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下抗肿瘤药物临床试验中受试者访视管理的紧急应对

目的结合当前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防控形势,优化受试者访视管理,保障药物临床试验中受试者权益,降低感染风险,确保临床试验的顺利进行。方法在COVID-19疫情防控期间,对我院受试者访视进行分类调研。根据常见不良事件评价标准(CTCAE)分级、试验药物特性、统计方判定不可缺失的关键访视及疫情防控要求,探讨受试者访视管理的紧急应对模式。结果抗肿瘤药物临床试验访视指引为:访视类别一至三就近就医,类别四至七返院就医(特殊情况无法返院,允许就近就医),类别八无需返院就医。访视类别一至三(A组)访视完成率90.70%,其中72.76%获得试验用药;访视类别四至七(B组)访视完成率89.30%,其中87.75%返院访视,未返院访视者中,53.26%获得试验用药;A、B两组访视完成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访视类别八访视完成率100%。通过访视管理,有效避免了失访,且未发生与疫情相关的不良事件。结论COVID-19疫情防控期间,对药物临床试验受试者的访视进行分类管理,既可达到疫情防控要求,又能有效保障受试者权益,保证临床试验的顺利开展。

新冠肺炎疫情下抗肿瘤药物临床试验数据问题和统计分析思考

目的探讨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对肿瘤药物临床试验数据的影响和应对。方法收集疫情期间本中心197个肿瘤临床试验项目的日常工作监测记录,统计存在的数据收集问题,分析疫情对数据质量产生的影响,并提出统计学分析应对策略。结果受疫情影响,15.50%的访视未能完成,0.22%受试者脱落,23.24%访视发生超窗,6.54%受试者出现停药,4.60%的访视无法进行肿瘤评估,间接导致了39项不良事件(AE)。不同临床试验分期项目发生数据收集问题的人次比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注射类药物试验项目发生超窗人次比显著高于口服药以及注射、口服药均有的试验项目(P<0.05)。结论疫情期间发生临床试验数据收集问题较多,导致缺失值和删失值增加,出现信息偏倚等数据质量问题,需对缺失数据处理、敏感性分析等临床试验统计学方法策略做出恰当的选择。

抗肿瘤药物临床试验中受试者及研究者新冠肺炎风险控制

目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防控进入攻坚阶段,及时有效的风险防控是抗击疫情的关键。抗肿瘤药物临床试验受试者及研究者是新型冠状病毒的重要易感人群,为保障受试者及研究者的安全和权益,本文针对新冠肺炎疫情下如何更好地开展药物临床试验工作,避免受试者、研究者间新型冠状病毒的爆发性传播,结合国家卫健委《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及相关抗肿瘤药物临床试验工作指引,提出受试者及研究者风险防护措施,为疫情期间抗肿瘤药物临床试验中的受试者和研究者提供安全保障。

新冠肺炎疫情下信息化助力抗肿瘤药物临床试验质量保证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发生以来,各地陆续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严重影响了药物临床试验尤其是抗肿瘤药物临床试验的开展。一方面,部分抗肿瘤药物临床试验受试者完成访视的难度增加,导致试验数据缺失;另一方面,也给临床试验质控体系带来了极大挑战。本文以我院药物临床试验机构为例,介绍疫情防控期间信息化手段全方位助力抗肿瘤药物临床试验的持续推进,全流程保证临床试验质量的作用,以期为各机构在疫情等特殊情况下采取信息化应对措施确保试验质量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

新冠肺炎疫情下抗肿瘤药物临床试验现状与紧急应对策略

目的评价新冠肺炎对药物临床试验开展的影响,探索疫情防控突发事件下抗肿瘤药物临床试验切实可行的紧急应对策略,在疫情防控与药物临床试验按原方案进行两方面达到相当平衡。方法收集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95个城市的363家药物临床试验机构的数据,包括疫情期间机构现场值班安排调整、特殊工作流程指引发布、试验项目立项启动、受试者随访和伦理审查流程改变等,并对相关数据进行归纳汇总。结果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有318家(87.60%)机构针对临床试验正常工作流程的改变发布了相关指导原则、共识或指引;356家(98.00%)机构采取了调整现场值班人数或现场上班时间等应对措施,以减少人员聚集;335家(92.29%)机构表示当前暂缓新项目立项、合同签署、启动会召开、已启动项目受试者入组等临床试验工作;305家(84.02%)机构支持和允许处于临床试验随访阶段的受试者继续按照方案规定进行访视;289家(79.61%)机构要求研究者对受试者进行随访时须在独立诊室或场所实施;330家(90.10%)机构建议临床协调员(CRC)和临床监查员(CRA)在疫情防控期间尽量通过电话或网络与机构、研究者在线沟通临床试验相关工作;284家(78.24%)机构伦理委员会的审查工作流程有调整。本次统计共涉及1421个试验项目,其中非肿瘤项目1002项,疫情期间暂缓开展236项(23.55%)、按原方案进行357项(35.63%)、调整方案后进行407项(40.62%);肿瘤项目419项,暂缓开展52项(12.41%)、按原方案进行114项(27.21%)、调整方案后进行252项(60.14%),二者相比,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结论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及时出台抗肿瘤药物临床试验紧急应对策略,有利于疫情的风险防控和试验尽量按原定方案的开展,可为疫情期间各肿瘤专业关于临床试验开展出台紧急应对策略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抗肿瘤药物试验临床研究协调员管理模式初探

