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党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活动的历史贡献及其启示

毛泽东领导了我党历史上第一次马克思主义教育活动——延安整风运动,由此开创了我党开展马克思主义教育活动的先河。他开创的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全党的教育方式、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教育方法、服务于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的教育目的是对我党马克思主义教育活动的重要历史性贡献,为党内马克思主义教育积累了成功的经验。同时,也存在值得我们借鉴的教训。这些经验和教训,对于我们深入开展党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活动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论党的基本路线对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功能性价值

党的基本路线不仅决定着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总体方向,而且体现出三个方面的功能性价值:一是价值观照,基本路线确定了文化建设在社会主义建设版图中的地位,从而凸显出文化的价值与作用;二是目标导向,基本路线通过总目标的确定从而确定文化发展的目标,文化发展的目标要求文化建设必须实现以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的"文化三自"为指导;三是路径指引,党的基本路线对我国文化建设的道路进行了规定与指引,确定了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方向、目标、战略与任务。

毛泽东社会建设思想的演进及其内在逻辑

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都高度关注社会建设问题,形成了丰富的社会建设思想。毛泽东社会建设思想经历了一个不断演进并逐渐丰富的过程。深入探讨毛泽东社会建设思想演进的基本历程及规律,对于系统总结我们党社会建设思想的发展脉络,准确把握社会建设的发展大势,具有不可置疑的重要作用。

国家政治竞争与法国大革命——兼论《旧制度与大革命》对中国的启示

经由《旧制度与大革命》,托克维尔有力地揭示出了法国大革命得以发生的内在原因,然由于历史的原因或局限,他却未能深入涉及大革命得以产生的现代国家间政治竞争压力这一外在向度原因。中国与法国大革命的真正关联或瓜葛在于近现代中国革命是现代世界革命浪潮中法国大革命的一道"余波",如果没有包括法国大革命在内的西方国家现代社会革命所促成的现代国家间政治竞争压力格局,近现代中国的现代社会革命便极可能会无由产生。现代中国于现代国家间政治竞争格局中所拥有之有利处境的长远趋势表明,近现代中国革命业已完成了其应有使命,现代中国再度发生现代社会革命的现代国家间政治竞争压力这一外在向度原因业已丧失,甚或该外在向度原因对现代中国业已变得不再重要,现代中国因而不可能再出现类似于法国大革命或近现代中国革命的现代社会革命。

罗尔斯政治秩序观研究(上)——一种论纲

一方面,当下中国社会盛行着内涵源自于罗尔斯公平正义观的正义概念,代表中国社会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用内涵源自于西方文化体的正义概念来审视(甚或处理)当下中国的社会问题,可能会深刻触及当下中国现存的政治秩序,可能具有一定程度的政治风险;另一方面,代表中国社会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越来越倾向于用内涵源自于中国文化体的正义概念来审视(甚或处理)国际领域国家间的事务活动,然而,当这样做时,我们会面临一种外交困境,而该外交困境源自罗尔斯以公平正义观为内核之万民法思想对现代国际法基本原则之普适性的辩护,即对现代国际政治秩序之正当性的维护。基于这两方面的国内和国际现实问题意识,我们借助罗尔斯政治秩序观分析框架,对罗尔斯的政治秩序观(包括他的国内政治秩序观和国际政治秩序观)进行了型构,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出:罗尔斯政治秩序观的文化基础是源自于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以及罗尔斯政治秩序观所赖以为基的政治理想图景是源自于基督教经典——《圣经》中的理想社会生活。这样一种学术努力表明,我们所关注的这两方面的问题是确实存在的,这理应受到全体中国人应有的重视。

