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人民法院职能的调整与优化——基于司法行政管理的功能定位

高级法院履行人财物管理的司法行政职能,在历史变迁过程中出现了分与合的多重轮回,功能也在不断扩充。然而,高级法院的司法行政管理功能在实际运行中,却出现了对党政机关的过于依赖,与下级法院形成了利益同盟,省院统管后可能出现三级法院的利益分化、更加"行政化",破坏审级独立,同时还需面临高级法院人员冗杂与行政机构的暴增问题。域外三种司法管理模式的经验表明,司法自治型法院管理"混合"模式在省级统管后能较好地保障审判独立。在坚持党管干部、尊重司法规律等原则的基础上,结合各省所在辖区的不同情况,在省级人大下设立多个司法区行政管理委员会,负责各区的人财物讨论与决定,同时保障人员构成来源的多样性和公开性,将司法行政管理职能交由不同部门执行等,才能实现司法行政保障审判独立运行的功能。

聚中心 抓主线 精服务 奋力书写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怀化答卷”

优化营商环境是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也是我国深化体制改革的必然趋势。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优化营商环境,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强调“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农村土地流转的再审视——以农村人多地少的基本矛盾为视角

研究目的:对农村土地法律制度缺陷和中国农村土地是否可以大规模流转进行研究。研究方法:综述文献资料进行综合分析。研究结果:现有农村土地法律制度缺陷的相关研究,无益于中国农村人多地少主要矛盾的根本解决。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目标的农村土地产权和流转改革,会产生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加剧农村矛盾和激活社会动荡。研究结论:基本保持现有农村土地制度,慎谈农村土地的大规模流转。

网络服务商中立行为犯罪化及其限度——兼议《刑法修正案(九)》第二十九条

我国当前面对网络犯罪的多发,对提供中性技术服务的网络服务商的刑事处罚呈现扩大化趋势,不仅实现了对网络服务商中立业务行为未必故意的全面处罚,还形成了共犯正犯化的处罚逻辑,更有偏向刑事化判断的思维逻辑。这种处罚逻辑,无不与网络犯罪的异化、扩大解释、无前置法等因素有关,但却多有违背罪刑法定与法治原则,影响了网络服务商业务的正常运行。中立帮助行为在德国实务与理论界讨论近一百年,其主要内容多从主观故意方面认定。在日本与我国台湾地区对网络服务商中性业务的处罚上,有偏向于限制处罚的趋势。为了兼顾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与网络服务商的正常业务,对于网络服务商的中立业务行为,只有制造不容允风险才能归责,并且不同类型网络服务商的行为容许风险应有所区别;在主观故意上应坚持网络服务商的主观确知,并结合我国司法实践的推定规则进行认定。同时,网络服务商具有提出信赖原则、合理使用、安全港条款等抗辩事由的权利,阻却违法。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改革进路——以反悔机制的构建为视角

刑罚轻缓化已成为法治国家刑事司法制度的发展趋势,随着刑事审判负荷的日益严重,我国顺势提出刑事速裁程序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对案件进行繁简分流,缩短审判流程提升审判效能是制度设立的本意。而现实中司法部门对被追诉人认罪认罚自愿性审查不足的现状,导致辩诉协商不对等,社会各界亦对程序公正提出质疑。为保证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保障被告人认罪认罚出于自愿是底线要求。但现有的单向正面的自愿性审查机制明显力不从心,无法全面保证被告人的意志自由。构建双向互补的反悔机制可对现有程序瑕疵予以补正,充分保障被告人的程序选择权。为避免反悔机制沦为形式,必须完善反悔机制的程序化设计,如反悔的提出、法定期限的设置、举证责任的明确等。并通过适用法官回避、禁止使用不利陈述、上诉权的限制等规定,让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更好的服务于刑事审判,体现司法的公平正义。

审判中心视野下刑事证卷电子化的实效及其限度

刑事证卷电子化改变了传统的文本证卷形式,使庭审证据展示更加精细化、立体化,提升了司法透明度。同时,通过庭审证卷的电子化展示,使得刑事控辩双方在庭审质证中实现"平等武装",在一定程度上扭转目前司法实践庭审质证虚化的"案卷中心主义"倾向。当然,刑事证卷电子化作为一种司法辅助手段,不可避免的存在一些问题,如作为电子存储手段可能面临保存与泄密的风险、与原始证据割裂的风险;且作为一种新型证据承载方式,受传统庭审惯性影响,其功能与效用均会受到一定影响;而在规范缺位的情况下,其效力也难以厘清。基于此,在使用刑事电子化证卷时,应当坚持控辩平等原则、适当性原则、法庭外禁用原则,借鉴国外的"经验逻辑标准"来确定刑事证卷电子化的适用标准和范围。为了保证庭审的正常进行,必须在庭审前完成电子化证卷的制作及异议审查。与此同时,建立公检法三家相互联动的统一业务应用系统,进行电子证卷存、读、取闭环设计,实现电子证卷的安全保存。

创建文明审判模式的基本构想

中国共产党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这在我国法制发展史上建树一座光芒四射的里程碑。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决定了人民法院在依法治国中,开创文明审判的社会使命。本文从培育文明审判的法官,铸造文明审判的圣殿。