临床研究协调员(CRC)在欧美等西方医药研发强国经过三十余年发展,已成为一个相对成熟的行业,但国内近几年才作为一种全新职业出现,目前还处于萌芽和发展阶段,尚未形成一套体系完整并满足国内试验机构要求的管理模式。本文旨在对目前国内存在的几种常见CRC管理模式的优劣进行分析,以期为各机构特别是抗肿瘤药物试验机构优化CRC管理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

新冠肺炎疫情下的抗肿瘤药物临床试验药物管理

目的根据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的受试者访视改变,探索适应改变后访视管理需求的抗肿瘤药物临床试验药物管理新模式,保障试验药物安全、及时地送达受试者。方法以本中心在疫情防控期间药物管理中的实际问题以及现有药物管理模式为依据,通过分析全国疫情防控要求和本中心抗肿瘤药物特点,结合本中心2020年1月27日-2月26日疫情期间药物发放情况进行统计分析。结果统计期间需要发放药物910人次,88.5%的受试者按照方案进行给药。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GCP)药房通过制定疫情期间临床试验药物管理制度,不断完善抗肿瘤药物管理操作规程,对126人次采取了由GCP药房统一寄送药物,并为跨中心访视受试者发放药物10人次,其中在本院进行随访给药8人次,寄送药物2人次。结论试验药物管理是临床试验顺利开展的重要保证,在疫情防控期间对药物管理进行相应调整,可保证受试者按照方案要求及时使用药物,从而保障其安全和权益。

新冠肺炎疫情下抗肿瘤药物临床试验研究者的职责

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防控期间,药物临床试验的开展受到了一定的影响。肿瘤临床试验患者的治疗需兼顾新冠感染风险最小化及试验治疗不间断。研究者作为临床试验的实施者、质量及患者安全和权益的直接责任人,在疫情防控下更需担当。本文结合我院临床试验访视管理经验,探讨疫情防控下抗肿瘤药物临床试验中研究者的职责,以期为今后突发应急情况的处理提供参考和指导。

抗肿瘤药物临床试验方案违背的现状及预防策略

目的对抗肿瘤药物临床试验方案违背进行分析,了解方案违背的整体情况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措施,减少临床试验过程中方案违背的发生,保证临床试验的质量。方法对2019年1月至2020年12月本院伦理委员会审查的方案违背报告进行回顾性分析,包括方案偏离的类别、例数以及导致方案违背发生的责任主体;并比较国内外申办方的项目方案违背发生情况的差异,分析方案违背的上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加强方案违背的管理。结果共245个项目发生2768例次方案违背。最常见的方案违背类型为检查/生命体征/体格检查漏查(534例次,占19.3%),少服/多服/漏服药物(378例次,占13.7%)。38.8%的方案违背由受试者造成,其次为研究者(29.5%)。国内申办方的项目发生的方案违背较国外申办方的项目发生率高,方案违背发生时间与发现时间间隔0~648 d,均值为63 d,中位数为31 d;发现时间与上报时间间隔0~668 d,均值为225 d,中位数为127 d。结论在抗肿瘤药物临床试验过程中,通过加强培训和沟通提高受试者依从性,通过管理部门监管及激励措施提高研究者的积极性和依从性,伦理委员会采取措施加强对方案违背上报的监管,使用信息化等手段提高抗肿瘤药物临床试验的方案依从性,不断完善对方案违背的规范管理以减少方案违背的发生,提高临床试验质量。

试验用药品管理质量检查问题及解决对策

目的通过质量检查,发现试验用药品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找到解决对策,提高管理质量,提升药物临床试验管理水平,保证受试者用药安全。方法收集2021年11月至2022年10月本院承担的788项药物临床试验项目共788次试验用药品管理质量检查的问题数据,总结与分析,并提出解决措施和建议。结果从2021—2022年,药物临床试验用药品完成质量检查788次,发现存在的不合格问题33项,共计361条,其中药物的接收、储存、发放、使用、回收与退回等环节中问题发生频率最高。结论管理的各个环节都直接影响了药品质量,由此提出建立试验用药品标准化管理流程、重视人员培训、注重信息化建设等策略,提高试验用药品管理水平,保障受试者用药安全。

