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现代人文精神提升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关于中国古代文学教学“顶层设计”的思考

高校古代文学教学所面临的一个最大的困扰,在于古代文学传统备受当代文化的冷落,无法深入大众,难以参与当代文化建设。建立"现代意义的中国古代文学学科",是解决目前高校古代文学教学与研究困境的根本出路;而要建设好这一学科,就必须做好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顶层设计"。

新建应用型本科院校《文学概论》课程实践品格的构建

基于新建应用型本科院校的《文学概论》,在教学内容的设计安排上要更多凸显实践品格,注重理论结构逻辑的架构,教学内容应涵盖更多的阅读和写作实践,以期提升理论学习实践化,提高文科学生的应用创新能力。

应用型人才培养理念下的《文学概论》教学方法之探索

基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理念,探讨了《文学概论》的教学方法,认为《文学概论》在教学设计上既要重视理论,又不能拘泥于理论,应充分考虑课程性质、教学时数和学生的认知方式,拓宽文化视角、注重文本选择的当代性、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能动性,努力寻求理论实践化教学的切入点和支点,切实提升学生的实践和创新能力。

新建本科院校毕业论文工作的困境与对策——以汉语言文学专业为例

毕业论文是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的的重要环节。但是,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新建本科院校的毕业论文工作在选题、写作、答辩等环节都遇到了很多问题。论文结合新建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工作的实际,提出了切实做好新形势下本科毕业论文工作的新思路。

丰乐亭文化内涵及其对于滁州社会建设的启示

丰乐亭位于安徽省滁州市琅琊山旅游区丰山脚下紫薇泉旁。清雅的滁州山水因邂逅一代文学大家欧阳修而名闻后世,欧阳修在滁期间留下巨大的文化遗产。论文力图以《丰乐亭记》为切入点,通过对丰乐亭文化外延的科学界定与内涵的深入挖掘,探究丰乐亭文化的丰富内涵及其对于当代滁州社会建设所具有的启示作用,以更好地促进滁州社会的发展。

是小说,还是回忆录?——关于《朝花夕拾》的一桩公案

在《朝花夕拾》研究史上有一桩公案，争议双方是王瑶先生和周作人先生，焦点是三个细节的真假问题：一是《父亲的病》中所说的药引“平地木”。周作人认为其实不像鲁迅说的那么难找，甚至可以说是最不费力的，理由是不但家中藏书《花镜》中有详细说明，就连他们童年时去扫墓也常拔一些回来种在家里；王瑶认为“平地木”的名称较多，就是绍兴人自己也叫法不一，所以一时不知为何物也属正常。

苏雪林“反鲁”案新探

学界一般认为,苏雪林对鲁迅由生前崇仰到死后攻击,态度前后判若两人。但从新发现的其在武汉大学的《新文学研究》课程讲义(1934)等文献看,这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苏氏经历了从"钦敬""小说家鲁迅"到"反感""杂感文鲁迅",从鲁迅生前刻意掩藏自己对鲁迅的不满,隐约地"反对",到鲁迅死后对其公开诋毁、大加挞伐的过程。苏氏之公开"反鲁",固然与其自由主义文学观念以及鲁迅"攻击"其亲敬的杨荫榆、胡适、徐志摩、陈源等公私恩怨有关,但根本原因则是其拥护所谓"党国"的政治立场;而其甘冒天下之大不韪,不惜公开私信,把自己推向道德和舆论的前台,则与其"敏锐"的政治嗅觉密切相关。苏雪林"反鲁"案,从本质上说是苏氏向左翼和中共展开的一场政治斗争,但对鲁迅研究也不乏启示意义。

《儒林外史》文本特性与研究方法——吴敬梓诞辰310周年纪念大会暨《儒林外史》高峰论坛综述

2011年,吴敬梓诞辰310周年纪念大会暨《儒林外史》高峰论坛在安徽省全椒县举行。会议学术活动可谓内容丰富,新见迭出,主要在《儒林外史》人文精神与当下意义的研究、发掘新资料推进了对吴敬梓家世和作品研究、《儒林外史》文本特性与传播途径、研究方法等四个方面进行了学术探讨。这必将推动对吴敬梓及《儒林外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野玫瑰》风波＂新探——从演出史角度考察

1942年3月，陈铨的话剧《野玫瑰》轰动陪都重庆，但随即遭到左翼文人逐渐升级的批判，从“隐藏着战国派的毒素”，到“欺骗”观众的“糖衣毒药”，再到“制造”和“散播”汉奸理论。吊诡的是，尽管被批为“有毒”，《野玫瑰》却又在各地一演再演，一直持续到20世纪40年代末。

略说高中课文《记念刘和珍君》中的杨荫榆

鲁迅的《记念刘和珍君》中有两句话言及杨荫榆：“女子师范大学校长”，“广有羽翼的校长”，该文自人选1950年“人教版”高中语文课本以来。一直是保留篇目。1958年“人教版”语文课本给杨荫榆的注释是：“1924年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依附军阀政府的势力，压迫学生。”

置于主流话语意识下的女性关照——论郭沫若的历史剧

在历史剧创作中,郭沫若将女性观照放置在主流话语意识下,塑造出的女性具有不同的时代质感。20世纪20年代的女性在"五四"个性解放意识浸染下最具叛逆意识,20世纪40年代的女性意识更多凸显的是左翼斗争意识,20世纪60年代的女性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更强调实践主体功能。相应地,郭沫若女性观照的价值取向也带有权力话语意识。

