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关于历史学研究重要论述的演进、内容及贡献

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两个结合”,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伟大实践中,高度重视历史学研究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学研究的重要论述,着眼于新时代党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创新和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等重大问题,贯穿于党中央治国理政的具体实践之中,具有深刻的现实关怀,并在新时代不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日益丰富和深化。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学研究的重要论述,涵盖历史学研究的价值意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史学研究中的指导地位,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等内容,注重从中国自身出发寻找解释中国历史的答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与中国传统史学遗产的有机结合,注目于史学研究又超越史学研究本身。

晚清湖南武陵杨氏家族的学术研究与文化传衍

晚清时期,湖南武陵地区由杨丕复、杨彝珍、杨琪光、杨世猷四代人所组成的学术家族颇为活跃。这支家族于明永乐年间由江西吉水徙武陵,进入湖南后,主要以读书务农为业。从杨丕复开始,杨氏家族逐步转变为以研究、著述见长的学术家族,他们数代从学,且术业有专攻,发展出了各自不同的研究领域,在传统学术的不同门类中都有所成就。与此同时,他们重视读书、藏书,又特别注重对先人著述的收集、整理、刊布和传播,并且通过撰写、传播家传,对家族形象进行了有意识地塑造。

侯外庐的方以智思想研究及其典范意义

全面评介方以智思想,是侯外庐后期学术研究的焦点。经过他与其学术团队的持续努力,方以智被遮蔽近三百年的思想全貌得以公之于世,恢复了其在中华民族文化史上的哲学地位。侯外庐的方以智思想研究,既具有《中国思想通史》理论与方法的一般特征,又存在自身特色。不仅以社会史研究为前提,深刻剖析方以智生平悲剧的矛盾根源及内在思想张力,而且以宏通的世界历史眼光,在中西启蒙思想的对比评价中,赋予方以智思想以世界性哲学意义。侯外庐的方以智思想研究业已成为历史,固然需要“批判地对待”,但他在研究中贯彻的史学理论、方法与目标,即以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民族化来建立比较完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思想史体系,具有深远的典范意义,在今天仍能予人有益的启发。

清初湖南的文教重建与文化振兴

明清之际,接二连三的战事使湖南地方社会遭到很大破坏,长期处于动荡和凋敝之中。与其他地域相比,这一时期的湘学是比较落后的。在清初几任地方官员的治理下,湖南的文教事业得到重建,地域文化初步振兴,湘地省籍意识也逐步觉醒。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湖南不仅升格为一个单独的省级行政区,也在学术文化方面成为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推动了湘人的向学热情和湘学的进一步勃兴。

明代土司社会宗教信仰研究--以永顺土司区为例

根据史料的记载以及当代的考古发现可知,明代有不少土司区,尤其是靠近内地的土司区坐落着当时社会各大主流宗教的祭祀场所。以永顺土司区为例,当地所见的主要祭祀场所共有九座,基本涵盖了当时社会的各大主流宗教。深入研究这些祭祀场所的各类功能,能够揭示明代土司社会的信仰取向以及土司对汉文化的向化之心。

抗战前期国民政府对日外交政策的演变(1932-1935)

从一·二八事变到华北事变期间,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发生反复显著变化,主要经历三个阶段:一是1933年《塘沽协定》签订之前,国民政府对日本采取“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策略;二是国民政府在善后谈判的过程中采取妥协求和的外交政策,日本暂时停止在华北地区扩大军事侵略行为;三是广田弘毅提出“中日亲善、经济提携”的外交方针,国民政府试图推动中日和平合作、亲善提携。国民政府对日外交政策之所以如此变幻不定,主要原因在于中日两国军事力量过分悬殊,国民政府面对日军武力侵略,首先寄希望于国联调停、英美等西方列强居间斡旋,然而苏俄、英美等国并没有给予国民政府实质的军事援助,国民政府在军事上孤立无援、节节失利,转而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开始选择一条消极抵抗、妥协求和的应对之道。但由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本性,尤其是关东军挑起华北事变,中日关系急剧恶化,国民政府对日谋求和平合作的希望再次化为泡影。全民族抗战最终爆发,国民党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华民族最终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民国时期熊十力与船山学研究

熊十力的《心书》(1918)、《新唯识论》(1944)、《读经示要》(1945)等著作既反映了熊十力对王船山的学术思想的认识历程,也大体反映了民国时期熊十力对王船山学术思想的研究情况。《心书》所论王船山学术是熊十力早年思考人生与哲学关系之时对船山“道器一元”论的初步体悟;《新唯识论》则以“翕辟成变”说对船山易学之“乾坤并建”等宇宙观有继承有批判;《读经示要》以“尊生”“明有”“主动”“率性”四说对王船山学术及精神进行了总体评价,其有认同王船山学术之处,也有不认同之处。总之,因熊十力的哲学宗主、宗旨不同,其为学之道与王船山也就同趣异旨。