两种单硝酸异山梨酯缓释片在人体中的生物等效性试验研究

目的:本试验旨在研究两种单硝酸异山梨酯缓释片在人体中的生物等效性。方法:采用双周期随机自身交叉试验设计。分别给予受试者受试制剂或参比制剂(均含单硝酸异山梨酯60 mg),采用气相色谱法测定给药后不同时间的单硝酸异山梨酯的血药浓度。计算药动学参数。结果:(1)单硝酸异山梨酯参比制剂(R)与受试制剂(A)的主要药代动力学参数C max(772.95±106.68 vs.767.84±108.54)ng/mL、T max(5.78±0.81 vs.5.72±0.83)h、AUC 0-36(11219.57±1731.61 vs.10897.97±1670.59)ng·h^-1·mL^-1和AUC 0→∞(12432.67±2050.36 vs.11865.56±1937.85)ng·h^-1·mL^-1均较为接近;(2)T max经非参数检验,两种制剂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3)AUC 0-36、AUC 0→∞和C max在不同制剂间和不同周期间差异无无统计学意义(P<0.05);(4)受试制剂AUC 0-36和AUC 0→∞的90%可信区间均未超出参比制剂相应AUC 0-36和AUC 0→∞的80%~125%的范围;(5)受试制剂的C max的90%可信区间,也未超出参比制剂C max的70%~143%的范围。受试制剂对参比制剂的平均相对生物利用度F(以AUC 0-36作为评价依据)为102.9%。结论:受试制剂单硝酸异山梨酯缓释片与等剂量的参比制剂在人体的吸收速度和吸收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两药具有生物等效性。

临床试验用药品管理模式探讨及优化

试验用药品管理是药物临床试验管理中的重中之重,管理的好坏直接影响药物临床试验的质量,关系着受试者安全用药。为保护受试者用药安全,保障受试者权益和健康,保证药物临床试验质量可靠、过程可控和数据准确,规范临床试验用药品管理的各个环节如接收、保存、发放、使用、回收和退回等,探讨临床试验用药品管理模式、临床试验药房建设及管理以期优化,本文从国内目前管理模式的优缺点进行分析,以湖南省肿瘤医院试验用药品管理模式为例,介绍如何进一步优化试验用药品的管理模式,为规范化试验用药品管理提供借鉴和参考。

从研究机构视角审查药物临床试验合同常见问题与分析

药物临床试验合同是用以明确各方责任、权利和义务的重要法律文书,可有效预防和控制风险并保障试验进程的顺利开展。本文通过结合合同相关法律法规及审计制度,从研究机构视角回顾分析我院2018~2021年机构办审查的1000份药物临床试验合同,归纳总结临床试验合同制定中存在的常见问题,主要包括合同签署主体不恰当、缺漏重要条款、试验相关损害赔偿规定不明、合同争议解决规定不适、合同用语表达欠准确、知识产权约定不清晰、合同经费规定不合理及其他不对等条款8个方面。通过规范合同制定,加强人员培训,以期在保护广大药物临床试验机构、研究者、受试者权益的前提下,有效节省人力和时间,促进临床试验合同高质、高效的制定,加快合同签署流程的周期。

甲磺酸伊马替尼片在中国健康志愿者中一项开放、随机、双周期交叉生物等效性试验研究

目的评价受试制剂(甲磺酸伊马替尼片,400 mg)与参比制剂(甲磺酸伊马替尼片,GLEEVEC·,400 mg)餐后口服给药在健康成年志愿者中的生物等效性。方法采用随机、开放、单剂量、两制剂、两序列、两周期、交叉设计方法,将24例志愿者随机分为两组,单次服用受试制剂T和参比制剂R。采用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LC-MS/MS)测定血浆中伊马替尼的浓度;采用非房室模型,利用WinNonlin·7.0软件进行药动学参数的计算。结果甲磺酸伊马替尼片参比制剂与受试制剂的主要药代动力学参数Cmax分别为(2383.33±770.68)ng·mL-1、(2498.00±708.78)ng·mL-1;Tmax分别为3.00 h、2.75 h;T1/2分别为(14.23±1.9)h、(14.33±1.76)h;AUC0-t分别为(40 267.24±14 685.17)ng·mL-1·h、(41 167.68±13 947.54)ng·mL-1·h;AUC0-∞分别为(41 492.96±15 231.43)ng·mL-1·h、(42 392.65±14 397.83)ng·mL-1·h;两种制剂的 AUC0-t、AUC0-∞及Cmax经对数转换后,90%可信区间(90% CI)分别为91.77%~102.20%、91.74%~102.28%、94.46%~106.53%。受试制剂对于参比制剂的平均生物利用度AUC0-t为(97.12±1.22)%,AUC0-∞为(97.15±1.17)%,均>90%。结论受试制剂与参比制剂餐后口服给药具有生物等效性。

新冠肺炎疫情下的CRC管理模式思考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作为一种新型呼吸道传染疾病,主要通过飞沫、接触、气溶胶等多条途径传播,在人与人之间具有广泛的传播性,潜伏期一般为0~14 d,且在潜伏期内也具有传染性。COVID-19的防控措施主要包括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临床研究协调员(CRC)在临床试验的开展过程中需要与研究者、受试者、申办方密切接触,而且部分CRC工作地点不固定,管理模式不统一,这不仅增加了其感染新冠肺炎的风险,同时也增加了新冠肺炎的防控难度。因此,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如何做好不同模式下CRC的管理,降低感染风险,保证工作正常开展,成为临床试验现场管理公司(SMO)和药物临床试验机构共同面对的急迫问题。本文主要根据不同CRC管理模式的特点,结合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我院针对CRC管理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以期为特殊时期CRC的管理提供参考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