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人民法庭干警同质化现象之实证思考——基于湖南省南部某市43个基层法庭的调查与分析

当前,人民法庭中出现了许多年轻干警,类似于经济学上所提及的同质化现象。对湖南省南部某市43个基层法庭进行调研,发现该市人民法院干警同质化现象也比较严重,主要表现为年龄相仿、专业相似、社会阅历相似。年轻干警是人民法庭提升办案质效的有效途径,缓解人民法庭案多人少矛盾的强力手段。但年轻干警同质化弱化了干警之间的传帮带且难以打破论资排辈等问题,同质化竞争导致年轻干警出现“混”“乱”心理。所以,人民法庭必须做好老、中、青三级阶梯队伍建设,加强与院机关干警轮流换岗,打破论资排辈来消除人民法庭干警同质化现象,为推动新时代人民法庭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司法改革背景下的法官员额制改革——以中部H省C市中级法院为样本的考察

从应然视角来看，法官员额制改革具有多重价值。从实然视角来言，法官员额制改革存在一些问题与困难。通过对中部H省C市中级法院实证调研与认真分析，来剖析现实中存在一些难题。为了解决这些难题，迫切需要探寻国内外实践经验和对现实进行反思和审视，并试图确立五大原则和进行具体路径设计，以期对推进我国法官员额制改革有所裨益。

人民法庭在审理涉农离婚案件中的风险与防范——基于H省C市43个人民法庭的现状调查

为了保障人民法庭工作人员的生命安全,选取H省C市43个人民法庭的工作实例,就人民法庭审理涉农离婚案件在起诉前后、庭审中、庭审后、判决后、执行等阶段表现出来的各种风险进行展示,并从硬软件严重不足、当事人新需求新期待、调解难度不断加大、心理干预机制严重匮缺、社会关怀机制尚未建立等方面探讨风险产生的原因,以及从加强软硬件建设、积极应对突发事件、发挥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功能、建立健全心理干预机制、建立社会关怀机制等方面提出防范对策,以期对保护人民法庭工作人员的生命安全有所裨益。

城市化进程中涉及农民工犯罪的实证分析——以裁判文书网所载之湖南省法院的判决为视角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民涌向城市舸工谋生，“他们为城市化建设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由他们滋生出的犯罪问题也成为城市化进程中的伴生物，成为构建和谐社会不和谐的声音，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年末，全国农民工总量达28652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7185万，而本地农民工亦有11467万之多。

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研究的调研报告

司法实践证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契合我国当前刑事犯罪结构变化,符合刑事司法发展规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刑事司法制度的重大创新。但调研中也发现当前该制度在司法适用中仍存在着量刑建议采纳率较低、审判中心作用发挥不够、当事人参与协商制度与司法人权保障机制不到位、精准量刑建议与庭审实质化的兼容衔接不足等四个方面的突出问题。对此,需要转变观念,凝聚共识,加强与相关机关协作配合,依法做到应用尽用,共同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稳健运行,以审判为中心,发挥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的决定性作用,加强与参与主体之间的协作配合,各司其职共绘刑事司法同心圆。

论失信被执行人信用修复机制

建立失信被执行人信用修复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在政治效果上可以促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法律效果上可以从源头切实解决执行难问题,在社会效果上落实善意文明的执行理念。尽管建立失信被执行人信用修复机制具有多重意义,但是构建我国失信被执行人信用修复机制仍然面临着许多问题与困难。首先在理论上存在分歧,各方对失信被执行人信用修复机制的内涵有不同解读;其次在实践过程中,失信被执行人信用修复机制的构造也不同;最后在程序方面也存在失衡,被执行人信用修复缺乏可操作性。针对不同的问题提出不同对策:第一,科学界定失信被执行人信用修复机制的内涵。第二,完善失信被执行人信用修复机制。第三,完善失信被执行人信用修复机制的操作环节。

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归类研究——基于场景理论的判断标准构建

精准划定个人信息的类别关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定罪与量刑。然而,审判实务中信息类别认定的裁判尺度并不统一,原因主要在于刑法“三分法”与民法“二分法”易生龃龉,信息场景运用的动态化和类别规定的静态化之间存在矛盾,信息类别的形式判断与法益侵害的实质审查引发冲突。场景理论为个人信息的刑法归类提供了一个动态的分析框架,以此确定个人信息的敏感性具备属性契合、价值同向、逻辑一致的前提条件。凝聚和吸收既有裁判规则的共识,对场景理论进行适当的本土化和刑事化改造,探索构建场景融入和场景抽离双重路径下的个人信息类别判断标准:场景融入通过对信息处理者、信息来源、信息处理目的、信息处理影响后果等场景要素的考量评估法益侵害风险等级;场景抽离回归作为内因的个人信息内容,并在双重判断路径的基础上归纳形成指导同类案件的裁判规则。