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战略自信及其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以坚定的战略自信和全面系统的战略思维引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他以高远的战略眼光擘画社会主义建设蓝图和目标,以深远的前瞻性谋划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划和方略,以充分的战略自信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党的领导,坚信社会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以坚定的战略定力应对艰难险阻,以敏锐的战略思维辩证分析各种矛盾,解决各种问题,团结人民,凝聚人心,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能动性建设社会主义。毛泽东坚定的社会主义建设战略自信和高超的战略战术,维护了社会主义政权,巩固了社会主义制度,揭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基本的实践逻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战胜各种风险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为坚定"四个自信"提供了科学理论遵循。

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外宣传阐释的主要内容及意蕴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当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发生曲折时,各种质疑声音甚嚣尘上。改革开放以来,为廓清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误读,凝聚社会主义建设力量,邓小平在各种对外交往的场合积极宣传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必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始终坚持独立自主与和平共处原则。立足于中国实际、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对外宣传阐释,增进了各国对中国的了解,加强和维护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国际形象,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营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更好地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也促进了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永嘉之学的性理回转——蔡节及其《论语集说》述论

活跃于宋理宗时期的蔡节,是永嘉学派传人。尽管他与朱熹后学交往密切,任职地方期间兴建书院,举荐理学人才,推动程朱理学传播,而且其《论语集说》亦大量征引朱熹之说,但他并非朱子学派成员,被视为宗朱之作的《论语集说》,实际上应是永嘉后学《论语》诠释的代表。《论语集说》在文献征引上的拓展,透露出以《论语》诠释为中心、以性理之学为本位、集诸儒之大成、续二程之“道统”的思想意图;在诠释体例上的创新,既能够充分尊重他人的研究成果,又有利于突出自己的独到观点,从而使之成为折衷诸说、自出机杼的《论语》诠释佳作;在思想义理上的融会,将永嘉之学本有的性理与事功两个面向统合到对“天理”的真知与实行,反映出永嘉后学对事功的性理回转,构成永嘉之学在南宋后期演进的重要环节。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阈下土司学话语体系的建构

土司学话语体系的建构工作是土司学理论建设中的热门研究方向。但是,由于各个学者的研究取向相异,导致土司学话语体系的建构工作长期无法统一,严重影响了土司学理论建设总体工作的推进。自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来,该理念成为了新时期民族工作的主要指导思想。这一指导思想由五大系统组成,而每一个系统均能与土司学的话语表达有着十分紧密的结合点,这为尚在建构中的土司学的话语体系提供了理论武器。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阈下建构土司学话语体系的五个组成部分,应成为新时期土司研究者的重点工作取向,只有在此背景下所建构的土司学话语体系才能更好地为新时期的民族工作服务。

明清佛教碑刻:来自基层的石刻档案和书法艺术

明清基层佛教碑刻是与底层民众的信仰和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碑刻,其内容和特点正好与学界日益兴起的以"眼光向下"的研究理念和方法相契合。同时它们又包含多元的艺术价值,不仅能弥补碑刻书法研究中存在的"历史文化缺失",也能为"民间书法"等长期争论的问题提供新的研究素材。无论在文献价值上还是在艺术价值上,明清基层佛教碑刻均是一个值得深入挖掘的宝库。

南宋庆元“伪学逆党籍”真伪考论

学界普遍认为,庆元党禁期间,南宋朝廷为打击赵汝愚及其道学支持者,曾制订颁行过一份包含五十九人姓名的所谓“伪学逆党籍”。其实不然,党禁期间朝廷确实制订过一份“党籍”,但最终并未正式颁行,且其内容亦与现存的所谓“党籍”存在差异。今天所见的“党籍”乃是李心传在朝廷所制订“党籍”的基础上重新整理的产物,其初衷在于有意识地将此次党禁与北宋晚期的元祐党禁联系起来,借助于元祐党人的声望来为赵汝愚、朱熹及道学正名,并婉转地表达对发动党禁者的批判。但李心传在记述此事时存在不恰当之处,引起后人看待这份名单时产生重重误解,韩侂胄死后的舆论环境更使这种误解得以强化,导致后世认为该名单即为朝廷所颁行之“党籍”的观点根深蒂固。

