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跨行政区划检察院改革对策研究

随着北京、上海成为跨行政区划检察院改革试点,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职能管辖范围基本明确化,案件办理逐步正轨化;机构设置不断科学化,业务人才不断专业化,工作机制不断规范化。但是,跨行政区划检察院改革仍然面临着法律地位不明,立法较为滞后,层级设置不合理,案件管辖规划不科学,机构建制不明等瓶颈。为促进继续深化跨行政区划检察院改革,构建跨行政区划检察院体系,要从明确法律地位、建构组织体系、完善管理体制三个方面着手,全面落实跨行政区划检察院改革政策,促进权力跨行政区划落实落地。

检察机关内设机构设置改革问题研究

检察机关内设机构,近十多年来一直是检察改革的研究热点。研究内设机构改革,应从归纳设置现状,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入手,评析当下各种改革方案之优劣,通过探讨检察职权在检察机关内部的二次分解,研究设置应当遵循的六个原则。借鉴域外法治经验,按照内设机构设置三分模式改革,对于领导决策机构,重点是完善检察委员会的决策机制;对于综合管理机构,建议参考国家行政机关大部制改革模式,大幅压缩机构数量;对于业务办理机构,根据检察权分解,科学界定部门权限,按照诉讼规律适度整合职能,精简机构。

创新检察文化 建设法治社会

在新的历史时期,创新检察文化对增强检察机关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具有重大意义,并对法治进程和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地推动作用。检察文化的核心是检察权,公正司法是检察权的客观要求,而公平正义是检察文化的灵魂。创新检察文化建设,就是要加强执法思想、理念、职业道德、业务、制度文化和基层基础建设。

我国环境检察预防性机制建构的价值与路径

建立环境检察预防性机制应以法治原则、能动性原则、谦抑性原则为基本原则,重点突出检察机关在环境检察预防机制中的主体机能,构建事前预防和事后救济一体化的二元机制。一方面,需要对环境检察有关的法律法规进行规范管理,明确具体内容,从立法角度确定环境检察预防性机制的适用对象;另一方面,构建检察机关与其他部门的合作机制,包括与企业等非权力部门的合作机制,亦包括与海洋、渔政、农林、公安等行政机关的合作机制。

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问题研究

由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是世界各国的通例。我国部分地区的检察机关对此也开展了积极的尝试,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但也遭受了诸如缺乏法律依据,破坏诉讼结构,影响当事人的处分权等质疑。通过分析这些质疑,指出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并对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应当遵循的原则,所承担的举证责任和享有的调查权、处分权等问题进行论证,希望能对我国检察机关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有所裨益。

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价值、挑战及应对

在社会公共利益遭受侵害时,由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予以救济,是世界多数国家的通行做法。通过对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的价值、面临的挑战及应对策略的分析与探讨,证明在我国由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具有现实必要性和客观可行性。

检察机关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制度性缺陷及完善

完善检察机关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应当解决十个基本问题,其中包括:检察机关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范围,检察机关启动附带民事诉讼程序的义务,检察机关的诉讼主体地位,部门分工与出庭,检察机关在附带民事诉讼案件执行程序中的职能和作用等。

检察权配置的路径选择

结合检察权配置现状,按照检察权配置的五大原则和两大规律正确选择检察权配置路径,那就是拓展检察权能以补缺监督空白、完善检察权能以解决监督无效、让渡检察权能以摈弃监督过剩。

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制度完善刍议

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制度是最高人民检察院近年为了加强检察委员会建设,保证检察委员会科学、民主、依法决策,实行检察改革的成果之一。但是目前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职能作用,原因是这一制度建设空白,处于空转境地,需要健全完善。具体可从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的科学选任、职责设定以及正确处理几个关系方面入手对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制度进行系统完善。