浅谈鲍卫忠精神的认知、信守和实践——以扎根基层服务百姓的精神为切入点

近期,最高人民法院开展向鲍卫忠同志学习活动。鲍卫忠同志的优秀事迹令人感动和深省,本文拟以鲍卫忠同志扎根基层、服务百姓为切入点,在二元视角下解读鲍卫忠精神,并结合当前正在开展的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寻求我国广大法官弘扬鲍卫忠精神的路径。

拒不履行民事调解书是否适用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案号(2021)豫1522刑初517号案由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裁判要旨拒不履行民事调解书是否适用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不能简单论断,而是要看人民法院在执行阶段是否已经依据民事调解书制作并送达了执行裁定书。

诉讼前转移财产行为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案情]公诉机关:湖南省桂阳县人民检察院被告人:刘某海2017年7月18日,被告人刘某海驾驶小型普通客车搭乘欧阳某某等人,在湖南省郴州市桂阳县桂阳大道黄沙坪镇柳塘村路段发生车祸,致欧阳某某等人受伤。经桂阳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刘某海承担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

失信被执行人信用修复机制之建构与适用

建立失信被执行人信用修复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在政治效果上可以提升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在法律效果上可以从源头切实解决执行难问题,在社会效果上落实善意文明的执行理念。但是,构建我国失信被执行人信用修复机制仍然面临着许多问题与困难,在理论上各方对失信被执行人信用修复机制的内涵有不同解读,在实践中失信被执行人信用修复机制的构造也不同,在程序方面被执行人信用修复缺乏可操作性。对此,应科学界定信用修复机制的内涵,完善失信被执行人信用修复机制和信用修复机制的操作环节。

裁判文书“说理难”的现实语境与路径选择

近年来,我国裁判文书说理研究成为热点。然而,关于司法公开对裁判文书说理的影响、影响法官裁判文书说理主要原因及切实可行对策的研究尚且不足。司法公开是把"双刃剑",影响法官说理的主要因素是案多人少的矛盾、裁判文书未繁简分流、法官业务能力及素质高低。为此,迫切需要从司法实践层面,就司法公开对裁判文书说理的影响、影响法官裁判文书说理主要原因及切实可行的对策等问题提出符合审判一线、真实与客观的观点。

行政机关负面信息披露法律规制路径之探寻——以我国食品安全事件为样本

从背景探究,发现行政机关负面信息披露的现代兴起之缘由。随后,对现状反思,基于我国食品安全事件的实践分析,并结合三个行政机关负面信息不披露的案例,通过三个效应来进行行政机关负面信息不披露的弊端分析。揭示当前行政机关负面信息披露有三个困境。接着,考察美国行政机关负面信息披露制度。同时,该国负面信息披露在运行中也产生了一些的问题,并且留给了我们一些启示。最后,进行整体蓝图规划,构建我国行政机关负面信息披露制度。

人民法庭参与执行工作的实证探寻——基于协同思维的视角

通过人民法庭参与执行工作的历史考察,揭示自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到基本解决执行难的阶段乃至到切实解决执行难的阶段,人民法庭参与执行工作在法律文本和实践样本上的不断探索。从应然角度看,人民法庭参与执行工作既是有助于促进执行工作,又是建立审执一体化机制的需要,更是促进基层社会治理的需要,还是人民法庭司法为民的体现,而且是加强人民法庭建设的的需要。然而,执行实践中,人民法庭参与执行工作的实践却不多。究其根由,一是审执分离与自审自执之间存在的矛盾,二是人民法庭落后的配备与现有审判任务之间存在矛盾,三是执行工作要求"一性两化"与人民法庭现有落后局面之间的矛盾。针对上述困境,为了让人民法庭参与执行工作向纵深方向发展,基于协同思维视角提出如下破解困境的路径:一是树立立审执衔接理念,二是加强中心法庭建设,三是实行执行案件繁简分流,四是探索新型的办案模式,五是引入社会力量和社区网格员以及律师参与执行工作。

执行阶段律师调查令制度之实证研究——基于我国31个高院的文本与实践

执行阶段律师调查令有利于减轻法院的办案压力,有利于调动申请执行人与律师参与执行的积极性,有利于保障申请执行人的参与权、知情权和监督权。然而,律师调查令在适用过程中却出现了屡次遭拒、调查成功率低以及缺乏对拒绝调查的惩罚措施等问题。这些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有:法律存在真空,联动宣传机制不够完善,律师调查令不够规范。为了完善律师调查令制度,需要修改法律,让执行阶段律师调查令“令出有门”;加强联动,让执行阶段律师调查令“不再遭拒”;统一规定,让执行阶段律师调查令“规范出门”;加强配套措施的建立,让执行阶段律师调查令“顺畅运作”。