史弥远当政时期南宋对金政策之演变——从嘉定和议到联蒙灭金

真德秀等士大夫对"嘉定和议"自始至终心存不满,金朝在蒙古打击下迁都汴京,为南宋提供了变更和议的契机。围绕岁币问题,朝廷上展开了激烈争论。嘉定十年,宋金战争爆发,史弥远意欲求和,引发了大规模三学生运动,迫使其彻底放弃和金政策。嘉定十二年以后,南宋联合外部势力反击金朝。绍定改元,史弥远在对外政策上由进取转为收缩。绍定四年以后,金朝进一步衰弱,忠义军也投向蒙古,外部局势完全向有利于蒙古一方倾斜,无奈之下,南宋只得走上了联蒙灭金之路。

试论史弥远对其执政合法性的塑造——以嘉定宝玺事件为中心

嘉定年间,蒙古的崛起改变了原先宋、金、西夏三国并立的稳定格局,令未来局势走向变幻莫测。为寻求因应之道,南宋朝野上下围绕着内外政策展开了激烈争论,作为宰相的史弥远及其所奉行的"安静"之政,不断遭受抨击。嘉定十五年,他利用蒙古归还徽宗宝玺的契机,策划了一场隆重的受宝典礼,意图借此改变人们对于南宋处境的认知,弥合朝野分歧,维护政局稳定,进而塑造其长期执政的合理性。

宋理宗继位问题再探——以赵竑与史弥远之矛盾为中心

嘉定十三年景献太子去世,史弥远失去了政治上的保障,他刻意仿效高宗从旁支宗室中遴选继嗣,希望将理宗立为皇子,未能成功,导致与赵竑矛盾的尖锐化。为保全政治前途,史弥远再次拥立理宗,利用宁宗遗诏成功将理宗扶上皇位。宁宗虽将赵竑视作唯一继承人,但他未能意识到将赵竑立为太子的必要性,为史弥远的废立留下了空间。

既用且防:史弥远与衡山赵氏家族关系考论

衡山赵氏家族的崛起,很大程度上缘于同权相史弥远的密切关系。官方史书中出于为贤者讳的目的,刻意淡化了史弥远在赵氏家族兴起中的作用。赵方执掌荆湖长达七年,成为史弥远掌控地方的重要工具。不过,赵方在京湖的长期经营也引起了史弥远的警惕。赵方死后,史弥远不失时机地将其子赵范、赵葵以及其他许多部属调离京湖,消除了赵氏家族在荆湖的根基。史弥远对赵氏一族的驾驭体现出既用且防的鲜明特点。此外,从对赵方的任用中可以看到,史弥远在用人上既有任人唯亲的一面,亦有选贤任能的一面,这当构成了其得以长期专权的重要原因。

南宋“中兴”涵义考

在南宋,“中兴”一词有两种含义:一是指赵宋政权的重建,这一过程在高宗应天即位后便告完成,高宗也因此获得“中兴天子”的美誉。二是指恢复旧疆,这一意义上的“中兴”终南宋一朝始终未能实现。绍兴和议签订后,高宗与秦桧君臣曾试图修正“中兴”的内容,淡化对恢复中原的要求,但为时较短。孝宗以后仍将恢复旧疆视为“中兴”理想,而对本朝多定位为“小康”。可见,即便是在南宋这样国势较弱的朝代,也未能改变人们对国家统一的追求。

舜帝:仁爱至孝,以德化人

人文视界舜帝被后人评为“二十四孝”之首。舜幼年被父亲瞽叟和继母壬女虐待,但他从不计较,始终顺事父母;他宽待欲置他于死地的同父异母弟象;他珍爱深明大义、帮他共渡难关的妻子:娥皇和女英;他礼让邻里乡亲,造福四方百姓。他高尚的品德使他成为众望所归的部落首领。《史记·五帝本纪》云“天下明德皆自虞舜始”。

“第一届抗日战争军事史暨湖南抗战学术讨论会”综述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抗日战争纪念网主办的“第一届抗日战争军事史暨湖南抗战学术讨论会”于2017年11月4—5日在湖南衡阳举行。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等地的70余位抗战研究专家、青年学者、志愿者、抗战老兵代表参加了会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章百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王奇生、原湖南省政协副主席刘晓、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巡视员夏远生、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贺培育、方先觉将军之子方庆中、抗日战争纪念网总编何誉军、《抗日战争研究》主编高士华、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戚学民等人在开幕式或会场讨论中都指出，湖南抗战在抗日战争中有着重要的地位，湖南人民为抗日战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会议主办方遴选出20篇论文，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与会专家、学者进行了五个场次的专题讨论。现将会议论文简要综述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