海外潮人慈善事业发展述论(1860—1949)

近代海外潮人慈善事业的兴起由潮汕区域环境与南洋潮侨群体及其他内外因素共同决定。从覆盖范围来看,分为潮汕侨乡慈善、移居地慈善及潮汕以外中国其他地区慈善等三大板块。从慈善内容来看,分为以救生殓死为核心的慈善救济和以教育、医疗及其他公共建设为中心的公益活动等两方面。历史流变之间,海外潮人慈善事业从传统“养济型”慈善转向近代“教养型”慈善,也保留下传统慈善的诸多与观念做法,形成东西、新旧交错并存的慈善事业格局。

民国前期《捐资兴学褒奖条例》述论

1913年,民国北京政府颁行了《捐资兴学褒奖条例》,这是近代中国第一部慈善捐赠方面的专门法规。它的出台既与辛亥革命后社会环境息息相关,也反映出新式教育发展亟需完善相应的法律体系。《捐资兴学褒奖条例》的主要内容包括调整规范对象、捐资兴学褒奖标准、给奖办法等方面,初颁后又三度修订相关条款,内容稍有变更,渐臻完善。为推进条例施行,中央和地方政府还采取了一系列举措,诸如确立行政执法主体资格、出台具体的实施办法、规范与完善执法程序等,从而使其在民国前期得以顺利实施十余年,后为南京国民政府所继受。从成效上看,该条例激发了民众的慈善捐赠热情,使得捐资人数和款额总体呈增长趋势,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国教育事业尤其是基础教育的发展,改善了办学条件。

明末同善会流播考

明末同善会在中国慈善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与极其深远的意义。由于高攀龙、陈龙正的倡行,同善会首先在江南地区流布开来,万历、崇祯年间苏州府吴县、昆山及太仓州先后由地方官绅创设此会,并频施善举。尔后,夏允彝出任长乐县知县,亦将同善会由江南地区传衍、移植至福建,拟订《同善会议》,“与保甲相翼而行”。与此同时,南北诸省有些世家大族,如无锡华氏、吴江叶氏、太仓王氏及山东曹县武氏、乐安孙氏等,皆曾倡行同善会,赡贫族,赈饥民,以化民成俗,维系地方社会安宁。明末同善会的流播,可谓“千古善事只是一道同风”,从中也映照出明清鼎革之际士人经世济民取向的一个侧影。

晚清时期科举宾兴的变迁

宾兴是清代地方社会捐资襄助士子参加科举考试的公益组织及专项经费。晚清时期,为应对时代变局与救亡图存,清廷对科举制度进行了若干改革,以选拔出匡时济世之人才。作为清代科举制度的伴生物,宾兴也因国内外时局变化而发生由缓趋急的变迁。在废科举前,南北各省宾兴首先受到太平天国运动等战事的冲击。有些宾兴损毁严重,被迫停顿解散;也有些因参与或承担地方公共事务,成为地方社会的权力机构。战后,宾兴得到较快恢复与发展,但也因日久弊生而遭诘责,晚清义赈兴起后遂出现移宾兴助赈之议。自维新运动改书院为学堂,宾兴逐渐移作他用,被提充学堂经费或购买书籍等。停废科举后,宾兴发生了急剧而显著的变迁,或改设新式学堂学校,或改为津贴、奖学金继续资助学生,或为学务公所、劝学会或教育会等地方教育行政机构团体接管,或被挪用侵吞,最终彻底消亡。晚清科举宾兴的变迁及其多舛命运,折射出近代中国复杂的时局变动与地方社会权势的转移。

梅兰芳与民国时期的慈善义演

慈善义演是近代都市兴起的一种娱乐文化现象。民国年间,京剧"四大名旦"之一的梅兰芳,在其一生光彩照人的舞台艺术生涯中,曾积极参与各类慈善义演活动。究其动因,既有时代与社会的外部因素,也有其个人成长的家庭环境因素。纵观梅兰芳的演艺人生,他在民国时期的慈善义演大致经历了初始期(1912—1919年)、高峰期(1920—1939年)、复归期(1945—1949年)三个阶段。从筹募善款的目的与用途,其慈善义演活动大致可分为爱国救亡、赈灾济贫、助医兴学等三类。梅兰芳的慈善义演活动,在某种意义上,可为中国近代慈善义演兴起、发展与衰微全过程的一个缩影,也是透视近代慈善义演发展演变的一个典型样本。

共赴国难:卢沟桥事变后平津地区的慈善救助——以世界红卍字会为例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世界红卍字会中华总会联合北平、大兴、天津三处地方分会迅速在平津地区进行慈善救助。世界红卍字会总会及分会先后成立了救济队、临时医院与收容所等设施,一面着手善款募集,一面随战事情势开展急赈、冬赈、难民妇孺的救护与收容、尸体掩埋、医疗救治。经过近三个月紧张施救,世界红卍字会的战区慈善救助业绩显著,数以万计的难民妇孺得以浩劫余生,数百具尸体得以安息九原,避免了瘟疫的流行。世界红卍字会虽是一个秉持救灾恤患宗旨的中立性慈善团体,而在民族危亡之秋,也基于民族主义情怀,共赴国难,慨然担当,积极开展战地慈善救助,为抗战贡献了一份力量。

长沙会战期间中国红十字会的战地救护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红十字会作为以“博爱恤兵”为宗旨的全国性慈善组织,慨然投身于各战区的救护工作。1938年春,中国红十字会在汉口救护委员会基础上组建了救护总队部,专门负责战时军事救护。1939年至1944年,日军屡屡大举侵湘,国民政府在湖南正面战场先后组织了四次长沙会战。在这四次会战中,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第九大队各队队员随军奔驰于前线阵地,秉持救护与防疫并重的理念,积极开展战地救护与防疫工作,为各次长沙会战及持久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独特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