论检察机关监督乡镇执法机关的机制构建

目前检察机关监督乡镇执法机关的工作机制极不健全,存在法律地位不明确、职权缺乏具体规定、监督手段缺乏强制力、法律监督不能独立开展等很多问题。这既与乡镇行政执法的特点有很大关系,同时也与立法未明确赋予检察机关对包括乡镇执法机关在内的行政执法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力有着直接关系。基于此,应当遵循司法规律原则、权力结构完整性原则、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等权力相互协调制约机制原则和谦抑性原则,从明确监督地位、明晰监督职权、完善监督手段、强化队伍建设和经费保障以及建立健全配套制度等方面构建检察机关监督乡镇执法机关机制。

当前司法中减刑、假释的严重问题及检察监督对策——以浙江省H市“三类罪犯”为例

当前司法中减刑、假释存在严重腐败问题,而焦点集中在"三类罪犯"。问题表现在岗位分配不透明,计分考核不规范,提请材料虚假,呈报有失公平,法院审理把关不严,检察监督滞后乏力等方面。针对严重问题,完善减刑、假释的检察监督的对策是,督促刑罚执行公开,实现检察监督的信息化、同步化、专业化以及多元化。

我国检察机关绩效考评机制存在的问题与完善

科学、有效的绩效考评制度能够提升检察机关的执法监督能力,强化其职能,有助于检察业务整体水平的提升。但是,目前我国检察机关所制定的绩效考核制度还存在考评目标缺乏明确定位、考评体系设置需要进一步完善、考评结果难以起到正向反馈作用等方面的问题。应当从宏观原则把控、微观制度建构两个层面入手,遵循全国与地区差异相结合、定量与定性相结合、过程与管理相结合的原则,在明确合理的考评目标基础之上,探索一套符合我国检察机关,充分彰显检察工作特性的,科学、合理、能够起到正向反馈作用的绩效考评机制以解决上述问题。

论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配置的初步完善

关于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争论的焦点不应当是存废,而应当是如何加强和完善的问题。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应当保留,这是由中国检察机关的宪政地位决定的。具体可从七个方面完善:第一,赋予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权,同时严格限制使用程序、范围等;第二,将一次拘传持续时间不得超过12小时改为24小时;第三,赋予检察机关办理自侦案件拥有拘留与逮捕的执行权;第四,重构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管辖范围;第五,从立法上明确规定职务犯罪初查程序;第六,修改检察院组织法将检察机关诉讼职能部门与监督部门实行严格分离,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内部监督机制为诉讼法律关系和上级检察机关监督诉讼程序化;第七,设置人民监督员监督制度,以加强外部监督制约。

我国虚假诉讼检察监督制度的困境与出路研究

在经济生活的快速变革影响下,社会诚信、传统价值观面临着严重挑战,具体到诉讼领域则表现为愈演愈烈的虚假诉讼,虚假诉讼当事人不惜捏造事实,伪造证据来骗取法院的裁判文书,为自己的非法利益披上合法外衣。因虚假诉讼具有极强的隐蔽性,结案方式多样性和便捷性,至今仍未有较好的规制办法。检察机关作为法律明确授权的虚假诉讼监督机构,在虚假诉讼的规制方面同样面临着诸多困难和障碍,不论是虚假诉讼的预防、调查、处理都会受到各种原因的掣肘。检察机关在虚假诉讼检察监督上面的困境既有来自法律方面的原因也有来自体制方面的原因,因此,虚假诉讼检察监督的出路也在于打破法律和体制的束缚,赋予检察机关更多的权力和自由。

刑事诉讼检察监督制度完善论要

刑事诉讼监督制度作为检察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进一步完善。关于刑事立案监督,需要重点增加对检察机关侦查部门的立案监督、对审判机关的刑事立案监督;关于刑事侦查监督,应当从监督侦查活动违法行为、强制性侦查措施和羁押期限、检察机关内部监督机制等方面重点完善;关于刑事审判监督,需要扩大监督范围、完善检察长列席审判委员会制度、刑事第二审审理程序监督;关于刑事执行监督,应赋予刑事执行程序启动权,变更程序启动权唯一主体地位,对适用不当的刑罚执行变更裁定的抗诉权;另外,完善刑事诉讼监督的结构性权力要素。

