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脉动的展示 学术探索的收获——2015年湖南文艺理论及文学批评研究综述

2015年湖南文艺理论研究既关注当下文艺理论热点,突出探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新发展与新内涵,又以求真的精神和开放的胸怀研究世界文艺理论的新成果与新动态,取得新的收获;文学评论既执着于经典作家作品的深入发掘,又密切审视湖南本土文学创作,既坚持传统研究方法,又不断拓展新的学术视野,总结其创作艺术的得失,书写了新的篇章。

湖南现代文学研究三十年

从现代作家作品研究、现代思潮流派期刊研究、现代文学与宗教文化关系研究、现代诗歌研究、现代文论与批评研究、现代文学学科建设及文学史的编写等六个方面对新时期以来湖南现代文学研究三十年作出总的综合论述,认为湖南现代文学研究三十年成果丰富,成绩斐然,不少学术成果具有开创性、前瞻性、重大性。

湖南外国文学研究三十五年

1978年以来,湖南外国文学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在俄罗斯苏联文学、欧美文学以及东方文学的作家作品研究、创作方法研究、思潮流派研究、中外文学比较及交流研究,以及外国文学史的编写等方面,成绩卓著,推进了湖南外国文学研究,不少成果在全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社会责任·理论思维·文学使命

先进文化与主流文学是一个国家与民族核心价值的重要支撑，也是一个知识分子社会职责的崇高使命。

感应时代精神 丰厚学术积淀——2014年湖南文学评论综述

2014年度湖南文学评论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文艺理论研究紧紧围绕时代主题,感应时代精神,对当下文艺发展起着导向与引领作用,不断开拓新的学术领地;现当代文学研究突出湖南本土作家研究,而又关注全国文学研究新动态,取得新的重要收获。湖南文学评论不仅推进了湖湘学术的积累与发展,而且对当下湖南文学创作的进步与繁荣也具有积极作用。

湖南文艺理论研究三十五年

新时期以来,湖南文艺理论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有的成果甚至走在全国的前列,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湖南文艺理论研究的发展是一个逐步从左的思想禁锢不断解放的过程,也是一个从以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主,逐步走向开放与多元的过程,西方现代一些文艺理论为丰富与发展湖南文艺理论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总体上来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始终占据主导地位,为促进湖南文学的健康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湖南戏剧影视研究三十五年

论文对新时期以来湖南戏剧影视研究的成果作了全面总结,认为湖南戏剧影视研究者们努力探讨戏剧表导演艺术,注重剧史剧种研究,关注戏剧音乐和舞台美术艺术,比较中西戏剧理论,分析评论戏剧作品,揭示其主题内涵和艺术特征以及戏剧的发展规律和前进方向,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就。

公共阐释与宽容的阐释学实践——以当代文学批评现场为观察对象

公共阐释在当代文学批评现场是一种可见的阐释行为。在当代文学批评实践中,公共理性与阐释主体的独立是公共阐释的重要前提,阐释的有效性是建立在公共理性的基本尺度上,阐释主体清醒的、理性的、自知的行为,是阐释得以在公共空间中展开的前提。文学文本的自在性包含其成长性,阐释的叠加使文本不断生长,公共阐释的多层次对话最大程度地避免了批评家的眼界限制;同时文学阐释实践中的宽容,既使阐释主体意识的自由得到充分发挥,又使文学文本得到广泛而深刻的理解,这也正是文学阐释学不同于其他阐释学的地方。

沙湾的两股理性力量及人物群像图——王跃文的长篇小说《家山》社会觉察力分析

20世纪上半叶的沙湾村,在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的动荡中,进来两股新的理性力量,它们冲击着原有的道德伦理和社会结构。一股理性力量是以留日知识分子扬卿为代表的新知识、新技术;另一股理性力量是以共产党员齐峰为代表的新观念、新制度。两股力量合力推进沙湾的改变。在不合常理的地租、赋税、徭役、杂捐的无休止折腾中,温柔敦厚的沙湾人也表现出激进的一面。这两种力量的结构也代表了当时整个中国的情形,沙湾人是怎样一步一步地完成蜕变的,小说塑造了一大批形象饱满的人物,诗意化结构对人物塑造是一种挑战,小说刻意不突出人物戏剧化的人生,而是通过平凡普通的生存状态和精神追求塑造人物。

乡村转型中的欲望书写——莫言小说《野骡子》的社会心理剖析

莫言的《野骡子》是一部反映当代中国乡村社会转型的中篇小说。小说展现了一个屠宰专业村失范的生存状态,揭示了村民的变态欲望。欲望是人基于身心的匮乏和外界的诱因而生的满足需求,包括食欲、情欲、物欲等方面,有常态和变态之分,不可简单否定,它既是一种建设性的力量也是破坏性的魁首。特殊时期的批判、运动导致乡土生活经验断裂和传统礼俗毁坏,同时现代法理不彰与本能肆虐无拘,导致人们身心的匮乏感和满足需求畸强,破坏了社会生态的平衡。小说主人公罗通是一个失败的英雄,具有乡土社会遗存的理想品性,是一种平衡社会生态的力量。失范不是解放,继承和发展优良礼俗,更有利于爱欲的解放和社会的发展。

本事批评与文学阐释:柳宗元《谪龙说》新探

柳宗元的寓言在文学史上享有崇高地位,但并非他所有的寓言都是文学艺术的佳作。《谪龙说》受到学界的关注不多,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创作时间、创作意图上,对其艺术性很少关注或干脆不予置评。从内证(文本)和外证(史实)可推知,该文是柳宗元应王叔文的要求,为时居母丧的王叔文提供声援,创作时间大体为永贞元年(805)六月至七月之间,地点在京师。《谪龙说》与时事关系密切,是政治斗争的产物,艺术性不及柳宗元其他寓言作品。由此可知,文学创作固然不能脱离它产生的时代土壤,同时还要考虑“共时性”,否则在当时的历史时空里有存在的必要,离开具体的时空就难以“再创造”,只能成为僵死的古董。

