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院系开设体育法学课程探讨

在法学院系中开设体育法学选修课程符合当今法律服务市场的需要,也契合学生的需求。当前我国的法学院开展体育法学教学具有可行性,在课程体系建设、师资建设等方面已经有一定的积累。体育法学课程教学过程中应该注意采取案例教学、双语教学。

论“媒体审判”对司法的影响——以湘潭“黄静”案为视角

"媒体审判"指新闻媒介对尚未最终裁决的案件进行广泛报道并流露出倾向性结论而对司法机关形成舆论压力的情况。从"黄静"案的审理可以看出,"媒体审判"在我国不仅已经存在而且能量巨大,对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都有影响,应该正确予以引导。

高校法学教师实践教学能力培养的研究——以淮南师范学院为例

高校法学教师实践教学能力的培养是高校实践教学实现的重要环节。然而现实情况是高校法学教师的实践教学能力问题还存在一些不足,有待进一步完善。现结合自身从事法学教学及所在法学院的实际情况,就高校法学教师实践教学能力培养的必要性、现状与不足以及培养的路径进行探讨。

高校混合式课程建设的困惑与优化路径——以“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学”课程建设为例

混合式课程建设是高校课程改革的重要内容,对提升课堂质量和人才培养效果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混合式课程建设过程中存在建课平台如何选择、线上课程来源如何确定、教学内容如何安排、学生负担如何配置等方面的困惑。要想充分挖掘混合式课程的固有潜力,使其在高校教学中持续发挥作用,有必要在认准课程改革本质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探索优化混合式课程建设的路径。

课程思政融入大学国际法课程教学的探索

当前国家非常重视涉外法治工作,而推进涉外法治工作离不开涉外法治人才的培养,国际法在涉外法治人才培养过程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将课程思政融入国际法教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国际法课程开展课程思政,教师应该也必须在其中起主导作用,将思想政治教育与国际法专业教育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善用对比方法,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根据国际法不同章节的具体内容,适时地将课程思政融入国际法教学的全过程。

湘潭市食品安全保障工作的法律思考

目的为了确保大型活动和重要会议(以下简称重大活动)的顺利进行,做好食品安全的保障工作,防止食物中毒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方法分类统计和分析、现场调查。结果提高了重大活动集体用餐的安全性。结论卫生行政部门或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和接待单位各司其职,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落实各项食品安全工作,是降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风险,确保重大活动食品安全的关键。

“三权分置”背景下农村土地流转法律问题研究——以湖南省为例

随着“三权分置”制度的深入发展,农村土地流转方式愈发丰富、土地流转规模不断发展、土地附加利益也不断增加。但与此同时,在土地流转过程中涉及土地纠纷的案件数量也随之增加。通过对湖南省2020年1月至2022年8月涉及土地流转的相关民事判决书的诉讼主体、诉讼类型以及诉讼请求进行整理分析,可以发现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存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的标准不明晰、农民法律意识薄弱等法律问题。因此,需通过完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标准、提高农民法律意识来有效预防和化解农村土地流转纠纷,以促进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的良好运转与健康有序发展。

专门生态环境诉讼制度的法典构造

生态环境纠纷解决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环境法典编纂需要考量的重要问题。在环境法典中,有必要根据生态环境责任的特殊性需求、生态环境诉讼的功能承载需求、环境司法的发展需求,系统规定专门生态环境诉讼制度。该制度秉承可持续发展观,充分考量生态环境诉讼理论的新发展和环境司法改革的实践成果,发挥生态环境诉讼制度定分止争、权利维护和公共政策实施的功能。具体而言,专门生态环境诉讼制度的法典构造应遵循能动司法与合作司法运行理念,按照环境司法机构专门化、审理程序综合化、审判制度系统化、公益救济合作化的要求建构。在规则层面,着重考量不同环境诉讼之间的衔接、专门司法机构设置、管辖机制的优化、“多审合一”的实质化、专门证据规则的制定、替代性修复规则的明确、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的确定、执行合作机制的确立等。

流域环境司法机制的发展:从环境法庭到环境法院

为促进流域的司法保护,我国一些地方法院成立了专门的流域环境法庭。但从流域环境法庭和流域环境巡回法庭的实践情况来看,还不能满足流域整体性保护的需要,也不能适应流域法的发展需求。我国流域司法机制建设,宜从流域环境法庭逐渐转到流域环境法院。流域环境法院的建立在我国环境司法专门化进程中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按照流域法的保护理念和环境司法专门化的要求,流域环境法院的建设首先要合理设置审判机构,其次要科学设计程序制度,为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提供强有力的司法保障。