民事检察权优化配置论纲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和矛盾多发期,越来越多的社会矛盾以诉讼的形式进入司法领域,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的诉求强烈,特别是对那些有案不立、有罪不究、以罚代刑,甚至是执法司法人员徇私枉法、徇私舞弊等现象,人民群众反映强烈。民事检察权是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的职能性权力。民行检察监督制度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目前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中国特色的司法制度日益显现出其确定性内涵。在此过程中,民行检察监督制度出现了监督范围扩张化、监督关系和谐化、监督模式内在化、监督功能复合化和监督环境趋优化等新动向。明确和把握这些新动向,对深入研究民行检察监督制度的发展规律,并在此基础上理性完善此制度,从而使该制度焕发出新的活力、产生出全面的应然价值,均颇具前提性意义。为了充分探讨这一问题,本刊编辑部特邀一批专家对此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得到了一些对此问题素有研究的学者的比较积极的回应。为了更好地以学术之力审时度势促进司法改革特别是检察改革,本刊编辑部以"司法改革与民事诉讼检察监督制度完善"为总标题进行专题研究,试图从现代司法的基本规律和特点着手,就我国民事诉讼活动监督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本着百家争鸣的态度,本刊对于受邀专家的来稿,只要符合通常的学术规范,不论其所表达的学术观点如何,一律照登,所以,本专题所有观点均不代表本刊之立场。

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中“悔罪表现”认定问题研究

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设立,一方面契合修复性司法理念,体现刑罚个别化原则,另一方面也符合刑法谦抑性品格以及适应起诉便宜主义的要求。司法实践在认定涉罪未成年人“悔罪表现”时往往以犯罪行为发生后的表现来推定其主观认罪、悔罪的心理,存在一定的片面性,而且缺乏科学合理的监督考察体系。为充分发挥附条件不起诉的制度功能,对涉罪未成年人“悔罪表现”的认定应当采用全面、动态认定的路径,包括考量犯罪前、犯罪中、犯罪后以及监督考察期限内的具体表现;并辅之以建立科学合理监督考察体系,包括由司法行政机关牵头日常监督考察工作,优化监督考察期限的设置,实现帮教活动的规范化。

外来流动人员犯罪司法处置平等问题研究——以浙江省湖州市刑事检察工作情况为视角

外来涉案人员与本地涉案人员司法处置的不平等情况,作为刑事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的客观现象,其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绝非简单的地域歧视就可以概括。然而,这种现象的普遍存在既有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原则,同时又在刑事司法层面产生新的不和谐因素。我们应从转变理念、完善机制、健全社会系统保障入手,关注和重视外来流动人员犯罪司法处置的平等问题,使宽缓刑事政策的施行彻底摆脱地域户籍的衡量指标。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时空引力、规范动力与实践应力——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为基本语境

传统中华法系虽然由于原有的制度损毁,进而成了“死法系”,但是随着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提出,构建新中华法系,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语境中,获得了时空引力、规范动力和实践应力。习近平法治思想通过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和“当代法治建设成就”“传统优秀法治文化”“国外有益法治成果”吸引到一起,建构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内容”“历史渊源”和“有益补充”;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的守正创新,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注入了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的根本信念,以及“与时俱进”“实事求是”的基本方法论,回答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向哪走”和“怎么走”的问题;通过强调“坚持建设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内部应力建设,并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外部应力保证,使得“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在遭遇其他法系的竞合之时,获得了重要保证。因此,习近平法治思想正是新时代“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根本力量之源。

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检察公益诉讼的实践、问题与对策

地方检察机关依法履职,在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积极探索开展检察公益诉讼,在推动地方立法、强化多元协作、挖掘地域特色、推动保护与利用协调发展等方面取得较大成效。但与此同时,案件办理效果仍受公益诉讼立法不完善、系统性保护支持体系未建立、检察机关专业力量不足等现实掣肘。应加快研究推动相关法律法规制定出台,坚持系统思维、树牢一体化保护意识,借助文物保护部门及专家“外脑”、外力提升检察保护专业化水平,坚持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涉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检察公益诉讼案件,提升文物和文化遗产传承保护利用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