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地方志非结构化文本数据特征的模型设计要素探究

地方志综合记录一地各方面的信息,内容广博繁杂,但不同地方志文本之间没有一定的结构规律。数字方志是地方志事业的发展趋势和方向,要充分挖掘地方志蕴含的巨大能量,必须引入数据治理的方法和步骤,对地方志文本深入开展数据分析,其中尤为关键的是对地方志文本内容中的地情要素进行模型的设计与构建。通过数据建模的手段展示丰富的地情信息资源,相对于地方志非结构化文本的数字化加工具有降维度层次的赋能优势,拥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但当前地方志数据模型设计与构建仍需突破理论边界和现实条件约束。经过结构化和智能化处理的地方志数据模型,必将源源不断地推动地方志事业高质量发展,助力数字文化产业融合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和国家数字战略注入方志活力。

特色志编纂应注意的几个问题--以湖南省特色志丛书编纂为例

本文以湖南省特色志丛书编纂为例,探讨了特色志的概念,编纂特色志要遵循的基本要求和原则;结合湖南省特色志丛书编纂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应对措施,从特色志的志书名称和篇目框架、记述内容和写法等方面进行剖析,强调要跳出地方综合志书的编纂思维,在篇目框架、内容、写法、文字上求特,尤其要突出“著名”和“特色”的内涵,达到以简驭繁、文约事丰、便于阅读、利于传播的目的,最大限度发挥地方志的作用。

在建设现代化新湖南中彰显方志人新担当

“志属信史”,地方志是中国特有的记载一定区域内的自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有效载体,蕴藏“修志问道,以启未来”的丰富内涵,具有“存史、资政、育人”的独特功能。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高度重视修史修志”“只有加深对历史的掌握和理解,才能‘以古为鉴,鉴古知今’”。作为地方史志的记录者、传承者、宣传者,湖南方志人要自觉担当为党立言、为国存史、为民修志的时代使命,在建设现代化新湖南中彰显新担当。

方志的宋代发展分期

宋代是学界普遍认为的方志初步定型时期。官方确定的文化形式由宋初的图经转变到图志,再转变成方志,其发展过程极为曲折,涉及社会阶级力量对比、时代文化背景、思想学术传承、方志编纂目的变化等社会各方面综合因素。本文试图通过对两宋期间方志各发展阶段,即准备期、突破期、融合期、定型期等四个时期的定性分析,系统探讨方志的成型轨迹。

从自然灾害志的实践谈新冠肺炎抗击志的编纂

自然灾害是地方志记录的传统对象之一,旧志有灾异志,近年来地方志部门先后编纂了《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志》《特大龙卷风冰雹盐城抢险救灾重建志》等志书。2020年,江苏先后编纂了《生命至上:江苏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实录》《泰州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实录》,为编纂新冠肺炎抗击志做出了有益的探索。编纂新冠肺炎抗击志,应树立以实用为基础的指导思想。各地根据本地抗击新冠肺炎的具体情况,可选择事件志编纂体例,其框架内容以疫情概况、应急响应、组织指挥、医疗救治、预防、复工复业等为线索,依次展开记述,也可按照综合性志书的编纂体例,坚持横分门类、分类合理、门类齐全的原则,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各个方面,准确记述中国人民勇敢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经历和取得的成就,为后人留下可供借鉴的宝贵经验。

论新冠肺炎抗击志的编纂--基于12家新冠肺炎抗击志书编纂方案或大纲的样本分析

截至2021年9月,全国已出版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实录3本、图志1本,还有9家单位公布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志的编纂方案或大纲。对这些样本展开横向研究,能为后人提供参考借鉴,促进志书编纂理论的重大进步。各地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志的名称不统一,直接影响了志书编纂的规范化,也会让具体从事疫情志编纂的人员无所适从。对此,理应站在历史的角度,在全国建立科学、统一的志书名称体系,并优化志书内容体系的构成。编纂新冠肺炎疫情抗击志,时间上应确保整个事件的完整性;空间上要突破“越境不书”的基本规定,只要与本行政区域相关的事,均作相应记述。

论地方志鉴文本信息化的“三部曲”

地方志鉴文本信息化是一项跨越计算机学科和方志学科的研究课题。目前国内的相关研究中,针对地方志数字化,信息化的研究已有较多分析文章和成果,但多数是阐述信息化对地方志的重要性、作用及需要实现信息化的地方志资源种类,有的涉及到了信息化的实现方式,但不够系统,对于地方志资源的信息化表现方式也没有进行层次化的分析,从数字化和信息化概念辨析入手,清晰地解构地方志鉴文本信息化工作发展步骤的研究内容仍较为罕见。

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的里程碑意义

新时代的十年,是极不寻常、极不平凡的十年,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这一重要论断以大历史观把握时代发展大势,充分肯定了新时代十年取得的伟大成就。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

纵向比较视野下省级综合年鉴大事记的质量管控——以《湖南年鉴》大事记编撰为例

大事记是年鉴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提纲挈领记载地区年度发展变化轨迹的作用,可以说编好大事记,也就意味着年鉴的编纂工作成功一半。多年来,全国各地的年鉴成果粲然可观,年鉴的质量,尤其是年鉴大事记的质量有所提升,但是大事记不能“千鉴一面”,还需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年度特点和地域特色,因此,年鉴大事记的质量提升仍有很大的空间。《湖南年鉴》从1985年创刊以来,历来重视大事记的编写,拥有一套不断趋于完善的编纂经验。因此,本文立足对15部《湖南年鉴》大事记进行数据统计、内容分析,探寻《湖南年鉴》大事记撰写过程中提升质量的有效途径,以期为提高地方综合年鉴编纂质量提供一些思路。

王开运:我不是王闿运

2004年,歌手王蓉出道后不久,因为多地方言“王”和“黄”的发音不分,很多人叫她黄蓉,因此创作了一首轻快的单曲——《我不是黄蓉》,一时火爆流行音乐圈。一百四十多年前,如果王开运能搞音乐创作,那他最想写的一首歌应该是《我不是王闿运》。闿运和开运同名王闿运(1833—1916年),很多人都有所耳闻,晚清举人、文学家。曾入曾国藩幕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