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创新还是污染转移:环境规制效应文献综述与协同减排理论展望

环境规制下经济发展与节能减排双赢问题一直是政府和学界关注的焦点问题。本文从环境规制效应出发梳理绿色创新和污染转移文献,并从中揭示二者之间割裂的原因,提出产业链跨区域协同创新是跨越创新门槛的主要路径。最后,利用演化经济地理理论,提出几点跨区域协同减排研究重点与理论展望,以期为环境规制下跨区域协同减排研究提供理论支持与可行方向。

生态文明视角下我国环境危机成因分析

我国环境危机成因的复杂性,成为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环境治理路径选择的一个难点。准确界定我国环境危机成因中的主要因素,成为环境治理成败的前提。深入分析历史与现实,可以认定目前我国环境危机的成因主要包括近代列强入侵、全球产业链体系中的生态帝国主义行为、粗放型发展方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资本逻辑的存在四个方面。我国环境治理应从化解这四个环境危机成因入手,从全球环境新秩序的构建、资本逻辑和异化劳动的消除、生态生产力的培育、生态文化的创造方面来努力推进。

产业转移、专业化分工与跨区域协同发展研究——以粤湘赣桂为例

利用地区专业化分工理论与方法,选择广东(粤)、湖南(湘)、江西(赣)、广西(桂)为研究对象,以2006—2015年制造业2位数统计数据为基础,进行产业转移与地区分工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广东产业转移降低了四省份的分工水平,地区间产业同构较为突出,跨区域产业链构建处于初期阶段;第二,制造业整体呈空间扩散趋势,但资源和低技术产业扩散速度高于中高技术产业,一些高技术行业进一步向发达地区集聚,同时,大多制造业都指向广东市场,表现出产品内分工转移特征。

我国区域产业转移中“碳排放转移”及“碳泄漏”实证研究——基于2002年、2007年区域间投入产出模型的分析

全球化贸易下国际产业转移"隐含碳排放"、"碳转移"以及"碳泄漏"等碳污染效应已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与研究。然而,我国目前正处于沿海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关键时期,区域间产业转移导致的相关碳污染研究并没有得到相应关注。文章根据投入产出原理并结合中国2002年、2007年区域间投入产出表基本数据,对中国八大区域间以出口和消费为导向的产业转移规模、流向和行业进行定量测评,并与2007年中国分区域分行业碳排放系数结合,以考察区域产业转移带来的"碳排放转移"和"碳泄漏"效应,并进一步探讨产业转移对区域碳排放的影响问题。所得结论是,通过东部沿海产业转移,西北和东北等地区成为碳排放转入和碳泄漏重灾区,京津和北部沿海等地区则表现出产业转移碳减排效应,因而产业转移对不同区域碳排放的影响存在差异,表现出西北、东北等地区影响较大而东部沿海、京津等地区影响较小。因此,更为严厉的环境规制和差别化区域减排政策的制定迫在眉睫。

污染产业区域间转移与中部地区碳转移空间特征及启示

采用2002、2007年区域间投入产出数据和分区域分行业碳排放系数,通过构建产业转移模型,通过数理测算,得出13个污染产业的区域间产业转移、碳转移及中部地区行业碳转移量,以此发现中部地区产业转移是否造成碳污染转移。结果显示:①中部地区正成为产业转移与碳转移的活跃地区,体现出产业转移与碳转移大量"转出与转入"并存局面,即消费型产业向东北、京津、北部沿海、南部沿海、西北、西南地区转出,同时,承接来自东部沿海、南部沿海等出口型产业,"承东启西"区位中转站特征明显;②产业转移并不是碳污染转移的唯一原因,产业转移碳减排效应也是有差异的,如北部沿海、南部沿海表现出产业转入的碳转出特征(碳减排效应),西南地区则相反(碳泄漏效应),这与转移的行业有密切关系;③从中部地区行业分析来看,采选业、化学工业、电热煤水生产供应业、金属与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五个高碳行业既是产业转移的主要行业(尤其是消费型产业转入),更是碳转移的主体,其他8个制造业虽然产业转移量(尤其是消费型产业转出)较大,但占据的碳转移量微乎其微;④减排仅依赖单个区域是不可能实现的,跨区域协同减排机制及全国层面的重点行业监管与研发机制等亟需建立。

区域房价空间与时间扩散效应的实证研究

为探讨区域房价的空间与时间扩散效应,本文综合运用空间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和局部线性投影法得到全国范围及东、中、西部地区房价的空间脉冲响应函数,这恰是传统计量模型与脉冲响应函数无法实现的。实证结果表明,在东部地区内,空间扩散效应(持续三个季度)与时间扩散效应(持续六个季度)同时存在,而在中、西部地区只存在时间扩散效应,分别持续五个季度与两个季度。与传统实证结果相比,在考虑了房价区域相关后,体现经济基本面的各变量对房价的影响在时间长度和大小程度上皆变弱。

全球贸易中隐含碳排放的测算、分解及权责分配--基于单区域和多区域投入产出法的比较

本文在国际碳排放转移"消费者负责"的原则下,利用多区域的世界投入产出表对世界各国的出口碳排放量进行测算并结构分解,从碳排放技术、投入产出技术、出口结构和出口总量方面解释了同一时段影响各国出口碳排放增长路径的不同原因。利用单区域投入产出法的"国内技术假定"和多区域的世界投入产出法下不同进口国投入产出系数和碳排放系数,分别就中国对38个国家的进出口碳排放量进行测算,比较了中国与特定国家虚拟进口排放(单区域投入产出法下)和实际进口排放(多区域投入产出法下)之间的差额,并对误差额进行结构分解,同时从进口国碳排放强度差异、全球分工的嵌入程度差异等方面解释了按不同投入产出计算的碳排放差异的原因。

自由贸易下要素禀赋、环境规制和中国制造业的空间集聚

环境规制要素、研发要素以及出口市场要素的交互作用项对产业集聚的影响最大。环境规制交互作用项同时导致污染产业和清洁产业集聚,外资流入污染产业强度大于清洁产业,污染天堂效应产生。中国出口市场要素交互作用项对清洁产业集聚的影响远远大于污染产业,即中国出口的是清洁产品而非污染品。

环保政策、贸易政策和知识产权保护政策能协调一致吗?

通过构建模型,探讨污染税、绿色关税和知识产权保护税之间的不同的政策组合对企业减污投资、产出水平和世界环境状况的影响。分析表明,不同的政策组合会产生不同的治理结果,包括:污染产业在全球的分布和转移、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减污R&D投资上的积极性、各国及世界总产出水平和世界的总体环保状况。同时,本文还分析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企业面临不同的成本差异时所带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