党内马克思主义集中教育活动与党的执政规律探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先后进行了七次马克思主义集中教育活动。历次集中教育活动分别针对不同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从纵向上来看,集中教育活动从未间断,从横向上来看,根据不同时期任务要求,活动的内容和形式不尽相同。从总体上而言,这一系列马克思主义集中教育活动的深入开展,在执政思维上体现了我们党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头脑的清醒思维,在执政理念上突出了我们党注重执政能力和先进性建设的坚定理念,在执政要求上符合了我们党对中心任务和时代诉求的责任担当,在执政方式上反映了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在道路、理论和制度上的自觉自信,在执政规律上彰显了我们党跳出历史周期律、对治党治国规律的不断探索和日趋成熟。

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内在结构

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内在结构,其内涵一方面是指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诸构成部分之间呈现出一种理论层级性;另一方面是指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诸构成部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指导上呈现出一种效力层级性。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内在结构能够有效应对我们党所遭遇到的实践方面的三大问题,即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外延表述问题、中国特色社主义实践的指导问题和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文化自觉"问题。

毛泽东精神研究论纲

毛泽东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实践中形成的精神风貌和精神气质。推进毛泽东精神研究,应从要素论、关系论和价值论等向度,紧紧围绕毛泽东精神的内涵、边界与价值等问题进行重点突破。

毛泽东社会建设思想中的群众观

马克思主义群众观是贯穿于毛泽东社会建设思想的一根主线,是毛泽东领导和开展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它强调: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建设的主体力量;人民群众是社会建设的服务对象,社会建设要关心群众生活,注重发挥建设服务群众的现实功能;社会建设要与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相结合,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建设路径。推进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布局重要构成的社会建设,需要挖掘、继承和弘扬好毛泽东社会建设思想中的群众观。

基于社会最不利者服务型政府的构建战略

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应当具有"社会最不利者"的视角。社会最不利者视角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重要元素现代化——建设服务型政府的一种改革战略方向:首先,建设服务型政府,政府"管什么"应该从社会最不利者的角度来定;其次,建设服务型政府,政府"怎么管"应当让社会最不利者清楚明白;最后,建设服务型政府,政府"管得怎样"应以社会最不利者满意为基准。

灰色轨迹:“洗脚妹”的就业特征与职业认同研究

"洗脚妹"的行业正规,却充满着暧昧色彩,工作辛苦,却惹人遐想连篇;可以通过获得相关资质成为正式就业者,却因种种原因不得不接受自己的灰色身份;凭劳动谋生,却承受着城市社会和乡村主流文化的双重偏见和歧视;游弋和徘徊于城市与乡村之间,来自农村,却对农村生活渐感"陌生",虽在城市,却被城市所"疏远";生活场域从乡村到了都市,社会职业从农作变成了工作制,却仍旧脱离不了社会底层和社会边缘人的身份地位。在这个职业中行走,就犹如在一种"灰色地带"中游离,职业的道路生涯划出一道深深的"灰色轨迹"。

试论新中国政党制度的正当性——一种政治哲学基础探求

中国人的政治性格既呈现出习惯于以具体家庭为轴心之暴力/强力政治的面相,亦呈现出习惯于温情政治的面相。在近现代中国社会革命后,中国人的政治性格仍具有稳定性,中国人具有一以贯之的政治性格。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传统社会所逐渐形成之中国人政治性格的表征或结果,具有深厚之历史文化层面的或人性层面的正当性。

罗尔斯政治秩序观研究(下)——一种论纲

一方面,当下中国社会盛行着内涵源自于罗尔斯公平正义观的正义概念,代表中国社会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用内涵源自于西方文化体的正义概念来审视(甚或处理)当下中国的社会问题,可能会深刻触及当下中国现存的政治秩序,可能具有一定程度的政治风险;另一方面,代表中国社会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越来越倾向于用内涵源自于中国文化体的正义概念来审视(甚或处理)国际领域国家间的事务活动,然而,当这样做时,我们会面临一种外交困境,而该外交困境源自罗尔斯以公平正义观为内核之万民法思想对现代国际法基本原则之普适性的辩护,即对现代国际政治秩序之正当性的维护。基于这两方面的国内和国际现实问题意识,我们借助罗尔斯政治秩序观分析框架,对罗尔斯的政治秩序观(包括他的国内政治秩序观和国际政治秩序观)进行了型构,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出:罗尔斯政治秩序观的文化基础是源自于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以及罗尔斯政治秩序观所赖以为基的政治理想图景是源自于基督教经典——《圣经》中的理想社会生活。这样一种学术努力表明,我们所关注的这两方面的问题是确实存在的,这理应受到全体中国人应有的重视。

