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件的现状、反思及前瞻性研究——以潍城区人民检察院为例

近年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案件数量呈井喷式增长,从司法适用角度来讲,该现象有悖于健康、正向、精准的犯罪打击预期态势。伴随着案件数量的急剧增长,司法实践对本罪适用产生了一系列难题。如何从网络犯罪的构成要件适用上实现实质入罪和实质出罪,是刑法理论和刑事实践的一个重要议题。司法实践中需要基于当前网络犯罪频发的背景,剖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主要特点和原因,总结司法疑难问题,厘清本罪的犯罪构成,细化犯罪认定方式,进而为探寻本罪的准确适用提供可行路径。

地方检察院员额制改革之反思

员额制改革打破了检察院现有的利益格局,出现了新一轮的权力配置和划分,目前员额制改革已在地方检察院全面推进和展开,落实地方检察院的员额制改革,需要转变检察人员的思想观念、确立公平的入额遴选方案、建立完备的绩效考评制度、构建合理的员额检察官退出机制以及完善我国的司法责任制度。

受贿案件中影响量刑因素的实证分析——以重庆地区为例

以重庆地区法院2016年审理的49例案件为样本,初步分析得出该地区受贿犯罪的社会危险性程度不突出,在刑罚上呈现量刑轻缓化特征的结论。通过SPSS建立回归模型分析,发现受贿金额对判处实刑具有紧密的相关性,取保候审对适用缓刑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同时,在法教义学与实证分析的双重考察下,受贿案件量刑中存在着犯罪情节虚置化、量刑过程异常化、财产刑适用模糊化等问题,通过刑事一体化的解决思路,提出了设置严密的量刑标准、构建科学的量刑方法、强化量刑说理机制的运用等解决方案,以期最终实现受贿案件量刑规范化的目的。

农作物新品种权的保护研究

农作物新品种保护是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和科教兴农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农业科技创新的重要原动力。我国农作物新品种保护工作处在发展完善的阶段,仍存在着一些问题。这就需要对我国农作物新品种保护的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国外的经验进行深入研究,找出合理的对策,这不仅是农作物新品种权研究的基本问题,也是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的需要。

论网络犯罪的管辖

由于互联网的日渐普及,网络犯罪逐渐被国际社会所重视。与传统犯罪相比,网络犯罪呈现出很强的辐射性和全球性特征。如何解决网络犯罪管辖权的冲突,确定网络犯罪的刑事管辖权,使有关部门得以有效率地打击网络犯罪,是现在针对网络犯罪的重要问题。

此案应如何定性

[基本案情] 犯罪嫌疑人李某,经人介绍跟个体商贩孔某打工,而打工结束后,孔某却以种种理由拖欠工钱。二00一年九月二十六日晚,李某伙同事先约好的王某、徐某窜至孔某往处附近,将外出回家至此的孔某,拖至路边的玉米地内对其拳打脚踢,并抢去孔某传呼机一个。三人见未达目的,便留下一人看守孔某,其余两人翻墙进入孔某家中,盗窃现金一千二百余元,此时孔某家中其已经熟睡的弟弟,对他们的行踪却并未发觉。两人带钱返回原地,孔某乘三犯分脏不备时逃走。

未成年被害人关爱救助机制研究——以刑事未成年被害人为视角

被犯罪行为破坏的社会关系需得到修复,这是刑法的主要目的。在实践中办理的刑事案件中,有许多未成年被害人的人身和其他相关利益遭到破坏和侵犯,因此,更需要及时得到修复和救济。近年来,随着我国法治的逐步完善和健全,尤其两法实施后,未成年人保护问题逐步被提到司法保护重要位置,与之相比,刑事案件中对未成年被害人的保护、关心以及救助则显得不足。一个国家对刑事被害人权利保障水平的不断提升,对实现司法公正具有重要意义。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确立之谬

以人权为理论基础建立起来的所谓"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得到世界各国法学界的认同,从某种意义上讲,证据制度的规定内容直接反映了一国司法与立法的价值观念取向。正值《刑事诉讼法》修改之际,本文尝试从证据制度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浅淡我国诉讼制度的构建与完善。

考试作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研究——从组织考试作弊罪的适用角度分析

2015年8月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九)》在刑法第284条后增加一条,作为284条之一,规定了四类考试作弊犯罪,首次运用刑法对考试作弊行为进行规制和处罚。但刑法的制定与司法适用之间仍然存在一个法律人主观意识的能动过程,加之我国目前并没有统一的考试法,对诸如"国家考试"、"组织作弊"等法条表述缺乏一个权威、统一的界定。本文着眼于组织考试作弊罪这一司法实践中认定较多、争议也较多的考试作弊犯罪,针对组织考试作弊罪在当前司法实践中存在分歧的几方面,如"国家考试"的认定、"法律规定"的理解、"组织作弊"行为司法层面的认定等问题进行分析和厘清,以期对司法工作者正确理解、适用该罪名提供思路。

强化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几点思考

民事行政诉讼监督是维护司法公正、司法权威和法制统一的重要手段,对实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由于我国现行法律对民事行政检察监督规定存在缺陷,影响了民事行政监督的实际效果。笔者针对我国现行民事抗诉程序存在的问题提出几点思考和建议。