案件何以具有普遍法律适用指导意义:要素识别与瞄准路径

"五五改革纲要"提出,推动将具有普遍法律适用指导意义的案件交由较高层级法院审理。深入分析具有普遍法律适用指导意义案件的识别要素,找准识别路径是此项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通过分析规范性文件、访谈总结法官经验、提炼实践案例等方法,初步描摹出具有普遍法律适用指导意义案件的轮廓。本文从目的出发,提出具有普遍法律适用指导意义案件具有替代个案请示制度的法理逻辑与体系平衡,具有社会效果、利益衡量的现实动因及统一法律适用、参与司法治理的价值目标。通过剖析案件何以具有普遍法律适用指导意义,得出此类待决案件蕴含的"公共问题"、个案中透出的共性特征、诉求"道德话语表达"以及类型化中内容与层次、"司法家族相似"等要素。在此基础上,明确"法官+合议庭+院庭长+当事人"等具有的识别责任,提出反向识别和涵摄识别两种具体识别模式,总结"案件事实"与"要素内容"价值判断的三个具体原则。并设计涉及案件适用对象、启动方式及决定作出程序的制度完善规则。

一把手如何轻松驾驭全局工作

一把手是一个地区、一个单位、一个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权力大、责任重，因此，要当好一把手并不是件轻松的事。一把手特别是初任一把手踌躇满志，工作热情高、干劲大，干好各项工作的愿望强，但有时往往事与愿违。原因何在？一是初任一把手者，领导经验不足，把本单位的情况想得过于简单，而高估了自身能力；二是单位人员素质参差不齐，思想觉悟也有高有低，不可能人人都与一把手同心同德、步调一致。

防范和处置群体性事件要强化干部的责任意识

一是要抓好教育引导。引导干部深刻认识到，工作需要斗志、激情和奉献精神，该吃的苦要勇于吃，该负的责任要敢于负。强化“祛邪扶正”教育，按照“严在平时，严在出事之前”的要求，把过去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作为案例剖析，认真吸取教训。

法律学说在刑事裁判文书的适用探析

疑难案件无法可依和裁判文书不说理是困扰审判实践的两大难题。法律学说作为一种非正式法源为两大难题的解决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权威性资源,具有较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基于罪刑法定原则,法律学说的适用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故而导致在适用方式上,隐性适用比显性适用更为普遍,隐性适用不具有相对可查的外部形式,客观上不利于被告人权利的保护和辩护权的实现。无论显性还是隐性适用,在适用上都存在罪刑法定原则与法律学说不确定性之间的矛盾,法官的“法感”不一导致法律学说适用效果各异,片面化适用法律学说等一些现实的法律问题。在法律学说适用过程中,必须走出一条规范适用之路,按照弱调节补充原则、成熟性原则和有利于被告原则适用法律学说,补强法官适用法律学说的司法义务和程序规则,并逐步完成刑事法律学说编纂工作,实现法律学说从幕后到台前的转变,才能提高裁判文书的认同度和权威性。

论公务员的服从与不服从

公务员管理中要求公务员负有服从上级决定和命令的义务，其目的是为了保证政令畅通，保证国家机关运转的统一和效率。所以，公务员有“服从和执行上级依法作出的决定和命令”的义务。但是，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因此，即使是公务员有服从上级的义务，也必须是在法治原则、依法行政原则的前提之下，公务员服从上级的义务不应当是绝对的。

多措并举 多力齐发 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诉源治理“怀化样板”

诉源治理工作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法冶思想的重大举措,是一项全局性、系统性的社会治理工程。近年来,湖南怀化法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依靠党委领导,主动融入“五位一体”的基层治理大格局,部署开展诉源治理深化行动,按照“党委领导、关口前移、一站解纷”的工作思路,构建“诉讼服务中心+人民法庭+诉源治理工作站+特色工作室”的立体化服务网络,全力推动辖区诉源治理工作实质化运行,不断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法院办公楼的灯

无论多晚下班,当你抬头看看法院办公楼,总会有灯亮着。是的,法院办公楼的灯永远是熄得最晚的,纵使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亦通明如白昼。我喜欢灯。燃烧自己,照亮他人,照亮他人前进的路。法治兴,则国家兴;法治强,则国家强。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践中的反向歧视

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对准确及时惩罚犯罪、提高司法效率等具有重要意义,但需警惕实践中潜在的反向歧视风险。一、制度实践中反向歧视的界定歧视发端于人类的认知层面,从社会的角度看,是不同利益群体间发生的一种情感反应及行为,映射到法律领域,则表现为对特定群体或个人所实施的不合理限制、排斥、侵害他人权利的行为或制度安排。

湘黔桂边区少数民族稻俗与日本稻俗的比较研究

湘黔桂交界之地少数民族稻作民俗与日本稻作民俗文化共性高,两国稻作民族民间信仰具有认祖功能、标志功能和平安心理的文化特征。同时还具有集体性、地域性、历史性、传承性和规范性。日本稻作民俗无不打上湘黔桂交界之地稻作民俗的文化烙印。源于三省交界的南方水上丝绸之路,可能是中国稻作文化最早传播到日本的主要通道之一,而湘黔桂交界之地可能是这条通道的起点。

秘密取回自己被行政机关所扣押的财产之行为性质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罪或非罪的争辩 在行政执法过程中,行政执法机关根据需要先扣押当事人的财产,然后视情况进行处理,这是一种常用的行政执法手段。而对于被扣押财产的当事人来说,绝大多数选择了等候处理或据理力争的办法。但也有少数当事人却采取了一种非同寻常的手段,即秘密取回自己被扣押的财产。他们认为被扣押财产属于自己所有,将其取回并不违法,更不会说是犯罪了。然而,问题却远远不像这些人所想的这样简单,后果也大出其所料。

在法定与人定之间——以抢劫犯罪为例论量刑均衡

司法实践表明，量刑活动会受到多个方面因素的制约，真正实现量刑的均衡，关键是在“法定”和“人定”之间达到一种协调，形成一种科学规范的模式。“法定”强调的是从规则上确立罪刑相当，同罪同案同判；“人定”则强调法官在内心确信方面追求一种正义和公平，二者的完美结合是实现量刑均衡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