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读书会引入历史学专业本科生培养的实践研究

读书会作为史学界的集体研究方法,目前在教育领域主要应用于培养研究生。实际上在本科生培养领域应用,也非常必要且有效。本项实践包括课外组织读书会培育史学新苗,以及将读书会形式引入课堂,均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只要不断总结和探索,读书会将是通往理想学习共同体的一道桥梁。

胡瑗历史地位再评价——师道演进视野下的考察

胡瑗作为杰出的学者和教育家,其历史地位长期受到误评。他最受关注的分斋教学与实学教育,其实只是将少数学生分类寝居自习讨论,因而成效有限。更值得关注的是他由湖学影响至太学的学规,由于政教并举的特色而成为中国首份重要学规。结合胡瑗学术史的贡献,置身于师道演进史的视野,可以确认其为帝制时代首位师道典范。

“浔商现象”刍议——基于清末民初与改革开放初期两个时段的历史观察与认识

"浔商现象",是近世以来社会经济文化嬗变中颇具典型的商帮个案。它揭橥出:"现代化"的特别意义在于,它不是经济的单轨运行,而是一个民族在其社会历史变迁过程中文明结构的重塑与重构。一个社会的未来和新希望,不存在于人们的幻想和意志、意绪中。未来的希望,存在于其既有社会结构中所孕育的支持其生长、创新的生命因子中。

地方产业长期变迁视域下的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以湖州丝绸业为个案

以湖州丝绸业个案,将其在20世纪50年代发生的生产关系社会主义改造放置到1920-1990年湖州丝绸业的长期发展历程中加以分析和评论,发现这确实在短期内促成了湖州丝绸业生产力的恢复性增长,但从长远看来则为湖州丝绸业生产力的持续健康发展埋下了制度性隐患。由此联想到相关学术研究的现状和中共中央经济思想史的演进轨迹,并得出了一些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认识和启示。

派系问题与党权竞逐:国民党省党部改组与地方政治生态(1927—1944)——以安徽省为例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前,国民党在安徽的组织与发展并不顺利;国民党在全国的统治逐渐确立后,安徽省党部才逐渐得以正式成立,但在此过程中人员更动无序、机构改组频繁,党部内虽不以地域而分派,却以出身而抱团,运行过程相当混乱。全面抗战爆发后,新桂系主皖、朱家骅执掌组织部,两股人马的加入,改变了省党部原有的人事结构,因党派矛盾而引起的派系斗争更参入了地域主义的歧见,凸显了国民党中央政治生态在地方上的投影。

宋代湖州藏书家丛辨

私家藏书至宋始盛，藏书史局面由此开新。湖州藏书甲于两宋，为诸家藏书史论著所必涉，但所作论断存在不少讹误，许多论著之间由于未加审辨，存在明显的以讹传讹现象，主要表现于沈思、贺氏、月河莫氏、王文四人相关条目上，有必要对之逐一作辨。一。

基于海图的崇明岛东滩近40年发育变化与趋势

根据长江口及附近、南港水道及附近、吕四港至花鸟山、横沙岛至浏河口、长江口北部、横沙岛至浏河口等区域1958—2001年的10幅海图资料,借助GIS技术平台,对崇明岛东滩所在区的海图进行地图资料处理,并依据前人研究成果与2002—2003年的实地观测资料,从断面、轴线、平面等不同角度提取近40年来崇明岛东滩的冲淤变化特征与发育可能趋势等信息。结果表明:(1)近40年来崇明岛东滩0m线约以150m/a的速度整体向外扩展,但不同部位差异较大,东北部淤积速度远大于东南部;在不同时段上,冲淤变化存在一定差异,大体以20世纪80年代末为界线,前期崇明岛东滩的淤积速度远远快于后期。(2)崇明岛东滩的发育中心轴线由东南向东北逐年偏移的倾向,角速度达到0.56°/a;(3)基于这一时段的淤积扩展分析,如果影响崇明岛东滩发育因素变化不大,据推算在118年后,崇明岛东滩将可能与顾园沙相接,206年后崇明岛东滩将会与苏北岸堤相接;但因三峡大坝的兴建以及其他高强度自然与人工因素的干扰,崇明岛东滩向北淤积的速度可能会大大减小。(4)究其原因,主要与上游来沙、高强度人类活动(围垦、护岸工程)等密切相关。

崇明东滩不同部位的季节性沉积研究

2002年4月至2003年4月,通过对崇明东滩南部、中部和北部的标志桩观测以及实地观测分析,发现崇明东滩在一年中不同季节冲淤变化过程存在很大差异:春季到夏季,南部以冲刷为主,中部和北部以淤积为主;夏季到秋季,南部和中部以淤积为主,北部表现为冲刷;秋季到冬季,南部、中部和北部都以冲刷为主;头一年冬季到次年春季,南部和北部以淤积为主,中部则表现为冲刷。在同一观测路线上,不同季节高、中、低潮滩冲淤也存在一定差异。通过对沉积物粒度、水体含沙量等指标的测试,并借助潮差等资料,探究了影响潮滩季节性沉积的因素,发现潮滩季节性沉积与潮滩基础地貌、水体含沙量、水动力、潮流等有密切关系;但在不同部位不同季节,各因素对潮滩冲淤影响程度各不相同。