盗抢微信红包案件的刑法学分析

对盗抢微信红包行为的定性,需要在明确微信红包性质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微信红包的占有状态。微信红包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有形、无形财产,而是具有存款的性质。微信红包是微信号主基于其与财付通支付平台之间的委托协议而产生的具有财产性利益的债权。财产性利益是盗窃罪的行为对象,占有的本质是事实性要素。但是,一方面,在介入第三方支付平台的侵犯财产类犯罪中,需要对事实支配理论作出新的解读;另一方面,占有的事实支配理论需要规范性地补充解释。这一思路对利用第三方支付平台侵犯财产犯罪具有一定的方法论意义。

流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法律机制研究

由“流域一体化管理”过渡到“流域协同治理”,克服流域碎片化管理遗留的症结,是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的根本追求,也是实现流域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要。生态环境协同治理与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相关联。完善流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法律机制,不仅需要考量流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现实状况,根据流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面临的适法障碍、司法协作不够、执法机制受限等困境,分类施策,构建完备的立法规范、紧密的司法协作、严格的执法体系,以期推动流域生态环境协同共治,促进流域绿色发展。

论刑法中的数据:概念、文本与实践

数字、数据和信息是信息社会的基本概念。在刑法中,数据的定义和范畴决定着刑法对数据保护的范围与力度。在传统意义上,数据与数字紧密相连,但计算机语言的出现使数据部分脱离数字;大量信息以数据方式呈现,但信息只是数据的表现形式之一,数据还包括功能性的程序指令。刑法文本中有显性数据和隐性数据,隐性数据易于被忽视。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裁判者泛化数据概念、忽视数据价值、抹杀数据属性差异和同化数据信息等不合理现象。应当在刑法中明确数据概念的基础上,以数据的价值评价侵害数据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基于数据的国家秘密、财产、知识产权等属性认定侵害数据行为的性质,明确信息在部分罪名中的独立性,实现刑法对数据权益的保护和对侵害数据行为的打击。

党和国家监督贯通协调机制研究

党和国家监督贯通协调机制,是权力监督与权利监督的功能互补和有机结合,是跳出历史周期率“两个答案”即党的自我革命和人民监督理论的制度成果。党和国家监督贯通协调机制总体架构由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机制、党内监督主导机制以及纪检监察监督统筹机制来支撑。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机制涵盖党对监督体系中的各个监督要素的全面领导,是构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基本前提和根本保证。党内监督主导机制是监督体系中各类监督的方向引领和重要示范。纪检监察统筹机制的功能是:跟进和落实党内监督、保障和接受人大监督、指导和衔接行政监督、衔接和加强司法监督、保障和支持民主监督、接受和引导群众监督及舆论监督、整合和协调审计财会统计监督力量,使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制度效能得到充分发挥。

论企业数据安全合规中的行刑衔接

企业数据安全合规包括行政合规与刑事合规,两者都存在行刑衔接问题。在企业数据安全行政合规中,要从实体和程序两个角度实现行刑衔接,突出数据行政主管机关的主导作用,同时发挥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的监督作用,防止以罚代刑,并解除行政人员在合规处理中涉嫌构成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的后顾之忧。对于企业数据安全的刑事合规,要在系统的企业刑事合规法律体系中建立行刑衔接制度,发挥数据主管行政机关在企业数据安全合规建设中的主导作用,并重视企业数据安全刑事合规建设失败后的行刑衔接。