《野玫瑰》本事与人物原型——与《〈野玫瑰〉的人物原型初探》一文商榷

《〈野玫瑰】的人物原型初探》一文认为,抗战期间,陈铨与刘云樵(时为国民政府特工人员)为西安一家医院的病友,受刘云樵所述其特工经历而感发,陈铨创作了话剧《野玫瑰》,并把刘云樵写进剧本中。但通过考证,文章作者所出示的证据并不可靠,其结论也当然不足为信。其实,关于《野玫瑰》的创作的背景、缘由、过程、材料来源等,陈铨本人已有清楚的说明。

《南滁会景编》版本问题补证暨部分诗文创作年代考

《南滁会景编》一书共有六个版本,其中万历三年、万历二十年两个版本的主编者还未确定,可以通过该书的内证,结合其他文献资料,确定这两个版本的主编者为王之垣与詹沂。结合相关文献,还可以确定该书部分诗文的创作年代。

明代于瑾、于鏊墓志铭研究

上世纪九十年代在滁州学院琅琊校区附近发现明代滁州人于瑾墓。该墓墓志铭流落民间,颇具文物、文献价值。于瑾及其子于鏊墓志在传世明代别集中皆有收录,二人墓志铭反映父子交游等情况,并可据此订正若干史料错误。

新媒体环境下高校辅导员开展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策略研究

新媒体作为一种新的媒体形态逐渐走入舞台,尤其是对高校教育而言,具有重要的价值作用。因此,高校辅导员可以充分发挥新媒体优势开展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为了促进新媒体环境下高校辅导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顺利开展,笔者从新媒体与思想政治教育相关含义解析入手,对高校辅导员开展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现状进行全方位、深层次的剖析,并在此基础上探究新媒体环境下高校辅导员开展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策略。

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在中国演进的三个标志

从建国前后的文艺理论发展过程来看,新中国文艺理论、美学批评与学术争论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理论思想不断融入中国的本土化的革命实践的过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蕴含的丰富的人民性、实践性和审美性等因素越来越被中国文艺界重视。马克主义文艺美学思想在本土化融入与演进的的过程中,有三个明显的重要标志:首先是毛泽东的“延安讲话”民族化融入,接着是“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创造性的运用,最后是建国后的“美学大讨论”的学术争鸣,这样一来就将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理论与中西贯通、古今融汇的学术视野拓展开来,对于后来中国文艺美学与文艺批评走向成熟,以及具备学术理性和开放品格确立了重要的参照维度。这也对后来文艺创作中克服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束缚,实现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和美学批评理论的创新实践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因而对完善当代中国文艺理论学科建设,构建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体系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战国派”新论

从史实出发,异军突起于1940年代初的"战国派"只是一个由学者文人组成,以刊物为中心,以个人行为为原则的自由作者群体,而非整齐划一的团体或派别,其核心成员当为林同济、何永佶、陈铨、沈从文和雷海宗。"战国派"的超然立场,在当时曾遭受左翼文化界和执政当局的质疑、批判和压制,而其各异的理论构建和文化主张以及锋芒毕露的批判精神,正表现了这批学院派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怀、公共意识和超越意识形态的自由精神。

丝路风情与文化寻根——《丝路情缘》叙事策略分析

西安70后作家巴陇锋的长篇小说《丝路情缘》从多角度多领域地挖掘了丝绸之路上的中国故事,描绘了寻祖车队所看到的西部民族浓郁的习俗风情,女主人公雅诗尔回到大唐古都的陕西,象征着实现了华裔后代传统回归与文化认同的民族梦想,再现了华夏民族传统的历史魅力与文化自信。其叙事策略体主要现在:首先,作品将丝绸之路上的浪漫传奇爱情与西部民俗风情、自然景观和历史文化融为一体;其次,塑造的人物形象鲜活饱满,情节一波三折,而传统诗性话语的渗透,使得整部作品充满诗意性的隐喻和象征意味;第三,西北方言俗语与当下流行语的结合,使得小说的叙事话语既具有亲和性、地方性,又具有时尚性、当下性的流行元素,能够抓住读者的审美阅读趣味。

多面的尼采形象——陈铨与尼采学说的来龙去脉

陈铨对尼采学说的接受、阐释和传播是一个有变化的过程。陈铨笔下尼采形象的变化,是由于话语环境和接受对象的不同,其选择的阐释重点和价值取向发生了变化。1940年代,陈铨的尼采论说遭到左翼文化界大批判,被斥为宣传法西斯思想,这其中虽有多重复杂的原因,但本质上是牵累于国共之间的意识形态之争而长期蒙冤,今天应破除"影响的焦虑",重新合理评估,还其一个清白。

建构与突破:生态美学与人的生存问题——论曾繁仁生态美学思想的建树与所谓“无人美学”的争议

随着经济全球化与高科技发展的冲击,与人类生存相关的气候、环境、水土资源等日益遭到过度开发,国际上环境美学、生态美学对人类生存处境面临的各种危机予以关注和研究。从21世纪初期开始,曾繁仁先生以“生态存在论“”生生美学“”简约生活”等介入生态美学,并展开与世界美学界的对话,这实际上是对西方美学中长期形成的“人类中心主义”思路的一种反拨,最终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生态美学话语。2019年,当代美学家李泽厚对国内的“生态美学”、生命美学以及后实践美学等流派提出质疑,认为这些美学主张并是不关注人自身问题,而是“以生物本身为立场”的“无人美学”,一时间引起国内美学界许多学者的认同或质疑(如刘悦笛、曾繁仁、潘知常、杨春时、程向占等均对此做了回应)。阐释和分析曾繁仁先生在生态美学领域的建树与突破,以及生态美学与人自身生存问题的关系,积极回应李泽厚先生所谓的“无人美学”的争议,实际上旨在表明曾繁仁先生与时俱进的生态美学建树是在中西对话语境中对西方经典美学、环境美学的一种深刻反思和超越,其成就值得学术界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