沈从文文学评价的分歧及其原因探析

沈从文文学评价长期以来曾存在重大的分歧。有人认为沈从文是一个"空虚的作者"、"没有思想的作家",然而又有人认为他是一个"文体作家"、"艺术家的小说家";有人认为沈从文是一个"粉红色作家"、"地主阶级弄臣",然而又有人认为他是中国"最伟大的印象主义者"、"短篇小说之王";有人认为沈从文只能是"名家",也有人认为他非"大家"莫属,甚至有人提出了"沈从文传统",给予其极高的文学地位。沈从文文学评价的这种分歧有其重要原因,这是由于沈从文与左翼作家及其批评家对于时代认识的差异、对于文学本质理解的不同以及人们对沈从文文学评价所使用的批评方法有异等原因造成的。

文学价值的时代性与永恒性

当下的文学,不是被认为＂趣味性,消遣性,猎奇性,实用性变得越来越突出＂,就是＂说它如何‘老龄化,圈子化,边缘化,萎缩化’了＂,原先的精英文学变成了＂大众的文学＂,过去的教化的文学变成了＂娱乐为主的文学＂,以至＂快感阅读取代心灵阅读,消遣阅读取代审美阅读＂。

公共阐释对文学精神的推动和塑造

当社会负面价值占主流时,社会怪病就会渗透到文学内部。作为有公共理性的“公共阐释”采取理性阐释、反思性阐释、建构性阐释来把控局面,通过思想探索、知识创新、情感表现的方式对文学的精神向度进行有效调节。由于阐释与文本的依存关系的多样性特征,阐释者在检验文学作品时,可以从不同方向、不同层次、不同历史时期获取信息。阐释实践中本身不变的本质——作为理解和沟通是人的本质的一部分,它的不变的本质在运行过程中自我排斥。它把那经过扬弃的理论返还到阐释实践,对文学的思想、形式以及审美进行反思,并在此基础上建构、升华和超越。文学经典作品在经典化过程中承载了这种变化和历史信息。文学经典作为个别性的一种公共性持存.它的意义需要阐释来呈现。文学经典化的历程同时也是公共阐释对文学精神产生影响的过程。

“世界文学”的成因与现代意义

歌德提出“世界文学”思想的论题，是欧洲商业变革加速了封建制度的衰落和资本主义的发展的历史产物。“世界文学”概念的渊源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古代，各民族文学的世界性交流的历史进程，导致了一种近代意义上的世界文学概念的诞生。别林斯基把世界文学思想形成的原因归之于历史发展的既定过程──历史发展必然要沿着统一、分离、再在更高阶段上统一的道路前进。人类的“普通人性”是“世界文学”产生的基础；世界正在走向综合，“世界文学”是其发展的一个必然产物。

论张栻的文学观与其文学风貌

张栻以文妨道,无意于文。然其著述丰厚,其文学思想是理学家的文学观和教育家文学观的合一,主张斯道即斯文,重视诗文的教化作用。以心性修养提升诗文品格,论文尚平和之气。其文多论尚实重行之学,论儒者之政以及品评人才,规友尚诚。表现出阐述精要、行文摇曳有致、和平含蓄的文风,是南宋理学家文章特质的鲜明反映。

作为历史诗学的“悬疑”:以《漫长的季节》为中心

近年来,“悬疑”已经成为当代文艺生活中重要的主题范畴。“悬疑”故事里,有当下都市人真实的生活感觉,呈现出当代中国崭新的历史诗学。影视剧《漫长的季节》亦典型地呈现出这种历史诗学。三人小队对于20年前碎尸案的探案故事,叠影着一位父亲的自我救赎行动,反讽、乖戾的情绪于是得到疗愈、净化;最终通过象征化、抒情化的表现,影片导向了当代历史的救赎。“悬疑”由此刻写下20世纪90年代的历史转折隐痛,影射出普通人理解历史的路径。

论周密遗民心境的文学表达与文化精神

周密宋亡后以遗民气节与笔记"巨擘"名垂于世,遗民身份与著述之间体现着非同寻常的联系。其遗民心境在词与笔记中表现出不同的风貌:词中着重抒发情志,呈现出悲愤、愁苦、隐忍、退避的历程;笔记中凸显反省意识,融汇感性与理性,将精神创伤升华为哲理思考,在反思历史和抨击现实中,多维呈现遗民心态;由词而笔记,隐逸倾向淡化,文化自救意识增强,遗民心境表现得更为冷静和理智。心境呈现的差异与词体重在抒发情志、笔记偏于叙述的文体差异紧密相关。著述充分反映了作者的骚雅人品和坚贞的遗民气节,其主题超越了文学本身而体现了特定文化的价值尺度,凝聚着民族的文化心理和时代的精神特质。

宋诗总集研究的新视野——读王友胜《历代宋诗总集研究》

王友胜新近出版的《历代宋诗总集研究》从学术史的视域对历代宋诗总集进行系统的研究,清晰地展现宋诗总集编纂在两宋、元明、清代、民国及当代等各时段的学术创获与发展历程。作者熔铸多角度、广视域的全境描述与宋诗总集的个案探微于一体,抽丝剥茧、洞幽烛微,有效地凸显了宋诗总集作为文学批评史资料的理论形态、文学与文献价值,考析了宋诗总集的编纂语境,也有力地拓宽了宋诗总集研究的边界。该著由此具有较大的理论价值与学术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