论环境纠纷非诉解决机制的专门化与法典回应

环境纠纷的特殊性与环境责任的专门性要求环境纠纷非诉解决机制应在传统方式的基础上进行专门化构建。国外的环境纠纷非诉解决机制的专门化主要体现为专门的环境纠纷行政处理机制、专门法院附设ADR机制、专门的民间性环境ADR机制三种样态。我国的环境纠纷非诉解决机制专门化应朝着引入中立评估、重塑环境纠纷行政处理、激活环境仲裁、健全生态磋商、探索设立新型环境ADR机构等方向努力。同时,在生态环境法典编纂的背景下,环境纠纷非诉解决机制专门化也应在法典中得到回应,明确专门化的基本内容和形式。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授权的类型与价值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授权是制定、修改、废止、解释法律和编纂法典等立法权基本配置机制以外的非常态化规则输出机制。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授权的一体探讨,既忽视了立法授权的历史变迁,也忽视了立法授权不同的法律渊源与实践诉求,更忽略了不同的授权对象以及彼此相互区分的事实。根据我国《宪法》和《立法法》《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等宪法性法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授权实践发展出了授权制定法律规范、授权暂调法律和授权区域治理三种相对独立的主要类型。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立法授权的三种主要类型是直面中国经验、继承授权传统而构建的,在授权主体、授权监督等方面确实存在共通之处,但在授权时是否存在相关法律、授权时权力是否转移、授权事项范围、受权主体范围以及授权运行过程等方面都存在明显不同。针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授权的类型化探讨,阐释了因应各种特殊需要的授权制度实践与完善,明晰了实践理性类型化适用于法治与改革的具体情境,丰富了实践基础上国家制度创新的治理现代化路径,展示了中国立法授权制度发展的继承性、民族性与开拓性。

因地制宜:基层人民法院职能定位和履行的地方性问题——以法律地理学为视阈

随着2021年启动的“完善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改革试点工作的停止,现行各级法院职能定位从司法体制改革的重点问题似乎变成了一个没有问题、无需改变的存在。但实践中,四级法院在审判职能和其他职能定位和履行两个方面,仍然存在如何进一步明确功能定位、优化权力配置、凸显正当程序价值的现实需要。基层人民法院作为基层审判机关,在参与社会治理、纠纷解决和实现司法公正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作为一个地域广袤、人口众多的多民族国家,由于地域差异极大,发展水平极不平衡,我国不同地区的基层法院在案件构成、法官办案能力以及办案人员配置等方面往往存在明显差异。运用法律地理学侧重于人、地、法之间的影响与关系的研究方法,揭示不同地区基层人民法院职能的地方性差异、特点和优化路径,能够为完善基层人民法院的职能构建提供借鉴和参考。

论环境领域刑事诉权与民事公益诉权的协调

严重的环境损害行为是刑事诉权和民事公益诉权共同的适用对象,但我国立法并未明确规定两诉权同时行使时的关系如何处理,实践中呈现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附从于刑事诉讼,后者却疏离前者的现象。这是由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在客体范围、主体资格、诉求实现方面,与刑事诉权具有高度的亲缘性,但在办案时限、诉权成本、财产刑执行方面又与刑事诉权不相协调。因此,应当在立足两诉权适用对象具有同一性的基础上,以优先修复受损的生态环境为导向,在刑事办案过程中实行公益损害审查的法定化模式,从批捕或介入侦查环节开始即可启动民事公益诉权,遵循“附带为原则,不附带为例外”的要求,与法院的审判权良性互动,实现两诉权的有效协调。

个人金融账户信息的法律界定

《个人信息保护法》将金融账户信息纳入敏感个人信息的范围,但未作出明确的界定。界定标准的不明确将导致权利主体权益易损、义务主体责任不明、司法裁判依据不清。考察域外立法例,同时结合我国有关立法现状和实践,宜采取“定义+列举+排除”的界定模式,以“信息主体”“信息性质”和“信息处理”为定义的考量因素,从立法、实践的综合角度进行列举,并排除通过间接识别才能确认的金融账户信息。基于此,我国出台“金融账户信息”的司法解释可侧重四个方面,以实现个人信息的保护和社会信息利用的动态平衡。

中国共产党党内问责制度的发展脉络与变迁逻辑——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视角

作为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式,党内问责制度先后经历了初步发展期、曲折发展期、恢复发展期、全面发展期的百年求索之路。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来看,党内问责制度的变迁是宏观环境、政治变量、关键节点和路径依赖相互作用的结果。制度环境的变化引发了党内问责制度的变迁,从严治党的政策理念等政治变量推动着党内问责制度的完善,关键节点决定了党内问责制度的走向,路径依赖使得党内问责制度不断强化。总体而言,党内问责制度的演变呈现出体系化、法治化的鲜明特征,展现了以坚持党的领导为根本、以抓住“关键少数”为指引、以全覆盖监督为途径的历史经验,是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不断发展完善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