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创新与挑战——沃马克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毛泽东思想关系的研究

布兰特利·沃马克(Brantly Womack),中文名为吴本立,是著名的毛泽东研究专家、比较政治学家和东亚问题研究专家,现任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政府和外交事务系教授。

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重温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

《改造我们的学习》是毛泽东阐述马克思主义学习观的经典力作,是指导延安整风运动的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献。毛泽东在这篇文献中尖锐批评了主观主义的错误思想,明确提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态度、学习目的、学习内容和学习方法,揭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确立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形成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大大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重温这篇文献,对新时代新征程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以学习型政党建设推动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建设具有重要启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与时俱进:从毛泽东思想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第十届全国“毛泽东论坛”综述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梳理和阐发毛泽东思想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在联系,充分挖掘毛泽东思想的当代价值,2017年12月22—24日由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等单位联合主办的第十届全国“毛泽东论坛”在伟人故里韶山召开。来自中共中央党校、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武汉大学、南开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湖南大学、湘潭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以及《人民日报》社、《光明日报》社等媒体的逾100位专家学者,围绕“毛泽东思想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题,展开了多方面的交流与探讨。

毛泽东是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光辉典范

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既是马克思主义丰富蕴涵的题中之义,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开辟的路径依赖。中国共产党探索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史,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发展史。作为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光辉典范,毛泽东创造性提出了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点,揭示了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内在本质,确立了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遵循,建构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实践,诠释了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依据,为中国共产党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把握理论创新规律提供了卓越智慧。

论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论争与文学主体性研究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我国学术界开展的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论争包括三大主题:人性论、异化理论、人道主义理论;这场论争为文学主体性观点的提出作了必要的理论铺垫,是文学主体性观点的理论资源和思想基础;文学主体性理论接续和延伸了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讨论并将讨论引向了深入和系统,利用和整合了马克思主义的人学思想资源并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为基调的文学主体性理论,在具有马克思主义基调的同时夸大了精神主体的作用并带有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色彩。

从饮食观到人生观——以毛泽东日常谈话为中心的研究

毛泽东日常谈话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外交、军事等方面内容,堪称一座思想富矿。细细研究毛泽东的日常谈话,可以发现,其中也包含了毛泽东独具特色的饮食观,如“吃得素一些对健康有好处”“辣椒是个好东西”“酸甜苦辣都要适应”“小米就是能养人”“剩的饭不准倒掉,留着下一顿吃”等。从内在逻辑分析,毛泽东日常谈话中的饮食观是以他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积极、向上、乐观的共产主义人生观的直接体现。新时代,分析研究毛泽东日常谈话中的饮食观,深刻透视其折射的人生观,对于党员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培养堪当时代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意义重大。

冯契对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的开拓性探索

冯契在建构“智慧”说哲学体系的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做了开拓性探索。首先,将价值界定为为我之物的功能,这种功能体现在物与我的关系中,是主客观的统一。其次,价值的形成包括两大环节:一是主体在评价活动中运用评价的语言将蕴含意向、意象、意味等构成的评价意义(即“意蕴”)表达出来;二是主体在包含理想、意愿等观念结构的“意蕴”规范下从可能界中创作、实现价值。再次,价值具有真善美统一的特征或属性。价值的“真”是主体在实践活动中遵循真理,促使自己的目标现实化,也就是使自在之物化为为我之物;“价值”的善是广义的好,即为我之物能满足主体道德、经济、政治等方面的需要;价值的“美”指为我之物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成了审美对象。最后,人们在实践基础上创造的文化蕴含了价值,不同的文化体系承载了不同的价值体系。中国传统文化既蕴含了权威主义和独断论的负面价值观,也培养了勤劳、勇敢、爱智的品质和爱国主义精神等正面价值观。

毛泽东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两条基本路径

毛泽东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存在着两条基本路径:一条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中国具体实际,指导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审视和改造中国传统文化;一条是以民族形式理解、诠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善于从日常生活中、从社会实践中总结经验,并把经验上升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这两个方面的辩证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一般形态到特殊形态和中国传统哲学从古代形态到现代形态的两个转变。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差异分析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时代特征、中国国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因而,在这两者之间,既存在着思想原则和思想结构的同一性和密切的传承关系,又存在着重大的时代主题差异、社会历史差异和理论内容差异。