司法裁判回应类案参照诉求的审视与完善

有效回应诉讼参与人的类案参照诉求是当前贯彻落实最高人民法院类案检索制度要求和实现司法公正公信的重要现实问题。在类案检索制度运行实践中,当事人类案参照诉求普遍回应不足,呈现出“不用不说”“用而不说”“说而不细”三种与诉求相背离的典型样态。“轻视回应”“回避论证”“不会说理”“约束不足”是导致类案参照诉求普遍回应不足的重要原因,具体表现为:回应理念滞后导致习惯性遗漏;现实动机考量导致目的性回避;回应技术缺失导致粗放式操作;制度约束不足导致任性式回应。破解上述难题,需要从技术、场域、规制三个维度切入,探寻类案参照诉求的有效回应模式。通过构建诉求“三段七步”回应法补足技能缺陷,拓展回应场域,拓宽类案参照诉求实现场景,完善回应类案参照诉求保障机制强化约束,是类案参照诉求的有效回应模式。

知识产权审判“白皮书”实践的困境与出路

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受到我国各级人民法院的普遍重视并积累了宝贵经验,但在发展和实践中,面临着发展的瓶颈和困境,制约其功能的全面发挥。特别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把推进国家法治体系和法治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对社会治理赋予了更高层次和全新历史图景。本刊从众多来稿中精选5篇文章,编成本专题,以期为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演进和完善奉献绵薄之力。文章内容包括:电子游戏产业的发展,改变了公众的娱乐生活方式,更是带来了层出不穷的法律问题,搭便车、恶意模仿等山寨化现象侵犯了相关权利主体的合法利益,破坏了公平、合理的市场竞争秩序。针对苹果公司在推广苹果手机时采用捆绑用户的后续软件消费渠道,以期衍生更多的商业利益的营销模式,用户和经销商户对苹果手机"越狱"行为是否侵犯了苹果公司的版权技术保护措施进行了法理阐述,对知识产权审判庭法官研判同类案例有较高的借鉴价值。"陷阱取证"在民事诉讼法中还是个全新的概念,从被侵权人是否可以通过这种方法获取证据,到获取的证据是否可以在审判中被采用都存在着争议;完善和规范"陷阱取证"方式,促使"陷阱取证"成为被侵权人手中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利器,可以弥补被侵权人在软件知识产权侵权案件中"先天"的弱势地位。此外,在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中,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方面尚未形成针对其特殊性而设计的完整、有效的解决方案,亟待从诉讼证据制度上予以完善。知识产权审判"白皮书"作为人民法院深度参与社会治理的方式,有其独特和不可替代的作用,有助于深刻反思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普遍存在的漏洞、问题和不足。相信这些文章一定会对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论我国员额法官退出机制的实证研究

建立法官员额退出机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基于北京高院、辽宁高院、山东高院员额法官退出现象进行解读,并对中部H省三级法院员额法官退出情形与退出机制进行调研。基于员额法官退出的现状,从理论和实践上分析构建员额法官退出机制的现实困境。为了破解困境,了解英国、美国、德国、法国等域外国家中考察法官离职情形的经验,并从中寻找借鉴。在域内外考证的基础之上,提出了从理念更新和具体构建两个方面来构建我国的员额法官退出机制。

论刑事一审程序庭审实质化

我国前后两次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均就我国既存的庭审流于形式的弊端进行过改变性的努力,但都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究其原因,主要受我国固有司法理念、案卷制度以及法官素养的影响,以致在我国刑事审判实践中存在着以案卷笔录为中心的裁判模式。为推动庭审走向实质化,势必要从导致这样一种模式产生的司法理念、案卷制度以及法官素养三个方面进行着手改变。

困境与出路:论我国员额法官退出机制之构建

建立法官员额退出机制,是法官责任制改革的必然趋势,也是员额动态调整的必然路径,还是法官助理上升渠道的必然要求。从理论和实践上分析构建员额法官退出机制的现实困境。从德国、加拿大等域外考察法官退出的经验和我国上海、北京和山西三个试点法院以及我国公务员法和法官法相关制度,寻求经验。我国员额法官退出机制的初步构建,需要从理念定位和具体搭建两个方面进行。理论定位上,需要确立正当性、整体性、特殊性、开放性原则。具体搭建上,需要设置员额法官退出的情形、员额法官退出的考核、员额法官退出的程序。具体而言,涉及到员额法官退出的情形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法定退出,即为员额法官退休之后应当退出员额。第二类是主动退出,即为员额法官主动申请退出员额。第三类是被动退出。关于第三类,结合现有司法改革的精神,可以考虑八种情形。考核涉及到成立法官考评委员会、包括建立科学的考核办法、提高退出过程透明度、畅通救济渠道四个方面。涉及员额法官退出的程序,包括提出、研究、呈报、汇总、公示等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