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预防青少年犯罪的心理援助工作机制——基于Z市X区人民检察院个案的实证分析

当前,在日渐凸显的青少年违法犯罪活动中,因心理因素、法制意识淡薄导致犯罪的占有相当比例,若不对已走在犯罪道路的青少年开展心理援助等有效的挽救措施,就不能降低失足青少年的重新犯罪率,严重影响社会治安和稳定。应当围绕青少年犯罪预防心理援助工作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合理性与制度框架,以及存在的问题和完善建议等方面的内容进行探索尝试,以便更有效降低青少年犯罪比率。

试析检察机关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途径及问题

社会管理创新是政法系统三项重点工作之一,检察机关于其中也承担着重要的职能作用。如何协调好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职能和推进社会管理创新之间的关系是提升履行检察职能成效的关键问题。检察机关推进社会管理创新途径主要有三个方面,应当以此为基点强化职能建设,同时对于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也应予以关注。

以“案-件比”为核心提升办案质效路径探微——以Z市X区检察院业务数据为参考

"案-件比"是检察机关案件质量评价指标的核心。关注"案-件比"指标在基层检察机关办案实践中的数据变化和运用情况,分析影响该项指标的构成因素及其深层次原因,提出以派驻检察室为平台,强化案件诉前主导作用;强化案件管理,加大对检察官办案活动的监管及健全检察官业绩考核体系等路径,进一步优化"案-件比",提高办案质效。

试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适用问题与对策——从化解社会矛盾的视角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是《刑法修正案(七)》新规定的罪名,该类犯罪活动以前多数纳入行政处罚范畴,个别涉及犯罪的分别按诈骗、非法经营等处理。新罪名的规定为打击该类犯罪提供了利器,但也因实务操作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影响了成效,为更好地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有必要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改进相关机制。

浅析受贿罪中的职务行为与职业行为的区别

在我国现行刑法中,受贿罪的犯罪构成将"利用职务便利"作为客观方面的必备要件。如何认定行为人是否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它与利用职业形成的便利条件如何区别,成为准确适用罪名、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关键,也成为司法实践中最具争议的一个疑难问题。

我国目前反商业贿赂立法现状及完善立法建言

近年来,商业贿赂案件呈高发态势,已成为影响我国经济生活和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分析我国目前反商业贿赂立法的现状和补足,借鉴国外反商业贿赂的相关立法,提出完善反商业贿赂的几点立法建言。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电子数据审查

在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认定过程中,涉及大量的电子数据,这类证据存在难甄别、弱关联、标准不明等诸多问题,不断挑战传统证据论证模式,为了充分保障有效打击,针对电子数据提取和审查的特殊性,建议在认定这一犯罪时适度放宽对客观行为证据“三性”的审查引入智能算法,对主观明知的论证采取推定或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等规则,孤证禁止的限制可以被突破,以便更加合理适用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强行索要听歌费的行为应如何定性

一、案情某年春运期间,陈某、周某、胡某三人在旅客列车上,按预谋分工,均拄着拐杖假扮残疾人,陈某唱歌,周某、胡某负责向旅客要钱,陈某叫喊着：＂我们今天来给大家唱歌,大家把钱准备好,装睡的,都给我醒醒,不然把你整醒,就对不起了。＂然后,三人一起挥舞着拐杖,并用拐杖使劲敲击车厢地板。随后,三人以收取听歌费为名,向四节车厢的旅客索取一元、二元不等的零钱。对部分不给钱的旅客,就采用拐杖敲击地板、继续唱歌或者辱骂的方法,催着要钱。胡某还用头撞了一位不愿给钱并假装睡觉的旅客,辱骂后离去,三人共索要人民币500余元。

刑事抗诉与矛盾化解的新思考

刑事抗诉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以来其维护公平正义的价值受到了高度肯定。但在当前转型期的背景下,矛盾化解的价值取向也应当得到重视。以矛盾化解价值取向来推动刑事抗诉工作在实现法律监督过程中的规范性、针对性和调适性具有重要且积极的意义。刑事抗诉工作的机制创新也应立足于推动社会矛盾化解,以实现法律监督与矛盾化解的双赢。

使用假币调包应如何定罪

当前涉众侵财类案件频发，采用调包手段获取钱财的犯案方法在各地的司法实践中屡见不鲜，而参考近年来司法判例不难发现，此类手段犯罪并没有统一的定罪标准，定使用假币罪或诈骗罪均有判例可循，这就造成了此类案件在适用法律上的混乱，需进一步厘清此罪与彼罪的界限，维护刑事司法的公正与权威。

试论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与发展进路——从检察制度产生动因与发展规律的视角

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有应然与实然之分,二者的差别决定了检察制度改革与完善的方向。检察制度的产生动因与发展规律对于检察机关应然的宪法定位具有决定性意义,由检察制度的产生动因可以判断该制度的发展规律,在坚持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过程中,应充分重视与严格遵循这些规律。

