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M⁃DID在政策评价中的应用现状与改进方法

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模型(PSM⁃DID)是政策评估及因果推断中最为流行的方法之一.但是在实际应用中,该方法面临着控制变量在处理组样本和控制组样本之间非平衡性的挑战.传统基于均值差异t检验的平衡性检验容易产生片面和误导性的结论,使得后续因果推断产生偏误.为克服上述问题,本文对传统的平衡性检验提出以下改进:一是推荐更全面的多维度的平衡性测度指标,便于在匹配后更严谨地比较处理组和控制组的平衡性;二是提出了适用于非平衡样本的新估计方法:倾向得分匹配-逆概率加权-双重差分(PSM⁃IPW⁃DID),该方法结合了倾向得分匹配(PSM)克服样本自选择内生性及对非平衡样本稳健的优势和逆概率加权(inverse probability weighting,IPW)利用全样本信息的长处,在不进一步删除样本的情况下得到一种更稳健的双重差分估计方法.数据模拟和应用实例显示,本文提出的新方法能更全面、客观地评价宏观、微观政策的作用,得到更为可信的因果推断.

养老金融高质量发展赋能金融强国建设的内在机理与政策选择

养老金融作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关键工具,同时也是中国金融强国建设的重要领域。我国的养老金融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为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在深刻理解养老金融概念和金融强国时代内涵的基础上,阐释养老金融赋能金融强国建设的机理机制,并剖析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而通过分析养老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机遇和金融强国建设所面临的挑战,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提出了养老金融赋能金融强国建设的建议。

中国金融机构的行业布局与系统性金融风险

近年来,在欧美银行接连爆发风险事件的背景下,金融机构的行业布局与风险防范引起了监管部门的高度重视。本文对中国38家上市商业银行、52家资本市场服务机构的行业布局展开测度,并结合极值理论对机构的系统性金融风险进行分解,在此基础上,考察了行业布局对金融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当金融机构实施差异化、高金融暴露、高房地产暴露的行业布局时,将面临较大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同时,金融机构能够通过专业化布局实现精细化管理,从而降低金融风险。基于以上结论,本文对完善中国金融机构的行业布局与风险监管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科技金融赋能新质生产力

“十四五”规划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完善金融支持创新体系。2023年10月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将科技金融作为“五篇大文章”之首,从战略高度明确了科技金融的重要意义。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加强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和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2024年7月,人民银行、科技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扎实做好科技金融大文章的工作方案》,提出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工作举措,以及攻坚克难的“施工图”。

金融强监管、存贷长期化与企业短债长用

债务与资产的期限结构错配(短债长用)是中国企业普遍存在的债务问题。已有研究认为其成因在于供给侧,银行为控制自身风险和应对信贷考核压力,更多地对企业提供短期信贷。近年来,金融强监管(资管新规)重塑银行资产负债管理,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是,这对于企业短债长用的债务问题产生何种影响。本文研究发现:(1)资管新规压降银行保本理财的同时,推动定期存款扩张,导致存款期限拉长的结构变化;(2)基于生命周期与风险偏好理论并经实证验证,前述存款长期化依人口结构(老龄人口越多)呈现空间结构异质性(效应越强);(3)构建三阶段计量模型识别“住户存款长期化→企业贷款长期化→企业短债长用减少”的因果链条。本文研究表明,资管新规类金融强监管政策对于企业短债长用的债务问题发挥了治理作用,并存在时空双维的结构效应,为完善现代金融监管、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经验参考。

新质生产力指标体系构建研究

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最活跃的要素,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新质生产力是通过充分整合科技创新和现有产业基础,推动提升要素治理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先进生产力。构建具有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的新质生产力指标体系,既要从根脉与魂脉的“注解”中理解其理论内涵,又要从时代与使命的“召唤”中透视发展的价值指向,还要从“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之问的现实回应中明晰构建指标体系的基本原则,更要把握走向公平与效率高度统一的中国式现代化探索历程。面临第四次科技革命浪潮和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在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加快构建新质生产力的指标体系,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理论与实践提供一定的启发,也为实现现代化强国的历史性变革和系统性重塑指明方向。

大模型创业:范式演进与理论建构

作为人工智能技术前沿,大模型具有涌现性、可编辑性与生成性,在创新创业活动中扮演着广泛且重要的角色。本文全面阐释了大模型对创业过程的系统性冲击,据此提出了大模型创业范式新概念。大模型创业是指创业者与大模型协同完成机会利用与开发的过程。在大模型的支持下,海量创业新机会将快速涌现,不依赖于创业者的发现或创造。系统资源将依据实时需要高效编辑,进而取代即兴化资源拼凑活动。人机协同混合创业者将取代单一人类创业者,创业认知与行动能力将获得全方位增强。与传统创业范式相比,大模型创业范式更具迅捷性、数智性、低成本性与易迁移性,从根本上改变价值创造进程,将极大推动大模型经济新时代的到来。