近代浔商迅速崛起的原因探析

近代浔商的迅速崛起 ,有其深远的历史原因和特殊的社会背景。浔商产生于著名的湖丝主产地 ,他们利用近代上海开埠的商业契机 ,以经营湖丝出口外销致富后 ,及时调整投资方向 ,经营多种行业以规避商业风险。他们注重打造产品品牌 ,做好产品宣传 ,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 ,从而形成一个实力雄厚的区域经济集团。

宋人的儿童观——兼论“近世幼教文化两大路线之争”

宋人褒扬儿童的最常见表述是"如成人",典型的成人化模范儿童包括稳重、至孝、好学、聪颖四项品质,其中稳重一项最具时代特征,体现出鲜明的儒家践履指向,并从"弱不好弄"发展出了"戏无益"观念。不过宋人儿童观应区分理想和现实两个层面,在"礼下庶童"时代思潮中发展出理想化的成人本位儿童观,而现实层面却又能顺应童心欣赏童趣。熊秉真以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为近世幼教文化两大路线之争,这一说法以陆王顺应童心而程朱相反为前提,缺乏历史依据,不能成立。宋代以下童蒙领域最大的变化是"礼下庶童"与"考下庶童",二者形成的德育与举业之争,才是近世幼教文化两大路线之争。

宋代科举会社

科举会社是宋代科举考试重要性空前提高的产物,由士人出于共同解决参加科考所遇问题结合而成。大致可以分成以提高考试技艺为目的的课会和为互助度过科考前后经济难关的义约两种。它为广大士人提供了良好的学习环境,免除了经济方面的后顾之忧,对宋代文化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民国时期贵州省政府主席吴鼎昌的经济思想

吴鼎昌是在民国时期担任过多个财经部门负责人和贵州省政府主席的著名历史人物。他的经济思想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旨在为中国提供独特的富强道路但又因谬误太多而难以实施的经济发展学说;二是他在主政贵州期间提出并取得一定成效的地方经济建设方略;三是他对于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政策弊病所作的半真半假的批评。

宋代家族史研究的创新——并就正于柳立言先生

柳立言先生近来系列文章,从明州家族个案出发,推断宋代家族发育不充分。事实上明州昼锦楼氏家族并非如其所言松散联合,咏归会和真率会是两则显例。柳文的研究,在家族形态判断方法、选取对象典型性和史料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在适当时空界定下,仍可视家族为宋代社会细胞,而宋代家族史研究新路大体可有时、空、人、物四个方向。

南宋义役的利弊:以社团为角度的考察

南宋义役多被学界视为一大弊政,但它其实存在一个由利趋弊的过程。选取社团这个角度来考察义役的发展过程,可以较为清楚地观察到,义役初始具备公平自愿等合理性,当这种合理性被官方的强制和一刀切异化后,最终导致弊端丛生。

著名会计学家徐永祚经济思想评析

徐永祚是民国时期最著名的会计学家之一,所以目前学界对其经济思想的研究也以他独创的"中式簿记改良"的会计理论为重点。除此之外,他的经济思想还包括币制改革论、税制改革论、外债论、劳资利益协调论等多项理论主张和政策建言。这些理论主张和政策建言既反映了民国财经制度变革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进程和成效,又反映了他试图借助西方先进的财经理论和制度范式来推动民国财经制度现代化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热切心愿和期待。

南宋四明地区耆老会概述

四明地区产生了有宋一代数量最多、出现最频繁的士绅会社,有五老会、八老会、尊老会、诗社、棋社等多种名目。这些会社大多属于地方声望较著的老年士绅组成的耆老会,是四明士绅地方交游网络的核心群体,对乡里的乡饮酒礼、宗族生活等方面发挥着重要影响。

“国难”时期学者的两难困境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在被知识界称为"国难"的危机面前,一度隐身校园的大学教授纷纷走出象牙塔,踏上从政之路,尽"书生报国"之志。然而已经习惯于大学校园生活的他们,在进入官场后却表现出了明显的不适应,在面对官场的利益纠葛与派系纷争的同时,还不得不面临着做官还是做事的两难困境。现实与理想的差距最终使他们沦为政府的"装饰品"。

范型嬗变的宋学路向:胡瑗与宋初学术建构

宋学戛戛独造于赵宋一代,影响后世至深且远。宋学开山人物——胡瑗,过去,哲学史、思想史著少有论及,乃至忽略。实际上,胡瑗与宋代学术思想关联甚深,以胡瑗为个案,通过对宋学发生过程史料的钩沉、探究,概可一窥胡瑗一辈学人在宋代学术文化发展中的角色、作用。胡瑗于"宋学"贡献有二:一、提倡义理,开启宋学方向;二、树立"师道"境界,践行明体达用,转移一代学风。

国学大师章太炎经济思想论析

国学大师章太炎是坚定的重农论者,他曾明确指出农业是工商业发展的前提并要求改革中国近代的土地制度,但其基本主张前后不一,即原先赞同孙中山的平均地权纲领,后来却否定之。他也是典型的金属货币论者,但其金属主义货币理论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成熟的演进过程。他不仅主张实行一些兼顾税负公平和财政增收需要的征税举措,也主张谨慎对待外债,却又因为一度追随袁世凯的政治立场而错误地批评黄兴为维护中国主权而倡办国民捐以防止袁氏政府滥借外债的正确主张。他还能够辩证地看待侈靡式消费,并就民国初年东北经济的振兴提出了具体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