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氏四因说与西方本体论思维方式之发生——兼论康德对西方传统本体论之批判

亚里士多德之四因说,是西方文化定型之真正起点。在四因说中,以物因、动因较易理解,本因与极因最难把握,尤其是本因。本因不等同于形式因。追求原因的学问,是西方文化之大智慧;原因环环相扣,形成一条链,西学之逻辑推演性即由此出,故因果律,即是西方文化之大律。原因之直观明晰状,是知识论的领域;原因链尽头渺茫处之模糊—玄虚状,求确立最高原因者是本体论之境界。康德攫取"质料—形式"(对峙于"物自身—现象")体中之形式维度,展开其独特的先验理性。所谓先验哲学,其目的旨在"使经验成为可能"的哲学(人之现实生活的哲学),而非主体炫耀自身的"天生观念"之玄虚哲学。康德以其"物自身—现象"之绝对二分宇宙—世界,置换与拒斥了其传统的"本体论—认识论"二分世界,这是西方理性精神之一大跃迁,并开拓了西方理性精神的新路向,但其根系却来源于四因说中。此外,西方本体论是一种逻辑演绎学说,既有探玄穷源之内容,又有与之相应的逻辑范畴配套,故在中土没有此等本体论。中土体用论中之体(本体),亦异于本体论中之本体;其异,本源于文化体系运思之方向不同。

季羡林先生对美学之卓识与不足

季先生以98岁高龄之人生经验与知识系统,网罗中西,融贯古今,以高远之视界,见出当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所面临的危机,提出诸多人文学科必须重写、根本转型与改弦更张。对美学学科之严重西化,他提出必须"根本转型",应在中西不同的思维方式上探求,才会有出路。尽管他的"舌头"美学显得过浅过窄,其理论前提也尚未进行中西方文化性质之大转换,但从中显现了他的卓识与真诚,足以令后人深深思考。

论中国古代学术的“大生命”形态——兼论中国古代文学史之学科形态

中国古代学术(经、子、史)皆源于上古圣人之德性仁心:燧人氏(熟食)、有巢氏(住屋)、伏羲氏(识天文/养家畜)、神农氏(种田)、仓颉(造字)、黄帝(纺衣);尧舜禹汤文武周孔(治人治世,心性禅让;封侯建国,创设礼乐;礼崩乐坏,凝聚仁心)。此是几千年的亘古历史文化累积,成就了中华民族的"心文化"。上古圣人系列之善性,亦即族群的大生命精神,揭幕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开端。中国久处农业社会,"天时—地利—人和"对农业庄稼的生命(收成)有决定性的意义。由此,也决定了农者的生命价值,乃至士农工商四民社会的生存状况。此曰"天人一体"的生命本义。这种"天人一体"性的大生命,唯农业社会所特有,至今未变。"心文化"的德性总源头,化生于"天人一体"性的大生命中(天地之大德曰生),此即合内外,一天人。这是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壮丽开端,其下的一切学术布局皆贯通于"德性仁心—天人一体"二重性之大生命气象,这是一个教化系统。此与西方之向外逐物之"脑文化"绝异,与其以数学、逻辑为基础的学术、知识结构亦绝异。研究西方学术之突破口与引线,是其数理观念;研究中国学术之突破口与引线,是那"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的诗。由诗返志,曰诗教。故孔夫子曰:"不学诗,无以言","诗三百,……思无邪"。

旧邦新命与为学做人——读《冯友兰学术自传》之断想与评析

冯友兰哲学横跨中国20世纪学坛,既有成就与开拓,但也有失败与教训。二者皆系于特定时代、特定环境中之"为学与做人"。冯氏之为学做人,是一层次极高、极玄妙而又复杂的二重现象,或曰:"冯友兰现象",亦曰:20世纪中国士人沧桑灵魂史。本文罗列其中最显眼之六种现象,分别加以评析,见其是非、功过。需要沉重反思的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巅峰是宋明理学。而清代反宋,现当代西化,完全中断了文化传统。冯友兰哲学依仗实用主义与新实在论(台港依仗西方近世认识论,大陆依仗流行教条与时髦),均缺民族文化精神之底蕴与生命元气。我们应该接上宋明儒的大气象,重开新风。基于此,必须重提中华民族之文化使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我们目下的时代担当是:继绝学——开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