生育政策放松、家庭资源配置与青少年人力资本形成——来自二孩政策的证据

文章以二孩政策为例,利用CFPS数据考察了生育政策放松对家庭资源配置和青少年人力资本形成的影响。研究发现,二孩政策实施后,家庭中第二个孩子的出生,对第一个孩子的人力资本形成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其中的作用机制在于:孩子数量增多带来了家庭总教育支出的增加,而且新生二孩挤出了家庭对一孩的教育投入,同时挤占了父母培养一孩的时间;新生二孩带来的家庭资源竞争效应,也降低了父母对一孩的教育期望,减轻了一孩的心理压力;同时非独生子女之间的互动,增强了一孩的责任感,提高其情绪稳定性,有利于一孩的心理健康。整体上,新生二孩带来的资源挤占效应占据主导地位。异质性分析表明,上述影响在一孩是女孩、重男轻女思想浓厚和父母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的家庭以及公共教育投资较少的地区尤为明显。文章为正确认识生育政策放松的经济社会影响提供了经验证据,同时提出了完善生育政策支持体系、加大公共教育支出等促进青少年人力资本形成的建议,为人口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参考。

户籍制度改革与劳动力成本粘性

要素市场化改革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在户籍制度改革推动劳动力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情境下,本文考察其对用工企业劳动力成本粘性的影响。结果发现公司劳动力成本粘性在户籍制度改革后显著减弱,其中增强劳动力空间流动性是潜在作用机制。横截面测试进一步发现当劳动力逐利动机较强时、公司低层次劳动力占比较高时,户籍制度改革对劳动力成本粘性的影响更大。最后,本文发现户籍制度改革对公司盈利能力和市场价值具有提升作用。本文从劳动力资源配置视角提供了户籍制度改革效应的微观证据,有助于拓展经济转型过程中劳动力流动性和成本性态的相关研究,也对理解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如何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启示意义。

司法程序效能提升与供应链配置:“繁简分流”改革的证据

本文以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作为自然实验场景,通过双重差分模型考察司法程序效能提升如何影响企业的供应链配置决策。研究发现,相较于非试点地区的企业,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地区的企业供应链集中度显著降低。机制分析表明,繁简分流改革使得与供应链相关的诉讼案件审理效率与质量提升,进而促使企业的供应链合约由关系型向市场型转变。进一步分析发现,当改革前企业面临的合约执行成本较高、所在行业利用市场化交易的潜在空间较大、所在城市的社会信任程度较低时,繁简分流改革降低供应链集中度的作用较为明显。总之,本文表明司法程序效能提升有助于企业更加充分地利用市场化交易模式进行供应链配置。

预期引导、经济韧性与宏观经济治理

在社会预期偏弱、风险隐患较多的背景下,如何完善宏观调控机制、提升经济金融韧性,引起了学术界与监管当局的高度关注。基于此,本文基于预期引导这一崭新的研究视角,准确刻画了我国的市场预期,厘清了悲观与乐观预期在不同市场条件下的异质性传导机制,并全面剖析了预期对经济韧性的支撑作用。本文研究发现,我国金融市场的预期传导过程,存在着显著的不对称现象,市场对悲观预期更为敏感。同时,韧性测度结果表明,近年来,在国内外风险冲击下,我国宏观经济整体呈现较好韧性,而金融系统对风险冲击的抵御能力也出现了持续性的提升,金融市场韧性不断增强,这进一步佐证了我国经济韧性强、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此外,本文的分析结果显示,乐观预期传导强度的走高与悲观预期传导强度的转弱均能显著提升我国宏观经济与金融市场的韧性,因此,我们必须更加积极主动地开展前瞻性的预期管理工作,进一步完善宏观经济治理,增强宏观经济与金融市场韧性,从而有效地稳定宏观经济大盘,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信用风险传染效应与外溢冲击研究

本文采用前沿的连通性频域分解方法(frequency domain decomposition),准确测度中国产业债券在短期、中期和长期的风险传染效应,并就信用风险在不同行业间的传导关系与冲击强度展开对比分析。同时,分别根据上下游产业、债项评级等不同债券分类,构建信用风险关联网络,深入剖析中国债务风险传染中的关键节点与薄弱环节。此外,进一步考察了信用风险溢出强度对经济金融变量的作用方向与驱动力度。研究表明,尽管在短期信用风险传染对中国金融系统产生了相对可控的外生影响,且对宏观经济的冲击较为有限,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市场中期、长期的流动性逐步趋紧,融资难度显著提升,信用风险传染对经济景气指数、社会融资、企业投资等宏观基本面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为应对信用风险外溢冲击提出了相关建议,从而有助于稳妥处置化解重大风险隐患、健全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长效机制。

机器学习伦理风险及其防控治理

随着机器学习技术的迅速发展,其在社会各领域的应用日益广泛,伴随而来的伦理风险也日渐凸显,包括身份被盗与隐私泄露、数据鸿沟与算法偏见、权责不明与信任危机、生态破坏与资源消耗、国家安全问题等。防控和治理机器学习伦理风险,需要遵循以人为本、公平公正、透明可释、权责清晰、可持续发展等基本原则,从科技向善、伦理审查、公众参与、法治约束等方面协同发力,构建既高效又符合伦理道德标准的人工智能生态系统,确保技术创新与社会责任的平衡。