强化检察队伍建设的若干设想

1.尽快引入竞争机制,实行检察官责任制。没有竞争就没有活力,检察机关内部应从多方位建立竞争机制。首先,检察机关的中层领导要实行任期制(期限可与检察长任职期限相同),任期届满经民主评议和组织考评,称职的可以连任,反之降职或免职。其次,检察机关各部门组建实行选聘制。各部门领导可根据本部门的特点和任务,在全院中选聘本部门定员的80%(比例灵活掌握)人员到本部门工作,其余20%由院领导同部门领导协商安排,对于少数未被聘用和安排的,如确不适应检察工作的应调出检察机关。第三,检察员职级实行升降制。对于任职期间政绩突出或有突出贡献的,可不受任职时间限制予以晋升。反之,不能胜任本职工作的可降级。第四,提任检察员实行民主推荐(包括自荐)、组织考评和任免机关选任相结合的制度。组织考评主要根据实绩、学历、能力和年资。第五,正副检察长实行述职报告制。

推动社会管理创新之检察功能——以完善家庭暴力伤害案处理模式为切入点

检察环节推动社会管理创新蕴涵于检察工作的发展过程中。分析家庭暴力引发的故意伤害犯罪处理模式,可以管窥这一功能的独特作用。当前我国的刑事程序提供的救济方式并不尽完善,解决这一问题应进行相应的制度改造与创新,协调公诉权与私人处分权的关系,增强程序的可操作性,保障被害人正当的程序利益。

“软暴力”涉黑涉恶案件办理检视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涉黑涉恶"软暴力"手段不断转型升级,令被害人不胜其扰,这也给司法实务中"软暴力"手段的审查认定以及证据标准的把握带来了难题。本文以实务中的几个典型案例展开探讨,分析涉黑涉恶案件办理过程中对"软暴力"存在的认识分歧,从实务角度提出"软暴力"行为的取证思路,以期对打击"软暴力"行为的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挂靠企业”带来的困惑与对策

“挂靠企业”带来的困惑与对策陈德明挂靠企业是我国新旧经济体制交替，发展多种经营方式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社会经济现象。由于新的管理体制一时难以跟上，导致这种规避法律的企业呈直线上升趋势。因为挂靠企业存在性质不明、产权不清的问题，给执法工作带来了困惑和阻力，...

浅议串通投标罪的解释路径与适用

由于刑法对串通投标罪的规定较为概括,司法实践中对刑法条文作完全形式意义的诠释,导致该罪认定面临诸多困境,一些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无法纳入刑法评价范畴。串通投标罪作为行政犯,具有“双违性”特征,因此应当把握串通投标罪的危害本质,借助行政法律规范对刑法条文进行解释,从而解决串通投标罪的疑难问题,全面提升对招投标领域犯罪的惩处力度。

论司法裁判的可接受性

司法裁判可接受性的本质在于司法裁判是否满足公正的要求及其程度。司法裁判可接受性的基础在于法律公正,背弃法律公正就是背弃司法裁判的可接受性。在司法实践中,审判前就从司法裁判的可接受性出发,迎合当事人情感、公众民意、及政府态度,先定后审,违背程序正当、法律公正的思路和做法是错误的。

完善侦察监督的立法建议

侦查监督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检察机关的整个职能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检察机关是通过审查批捕、审查起诉等工作,来实现这种职能的,并据此发现和纠正了一些侦查机关(包括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在侦查工作中的违法行为,防止了一些冤假错案的发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总的看,检察机关履行的侦查监督职能,基本上还处于一种“事后监督”的状况,由于立法不完善,导致侦查监督不能达到最佳效果.因此,当务之急必须补充、修改、完善现行法律.一、侦查监督的立法缺陷和执法现状侦查监督的立法缺陷可概括为一句话:有上文无下文,缺乏必要的保障措施;监督程序不完备,监督者无所遵循.执法现状是:监督者有权利无保障,事后监督无力;被监督者有义务无责任,难以形成压力.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公设辩护人”的价值与引入——以台湾地区公设辩护人制度运行为镜鉴

犯罪嫌疑人认罪的自愿性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的基本前提,但基于一些侦查机关结案急迫、犯罪嫌疑人自身法律知识缺乏以及值班律师制度不足等原因,该自愿性有时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中未得到全面保障。借鉴台湾地区公设辩护人制度,为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提供自愿性保障措施,是完善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重要路径之一。

“枫桥经验”语境下检调对接平台双向交流模式的实践探析

"枫桥经验"是1963年浙江省诸暨市(当时为县)枫桥镇确立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经验,经由毛泽东同志的批示而推广向全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枫桥经验"一直作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一面旗帜发挥着引领作用。检调对接是检察机关对"枫桥经验"的继承、发展和创新,特别是在民间纠纷引发的轻微刑事案件调处中,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的丰富经验和专业优势,是预防再犯罪、化解社会矛盾的有效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