坚持科学原则与思路创新评价机制

作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五路大军”之一，社会科学院在社科研究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社会科学院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各省市社会科学院，其成果评价是社会科学评价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客观公正地对社会科学院的成果进行评价，不仅关系到社会科学工作者个人的荣誉，也关系到社会科学院事业的繁荣与发展。创新社会科学院的成果评价机制，需坚持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相结合、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区别、形式评价与内容评价相统一的原则，完善相关制度设计，推进成果评价机制创新。

论人情传统的历史成因及其影响

人情原是中华文化圈中人们在进行社会交往时与对方进行情感交换的有形或无形资源,是人与人交往相处应遵循的规范或准则,亦即一种看重熟人关系、讲究个人感情、热衷人际往来、隐含期权回报的人际交往理念。人情或人情传统在中国社会形成的过程中受到了农业文明生活方式、儒家伦理文化、封建人治模式等因素的深刻影响,中国人情传统有着其特定的历史作用,比如构筑稳固的亲情伦理关系、培育温情脉脉式社会关系、维护传统社会结构的稳定等,然而,其也存在一定的负面效应,比如私利侵吞公义、人治取代法治、"外交"削弱内功等。在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过程中,必须正确处理好人情与法律、人情与制度、人情与规矩的关系,充分发挥人情或人情关系对构建和谐社会、维护社会稳定的正向作用,又有效抑制它的消极和负面影响。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社会建设思想及其启示

毛泽东在领导新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社会建设思想。以民生建设为重头,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以矛盾化解为重心,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以基层治理为重点,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是毛泽东社会建设思想的基本构架。毛泽东社会建设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重要接续,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思想的理论渊源。毛泽东社会建设思想启示我们,开展社会建设与治理要高度重视民生建设,切实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注重化解社会矛盾,努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坚持走群众路线,注重发挥人民群众在社会建设中的主体地位与作用;加强基层社会治理,在离人民群众最近的地方开展社会建设。

毛泽东共同富裕思想的渊源及其实践探索

毛泽东的共同富裕思想,理论上源自对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理论的创新发展,文化上源自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实践上源自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道路的积极探索。毛泽东对共同富裕的探索与努力,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同富裕、推进共享发展提供了理论和实践上的借鉴与指导。

论湖湘文化与毛泽东爱国思想的互动关系

湖湘文化对毛泽东爱国思想形成和发展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与此同时,毛泽东的爱国思想又是对湖湘文化的丰富和超越,两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互动关系。而要准确把握这一互动关系,最为重要的是:准确把握爱国思想演变中"变"与"不变"的关联;深刻认识爱国主义与国际利益的内在关系;正确理解国家意识与地域文化的统一性;实现"心忧天下"与"实干兴邦"的有机结合。

雷锋精神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种政治哲学视角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最终实现需要文化方面条件或文化结构条件的支撑。雷锋精神作为相较于中国传统文化之社会主义新文化因素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宝贵资源,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实现之文化结构条件中的重要一环。雷锋精神于当代中国这一新的历史时空中出场,不仅有雷锋同志之思想行为或雷锋同志之精神上的偶然性和必然性,而且有近现代中国之国际时局巨变这一大历史视野下的历史必然性。雷锋精神的生命力正奠基于它出场的这种历史必然性。

用新乡贤文化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

新乡贤文化应是对传统乡贤文化的批判性继承、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乡贤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乡村的一种表现形式。它植根于乡村社会土壤,蕴含见贤思齐、崇德向善、诚信友善等优秀文化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