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全局非线性分析方法研究进展

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是宏观经济学的主流模型。近年来,传统求解该模型的局部线性近似法的局限性愈发明显,而全局非线性方法逐渐兴起,在一系列前沿领域取得突破性进步,推动了宏观经济学科发展。本文介绍全局非线性方法的一般性框架及其优势,随后梳理该方法在货币政策、金融危机、结构转型中的经济周期等课题上的最新成果。全局非线性方法可以提高宏观理论和量化分析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有力推动国内宏观研究的进展。

碳风险定价:来自中国城投债市场的证据

自“双碳”目标提出以来,研究者格外关注二氧化碳排放所引发的气候风险和金融资产价格风险。城市作为推动低碳经济转型的重要空间和行动单元,其城投债市场为研究碳风险定价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实验平台。基于中国城投债市场的研究发现,在控制一系列其他因素以及城市和时间固定效应后,城市碳排放强度与城投债信用利差正相关,并且这种影响在不同类别的行业中均非常显著。将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作为碳排放的外生事件冲击,采用工具变量法来缓解潜在的内生性问题,结果依然稳健。机制检验发现,城市碳排放强度通过惩罚性信贷机制和资产搁浅机制对城投债信用利差产生影响,揭示了碳风险传导途径的特殊性。进一步研究表明,城市在高耗能产业上的技术创新、政府在遏制温室气体排放与环境治理上的努力,都能够降低碳风险对城投债信用利差的边际影响。因此,政府部门需加快建设绿色基础设施,资本市场应积极创新城投绿色融资工具,政策上需要激励城市领导人采取措施以缓解气候变化。

影子银行监管的风险防范和信贷紧缩效应——来自资管新规的证据

资管新规有效防范化解了影子银行带来的潜在系统性风险,同时对商业银行的风险偏好与资产负债业务产生了一定影响。本文利用2014-2020年上市银行半年度数据,基于资管新规政策,使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研究影子银行监管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与信贷供给的影响。结果发现:第一,相较低风险行业,资管新规显著降低了商业银行对高风险行业的信贷投放,即起到风险防范作用;第二,资管新规抑制了理财产品的发放,导致银行融资渠道收缩,进而引起整体信贷收缩;第三,为承接理财资金,银行加剧了存款竞争,存款利率因此抬升,并传导至贷款利率。进一步研究发现,资管新规削弱了货币政策传导的有效性。本文的研究对于理解实体经济的融资困境有一定启示意义。

养老保险缴费基数限额、收入不平等与社会福利

本文讨论了缴费基数限额如何通过改变个体缴费负担、储蓄-教育决策和养老金收入,以及代际收入分配影响收入不平等和社会福利。研究发现:缴费基数限额会扩大工资收入差距和缴费后可支配收入差距,缩小养老金差距,对代际收入差距影响不明确,这使收入不平等在短期内下降,在长期内上升。缴费基数限额在短期内降低了社会福利,在长期内对社会福利的影响模糊。适当调低下限并调高上限可以达到降低收入不平等并且增进社会福利的目标。

进口竞争与技术距离

本文采用工业企业数据和高度细化的产品层面关税数据,探究进口竞争对技术距离的影响。研究发现进口竞争显著促进企业技术距离的缩减,机制分析发现进口竞争主要通过促进低生产率企业进行更多创新的创新激励效应和企业进入退出引发的产业结构变化影响技术距离。异质性分析发现,进口竞争对处于较弱国内竞争环境、低产品异质化行业、劳动和资本密集型行业及低市场分割程度地区的企业有更强的技术距离缩减效应。

原产地规则与企业链长——基于区域价值链的视角

后疫情时代全球价值链生产体系系统性风险加剧,我国迫切需要打造区域价值链来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原产地规则难以适应碎片化的全球价值链生产模式,却为巩固区域价值链提供了契机。本文基于区域价值链的视角,考察原产地规则对企业生产阶段区位配置的影响。通过构建异质性企业出口行为选择模型,揭示了原产地规则影响企业区域价值链长度的理论机制。并以中国东盟自贸区协议签订为准自然实验,利用三重差分法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原产地规则通过企业生产成本和贸易成本影响了区域价值链的发展。

通道业务监管与企业信贷融资

借助《资管新规》“去通道”的外生冲击,本文考察了加强通道业务监管对企业信贷融资的影响。本文发现,相对那些没有采用通道融资的对照企业而言,在《资管新规》出台之后,先前采用通道融资的企业获得了更多的银行信贷。机制检验发现,当通道业务压降以后,受影响企业主要通过向产业政策扶持方向转型来获取国有商业银行贷款,还通过改善增长和偿还能力来获得其他商业银行贷款。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在获得更多的银行信贷后,信贷融资成本也会降低,但增发股票和发行债券等其他融资行为没有发生显著变化。在考虑调整成本之后,企业转向银行贷款融资并未改变企业的净收益。本文基于信贷融资视角揭示了《资管新规》的微观影响,对监管机构、商业银行与企业的行为决策均具有重要的研究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