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湖南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的建构思路与框架

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是客观评价的基础。法治湖南建设评价既是对建设进程也是对建设效果的评价,因此,应以分解、细化和量化《法治湖南建设纲要》的精神实质为出发点,保证党委和政府、专家、社会公众对评价过程的参与性,从基本举措、客观成效和主观感受三个维度建立评价指标体系。

法中两国不动产征收制度的比较研究

对不动产征收必须出自公共利益的目的,法国与中国的规定并不具有原则性差别,但法国的不动产征收中公共利益的调查等一系列程序,公共利益界定标准的确立以及司法权的有效介入等措施有效保障了不动产征收符合公共利益的目的。而我国不动产征收相关规定的欠缺,程序设置不科学与操作的不规范等难以有效保障公益征收的正当性,这些需要我国对此加以改变。

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公职人员职务犯罪案件分析——以纪检监察与诉讼程序的衔接为中心

以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公开涉及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公职人员职务犯罪的刑事判决书为样本,对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公职人员职务犯罪的基本特征及以纪检监察与诉讼程序衔接为典型的案件审理实践状态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作为特定主体类型职务犯罪,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公职人员职务犯罪近年来持续发生,其犯罪发生和发展变化规律与我国旅游产业发展存在较强的相关性。在该类职务犯罪诉讼中,也体现出纪检监察与诉讼程序衔接方面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从轻处罚情节的认定争议及纪检监察程序中所获得证据的合法性问题等,导致纪检监察机关的介入并不一定能有效实现其提升职务犯罪案件审理效率之目的。

市场化进程中法治水平影响经济增长的区域差异性——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研究

本文采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指数、债权人保护指数衡量法治水平,以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基础,建立省级面板数据模型考察1997~2009年中国市场化进程中法治水平影响经济增长的区域差异性。研究发现,中国法治水平存在东、中、西部区域差异,东部的法治水平明显高于中、西部;法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中部地区的影响最大,东、西部影响相对较小。1997~2009年市场化改革对经济增长影响显著,虽然法治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小于市场化进程,但法治的提高确实能促进经济增长,这在一定程度上反驳了"中国之谜"。本文的研究表明,法治水平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虽然各地区存在一定差异,但总体效应为正。

法治中国建设评价实践的源流、经验与展望

1997年之前的法治建设评价以目标责任制为形式,依附于政绩考核;1997年至2005年为法治建设评价的宏观设计阶段,立法后评估成为新的形式;以余杭法治指数的出台为标志;2005年之后法治建设评价进入全方位、地方实践的阶段。法治建设评价实践表明,法治中国建设评价宜采取体制性的路径,为"五位一体"的全方位评价,从服务于政绩评价走向独立的评价,从以内部法律责任为保障走向以政治责任为保障的评价。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的矿业用地制度取向

矿业用地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是明晰界定政府与市场的分工。矿业用地的主要对象是集体土地,征收集体土地后统一实行国有化供给的制度应当变革。创建土地物权的"二元状态结构"理论,以确立土地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集中于明确归属物权与发挥利用物权两个方面;政府在前一方面必须退出市场而在后一方面必须加强管制。集体土地不改变所有权性质的前提下由市场直接供给,政府管制土地利用物权的准入。

劳动者权独立于劳动权的法治价值

准确界定劳动关系中的权利结构和属性,才能公平地保护劳资双方的权益。现行劳动立法以改变"弱者"和"从属"地位为主要方向,既对资方不公平又难以保护劳动者,而且导致政府管制越位与缺位。重构"劳动权"理论,将现代劳动关系的权利内容按逻辑结构分为劳动权和劳动者权:经济性劳动权是以平等、价格为前提的"动态"财产权,由自主、诚信的民法调整;社会性劳动者权是以公民身份为基础的"静态"人身权,由强制、单向的劳动法调整。生产的外部性导致市场保护劳动者权失灵,市场不足是政府公权力监管的必要条件,保护劳动者权利是劳动立法的主轴。

矿业安全与健康法应突出人权保护

矿业安全与健康法应以保护劳动者人权为根本目的。矿业安全法的调整对象是矿业开发的劳动场所安全,其调整范围包括勘探、开采以及选矿等矿产开发行业。应区别经济性的生产安全与社会性的劳动安全,即安全为了生产与安全为了职业的区别。立法集中保障场所劳动安全而不是生产安全,并拒绝夹带生产安全目的。以保障人权为根本目的的劳动安全,必须与劳动健康结合而整体立法;供给场所安全与健康的准公共物品,市场失灵而依靠政府管制;构建风险预警防控机制,事前控制安全风险的形成;实行严格责任制度,内化成本确保矿山企业提供安全与健康条件的激励性。