惩治网络水军违法犯罪行为之策

网络水军是指出于经济利益或特定目的,有组织、有计划地操控网络舆论和信息的群体。对于网络水军违法犯罪行为如何认定,亟待研究。一、网络水军的司法认定困境(一)犯罪主体认定困难。网络水军作为一个组织严密的群体,其内部结构复杂,通常包括雇主、主要组织者、领导者以及积极活跃分子等多个层级,位于最底层的水军数量众多,分散在各地,难以追踪和确认身份。刑法第246条第1款规定,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剥夺政治权利。刑法对侮辱罪和诽谤罪的主体并未作出特殊限定,因此,参与相关行为且符合情节严重标准的水军成员理论上都可能构成犯罪。然而,鉴于水军成员分散于各地,对其进行调查和起诉将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若仅将网络水军的组织者、领导者认定为犯罪主体,不仅与刑法第246条的精神相悖,还可能导致大量网络水军脱离有效监管。

投资理财型网络传销罪与非罪的实质审查

网络传销是传统传销使用互联网、手机App等载体发展的新形式。近年来,各种网络传销形式层出不穷,主要包括投资理财型传销、购物平台型传销、公益慈善型传销、劳务广告型传销等。其中,投资理财型网络传销是网络传销的主要形式之一,往往打着金融互助、虚拟货币投资、微商等幌子包装炒作,实质上并无任何营业项目作为盈利基础,主要靠收取入门费、拉人头等方式骗取网民财物,社会危害性较大。投资理财型网络传销犯罪形式日趋复杂,司法实践中存在的案件定性、犯罪主体范围、入门费判断、下线人数确定以及电子数据审查等问题亟待研究。

相约自杀中的帮助、欺骗行为如何定性

自杀在主观方面要求被害人纯粹自主自愿,在客观方面要求被害人完整支配直接导致死亡的行为。自杀在刑法上不是犯罪行为。相约自杀中帮助、欺骗自杀的行为是否需要接受刑法评价,关键要把握两点:只有帮助、欺骗自杀的行为造成自杀者产生严重的认识错误,客观上又主导自杀者的死亡进程,行为人才可以被认定为故意杀人罪的间接正犯。

对涉农土地补偿职务犯罪案件的几点思考

涉农土地补偿职务犯罪案件具有其自身特点,发案原因主要是管理制度不健全,监督制度不到位,法律意识差,村务公开制度流于形成等。应有针对性地完善制度,加强监督,建立科学的职务津贴制度,遏制该类案件的发生。

当前查处医疗事故罪的两个难点

《刑法》第三百三十五条中所谓“造成就诊人员死亡或严重损害就诊人员身体健康”,即是正常所说的医疗事故。但医疗事故的认定标准,却为1989年6月29日国务院发布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而医疗事故的等级标准,是确定是否构成医疗事故罪的主要依据。因此,实践中查处医疗事故罪时,存在以下两个难点:

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

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对象为未成年嫌疑犯罪人．以及成年犯罪嫌疑人中的过失犯、初犯、偶犯，交通肇事、故意伤害、过失致人重伤、故意毁坏财物等轻微刑事案件可以适用刑事和解。其中，对于事出有因或被害人有明显过错，而犯罪嫌疑人系一时激愤而犯罪的案件，带有明显的偶然性和特殊性，犯罪嫌疑人主观恶性不深，具有悔罪表现，且被害人谅解的，适用和解程序对案件的处理会收到较好效果的也可适用。

伪造公司印章罪若干问题探讨

一、基本案情2019年5月至2020年11月期间,山东省潍坊市潍城区某电力工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某某,为了公司投标制作标书使用,联系伪造人提供印模并定制购买了A、B、C、D四个公司的印章。其中A、B印章系A、B公司的法定名称章,C印章系C公司的合同专用章,D印章系D公司的财务专用章。张某某联系他人定制并购买C公司的合同专用章前,与C公司联系并征得了C公司的同意。A、C、D印章系实体印章,B印章属于电子印章。二、分歧意见本案中,因为对部门章、电子印章是否属于伪造公司印章罪犯罪对象、购买行为是否是伪造公司印章罪犯罪行为、经被伪造方同意是否系出罪理由、伪造公司印章罪的立案标准等方面均存在争议,故对于张某某的行为是否构成伪造公司印章罪形成了三种意见。

审查逮捕案件讯问笔录的制作

审查逮捕阶段讯问犯罪嫌疑人是贯彻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重要环节,对准确把握案件定性、核实证据、评价犯罪嫌疑人社会危险性、开展侦查活动监督工作等具有重要意义。

匕首刺中左胸沿皮下伤及右肺1例

匕首刺中左胸沿皮下伤及右肺１例杨公新，王凌志，德田某男，３２岁。匕首外伤１小时入院，神志不清，面色苍白。心率１１０次／分，呼吸３０次／分，血压测不到。左颈、左胸、背部有４处创口，深达皮下或肌层。左上腹部有一３ｃｍ创口，大网膜外露，有血性液体溢出。剖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