论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关系

我们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从中国社会变革的实践过程及其历史性转折中,从理论与实践的互动过程中,深刻理解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继承与发展"的基本关系。我们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发生各种思想偏向,主要是因为没有正确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分析其特定的思想内涵和实践基础,没有把握"继承与发展"之间的内在张力。对两者"继承与发展"关系的实践把握与辩证理解,对于我们深刻理解中国现代社会变革的历史进程,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具有重要意义。

毛泽东日常谈话中的马克思主义观解读

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观,不仅体现在已经正式出版的毛泽东著作及被收进这些著作中的正式讲话和报告中,而且体现在他与各界人士的诸多非正式场合的谈话中。从这些日常谈话中的相关内容也可以看出毛泽东不仅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奉者和积极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者,而且是一个勇敢的马克思主义捍卫者和睿智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者。

农民文化传统与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一个农民国度里进行的,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对中国农民文化传统中的反抗精神、农民均平思想作了透彻分析,吸取了正确部分,批判了错误部分,对农民封建宗法迷信心理采取了既有马克思主义坚定原则又富有灵活性的态度,从而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农民文化传统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从毛泽东思想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科学界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与毛泽东思想明确区分开来,有利于完整地呈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周期性、阶段性与逻辑层次性。从毛泽东思想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发展,总体上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时代转折,充分展示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新中国成立后李达对毛泽东思想研究宣传工作的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李达把研究和宣传毛泽东思想作为头等大事来做,并以此作为自己学术生涯的分界线和着力点。他发表了大量解读毛泽东著作的文章,为宣传毛泽东思想作出了显著贡献。他提出的许多学术观点,对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和发展提供了学理上的支持。他主张宣传毛泽东思想要有科学的态度,强调学习毛泽东思想贵在运用,成为研究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方法论。因此,也被毛泽东称之为"理论界的鲁迅"。

核心价值观:共和国的价值理想与实现路径——毛泽东思想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探究

共和国是通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唯一正确道路,毛泽东在各革命时期提出了不同的共和国形态,但独立、平等、民主、富强始终是其共和国核心价值观,目的是实现国家和人民无支配的自由理想。核心价值观的实现依赖和取决于共和国自身的建设,毛泽东确立了由集体主义、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构成的共和国核心价值观实现路径。毛泽东共和国核心价值观是关于整个人民共和国的基本观念体系,是由内核和外核价值观共同构成的体系,是共和国核心价值体系中的一个子体系,对共和国建设所有主体都具有规范约束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本质上就是共和国核心价值观,也是对毛泽东共和国核心价值观的继承和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必须充分借鉴和汲取毛泽东共和国核心价值观建设的宝贵经验,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重点防范、抵制和消除教条主义、规则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四种主观主义作风。

论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统一性

当前我们探讨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者关系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统一性,强化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自我认同及其时代更新,克服由于时代特征的深刻变化和中国社会的迅速发展,特别是由于重大的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所引发的思想混乱、思想偏执和思想认同危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强调两者"坚持与发展"的辩证关系,尤其重视两者在精神实质上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高度自觉的一贯追求和富有时代内容的自我理解,而且具有深刻的实践基础、理论基础和历史底蕴,对于指导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意义。

论马克思主义文学研究方法与新时期中国文学研究方法的变革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文学批评与研究进入了方法变革时期。这一时期文学研究的主要方法有系统科学方法、模糊数学方法、心理学方法、比较研究方法,这些研究方法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文学方法论指导和影响下的文学研究方法的变革与创新。中国文学研究中所引进的系统科学方法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方法十分一致,核心观点相近,认识方法相通;模糊数学方法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强调的"中间"观点、"亦此亦彼"思想具有共同性;将心理学方法应用于人文科学和文学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构想;运用比较方法研究文学,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一大特色。文学研究方法的变革,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范畴,增强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开放性,提高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声誉。

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主要包括三个阶段:一是井冈山时期的准备阶段,二是延安时期的系统化阶段,三是建国初期的充实、完善阶段。

“大跃进”时期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

大跃进时期,毛泽东在理解、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时出现了偏差。这些偏差主要体现为:主观能动性被张扬为唯意志论;"两点论"和"重点论"被诠释为"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论;相对平衡论被理解为积极平衡论;片面强调不断革命论,忽视革命发展阶段论。

体系探讨与体系再思——论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

20世纪8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核心论题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体系构成。当时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有二:一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一些断简残篇,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二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具有内在联系,已经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双方都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内容的横向构成和历史的纵向发展进行了研究探讨。80年代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构成的论争,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重点的转移,促进了研究者主体意识的觉醒,变换了思考问题的角度,但其最明显的局限是没有说清“体系”的基本概念、构成要素和评价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