数字货币国际监管的法律秩序构建

数字货币的技术风险、国际流动性风险和国际利益冲突风险,各国难以独自监管,出路在于建立国际监管法律秩序。应当确立鼓励创新与控制风险平衡、数字货币与传统货币接轨、国家利益与私人利益协调、国家利益与国际信用统一的监管法律原则;应当制定数字货币的国际监管协定,数字货币常规业务、技术、违法犯罪国际监管机构组织法,以及交易平台国际行业协会、国际纠纷仲裁庭组织法。基于拥抱数字货币、数字产业、数字经济和数字财富的时代新潮,我国应立定国家数字货币的使命,适时调整民间数字货币的禁止政策,并引领数字货币国际监管法律秩序的建设。

商品测评言论侵犯名誉权案件的裁判理路——广州某公司与某短视频公司、陈某、某化妆品店名誉权纠纷案

判断商品测评言论是否构成侵害他人名誉权,应妥当区分测评言论中的客观事实陈述部分与主观意见表达部分,对前者应作真实性审查,对后者作妥当性审查。在损害后果的认定方面,以被侵权人的社会评价降低作为责任成立的必要条件,可结合其他网络用户发表的相关评论加以判断。受众范围越广的测评主体,承担的信息核实、如实陈述、合理表达的义务也就越重。为防范商品测评言论扰乱市场秩序,应合理划定网络环境下表达自由的边界,并依法判断商品测评主体的角色定位,谨防其实施商业诋毁等不正当竞争行为。

职务代理制度主体构造的规范阐释

职务代理制度作为我国《民法典》中的一项制度创新,对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职务代理中的被代理人不仅仅限于从事工商业活动的私法人,而是包括所有类型的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且个体工商户与其工作人员之间事实上的代理关系亦可类推适用职务代理制度。在代理与代表相区分的二元格局下,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和非法人组织的代表人不能作为职务代理人,但劳务派遣人可以作为实际用工单位的职务代理人。职务代理人与被代理人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不仅限于劳动法律关系,因此不能仅以是否存在劳动关系进行形式判断,而应侧重考察该工作人员的工作岗位、内容与性质。认定职务代理人的核心标准在于是否享有职务代理权,其权源具有多样性,应综合多方面因素加以判断。

意大利劳动法一般平等待遇制度剖析及其借鉴--兼论我国反就业歧视范围的扩大与控制

为应对日趋严重的就业歧视问题,《就业促进法》通过开放式列举禁止差别对待事由,建立了概括性的反就业歧视制度,但概括性不等于无控制的扩大。为避免以平等对待之名,过度干预引发差别对待的私人决定,必须进一步理清反就业歧视的制度边界。意大利劳动法对一般平等待遇问题的发现与解决,既维护了私人自治,又兼顾平等价值的实现,最终为可能发生的各种差别对待建立了一套合理的评价规则。借鉴其经验,我国反就业歧视制度的扩大应注意区分涉及人格尊严的差别对待与一般性的差别对待,只有与劳动关系组织面向相关的一般性差别对待,才可纳入反就业歧视制度的覆盖范围,并确立司法的合理性审查,贯彻平等对待优于私人自治的价值立场。

基于一般均衡模型的最优专利保护期限分析与模拟

基于一般福利理论,将专利保护期限作为变量纳入到一般均衡分析模型中,对专利保护期限变化带来的社会福利、生产者剩余与消费者剩余变化进行数理分析。提出最优专利保护期限的一种实现条件和计算方法,并对最优专利保护期限的影响因素进行剖析,找到了上述计算方法与之前学者提出的比率检验法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结合具体参数进行数值模拟验证。研究发现:社会福利水平随着专利保护期限的增加先提高在达到最大值后开始降低;最优专利保护期限是有限的,当边际社会福利等于边际净损失时,专利带来的社会净利润达到最大;最优专利保护期限与专利产品的供给、需求弹性有关,与需求的价格弹性成反比。不同类型专利的最优保护期限不同,产品技术更新快、生命周期短的专利技术应采用较短的保护期限,反之则应采用较长的保护期限;可通过控制专利保护期限和垄断价格来遏制企业非法垄断行为和不正当竞争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