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温下大鼠死后骨骼肌及肝组织平均ATP含量变化与PMI关系的研究

目的通过研究大鼠大腿骨骼肌及肝组织平均ATP含量的降解情况来寻求一种新的推断死后间隔时间(PMI)的方法。方法利用生物发光法检测低温下(5～10℃)大鼠死后0～24h内不同时间点大腿骨骼肌及肝组织中平均ATP含量。结果两种组织内平均ATP含量在死后均迅速下降，而肝组织比大腿骨骼肌组织内平均ATP含量下降更快，其下降速度分别于死后5、7h以后趋于平缓并逐步接近于零。两组织平均ATP含量变化与PMI之间有显著相关性(P<0．01)。结论根据以上两组织ATP含量的降解对于死后一定时间内PMI推断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家兔眼球内多因素综合评价PMI的探讨

目的综合探讨死后家兔玻璃体内羟丁酸脱氢酶（HBDH）、胆碱酯酶（CHE）、谷草转氨酶（AST）、乳酸脱氢酶（LDH）四种酶的活性及角膜上皮细胞DNA含量变化与死后经过时间（postmortem interval，PMI）之间的相关性，寻求一种较准确的推断PMI的方法。方法应用全自动生化检测仪检测两组温度下（25—30℃；10—15℃）家兔死后0～54h玻璃体液四种酶失活情况以及应用计算机图像分析技术检测家兔10—15℃下死后0—72h角膜上皮细胞DNA降解情况。结果四种酶的活性在死后一定时间内各出现一个平台期，平台期后活性迅速下降。角膜上皮细胞DNA含量也随时间发生明显降解。死后玻璃体内四种酶活性及角膜上皮细胞DNA含量变化与PMI之间有显著的负相关性（P〈0．05）。结论综合死后家兔眼球内多种生化变化与PMI的多元回归方程可较准确地推断PMI。

个人信息去身份化及其制度构建

2020年3月,我国发布《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将数据纳入生产要素范畴。2020年7月,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第53届会议探讨了包括数据交易在内的与数字经济相关的法律问题。个人数据(个人信息)是数据的重要组成部分,兼具人格价值和财产价值。为了兼顾数据主体利益和数据资产价值,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规定了个人信息匿名化和假名化制度及客观合理的判断标准。美国建立了个人信息去身份化制度。长期以来,针对敏感信息的特殊性,美国在联邦层面制定了特别法案。美国《健康保险流通与责任法》规定了专家判断标准和安全港标准。2020年1月实施的《加利福尼亚州消费者隐私保护法》对包括数据利益在内的消费者隐私提供了全面的保护。我国《民法典》将个人信息纳入人格权编,初步建立了个人信息保护与利用制度。2020年10月公布的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中有关于个人信息匿名化和去标识化的规范。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应从三个方面进行完善:第一,采用“个人信息去身份化”的概念,规定“去身份化,是指个人信息去除或改变标识符无法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的过程”;第二,采用“假名化”的概念而不采用“去标识化”的概念;第三,规定“去身份化法律标准为第三人采取一般合理手段无法识别自然人身份”,即采用客观合理标准。

牙髓细胞平均DNA含量变化与PMI相关性的研究

目的探讨两组不同环境温度下(30～35℃，15～20℃)人死后牙髓细胞平均DNA含量与PMI之间的相关性，寻求推断死亡时间的一种新手段。方法应用计算机细胞图像分析技术分析人死后0～15d牙髓细胞内平均DNA含量的降解情况。结果高、低两温度组细胞平均DNA的降解在死后一定时间出现一个平台期，分别0～3d、0～6d。平台期后DNA的降解加速。统计学分析牙髓细胞内平均DNA含量变化与PMI之间有显著相关性(P<0．05)。结论利用人死后牙髓细胞平均DNA含量与PMI的关系曲线可作为推断PMI的方法之一。

水中他杀尸体鉴别的新方法

目的评价电子计算机体层扫描（CT）对他杀后抛尸入水与意外溺死的法医学鉴别的诊断价值。方法24例新西兰兔进行随机分组后分别绞死、溺死，然后浸泡于充分去氟的自来水中，于各时间点进行电子计算机体层扫描（CT）。结果（1）模拟他杀后抛尸入水（绞死）组兔肺自溶与腐败的速度明显慢于作为对照组的溺死组；（2）溺死组兔肺肺野在早期呈现典型的磨砂玻璃状改变，透亮度均低于模拟他杀后抛尸入水（绞死）组，两组有极显著差异（P〈0．001）；（3）模拟他杀后抛尸入水（绞死）组兔肺渐进式消溶，呈破渔网样改变，溺死组兔肺腐败过程中存在明显肺实变，两组差异极显著（P〈0．001）；（4）模拟他杀后抛尸入水（绞死）组兔肺气肿于肺野内弥散分布（7／12），溺死组肺气肿出现在肺叶边缘（10／12）。结论电子计算机体层扫描（CT）有助于水中尸体死亡方式的鉴定，且无须对尸体进行有创性的剖验。

论职务侵占与盗窃混合行为的定罪

该类型案件是一律按职务侵占罪定性,还是区分不同情况分别定为职务侵占罪或盗窃罪?如区分定罪,区分的标准又是什么?笔者在对职务侵占罪侵犯的客体和职务侵占罪客观方面的"职务便利"作出深入阐述的基础上提出该类型案件不应机械地一律定为职务侵占罪,而是应区分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能否直接占有犯罪对象和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犯罪过程中是否起到主要作用来综合考虑分别定为职务侵占罪或盗窃罪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