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虚”文学史:从赋中人物到小说篇名

司马相如《子虚赋》以“子虚”为假托人物,托“子”姓而名“虚”,寓含有从契之商,到微子之宋,再到梁园代言人之意,梁园即“子姓之墟”。子虚借由为“楚称”的“虚言”来影射梁王僭礼越制的行为,意图劝谏梁王。“子虚”又引导我们从地理学层面的虚设梁园走向哲学层面的老庄“无为”,以及文学层面的“凭虚构象”的思索。在诗词的世界,因天生具有彰显君臣际遇和崇尚虚静无为的秉性,“子虚”化为盛唐诗人的蓬勃朝气,宋人词中对“大一统”的渴望和知音难觅的悲叹,明清文人归隐山林的一剂触媒,成为儒家积极入世和道家隐逸避世的文人共同的书写对象。在古典文学批评领域,尤其是古典戏曲小说理论中,“子虚”成为品评戏曲小说特色、创设小说人物,甚至直接借为小说篇名的代言人,构成“赋说”与“小说”的直接互渗。自从司马相如创设“子虚”之名起,这个文学作品中虚构的人物便开始驱使后代文士的创作,书写属于“子虚”的文学史。

现代汉语姓名用字的统计分析——以澳门大学为例

姓名的历史变迁与人类的文明进步是同步发展的,姓名的形式和内容都随历史变化而变化,姓名的变化是一个流动的历时过程。姓名由姓和名组成并具有含义。不同的民族对人的命名习惯各不相同。以CHIN111 (003)(004)课程两班同学的姓名为研究对象,并结合两班同学关于全班同学姓名分析所提交的课程作业,来对两班同学的姓名进行用字频率和用字数量的相关统计,以及对两班同学的姓名相关材料的整理和分析。

澳门文学的传统与文化格局

澳门文学的基本格局中,侨寓文学因素一度占据着突出的位置,并形成了澳门文学的独特传统。离岸文学现象则说明澳门文学曾有侨寓外地的传统。澳门文学概念的正式形成是在1984年,这一概念形成以后,对澳门文学的文化格局建构起到了有效的唤起作用。澳门文学概念的讨论与学术辩证,也突出显示了澳门文学文化格局的独特性。

汉学与比较文学:学科分野与方法整合——北京大学陈跃红教授访谈录

2015年2月,陈跃红教授在澳门大学做了一场精彩的“汉学与比较文学：学科分野与方法整合”的讲座,就汉学与比较文学两种学科间的历史渊源与纠缠,面对现代性转型的“焦虑趋同”与“范式交集”,以及大陆比较文学的“学术溢出”与港台比较文学的＂幽灵化＂等现象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受此启发,笔者有幸邀请到陈教授就讲座中言之未尽的相关话题做进一步阐释。

论澳门文化中文学资源的开发

澳门文化建设迫切需要开拓其中的文学资源。一般而言,澳门文学自身的成就不高,但这并不意味着澳门文学资源就相应贫乏。澳门历史上曾与汤显祖、贾梅士这两位中西著名文学家结下不解之缘,在现代又与著名小说家郁达夫等有了剪不断的关系。这些文学资源都不必通过学术确证来获得,而是可以通过作品分析进行相应的推论。在文学资源的开发中,对文学家行迹的某些分析和想象,同样可以开发为与澳门文化相关的再生资源。

“东方主义”背后的“荒诞”与“审视”--比较文学与跨文化视野中的中国人物形象研究

纵观人类发展历史,四大文明古国对全球文化产生了偌大的贡献,其中当以华夏文明为源泉的中华文化有着最为瞩目的影响。然而,中华文化的“东学西渐”之路却并非一帆风顺。近代以来,西方学者凭借双方意识形态的差异与权力间逐渐不对等的地位开始漠视、诋毁中华文化。美籍阿裔学者爱德华·萨义德借助黑格尔的“欧洲中心主义”与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建构出“东方主义”理论,将此现象完美诠释。本文旨在以《鲁滨孙漂流续记》《面纱》《情人》三本西方名著为主,其它诸多历史材料为辅,结合萨义德《东方学》中的理论观点从“东西语境”逐渐转至“中西语境”,以历史发展为横向脉络分析各个时期的中国人物形象,分析西方著作中“荒诞”与“审视”的情节以及探讨全球化背景下中华文化的未来定位。

鲁迅文学与白居易资源

鲁迅的文学与思想汲取了东西方的诸多资源,然而白居易对他的影响却常常被研究者所忽视。通过比较鲁迅与白居易各方面的创作路径,审视白居易风格在鲁迅文学中的痕迹,可以发现鲁迅在文学与语言的革新、讽刺与批判的风尚方面都从白居易那里汲取了有益的养分。同时,鲁迅在旧体诗写作方面也表现出与白居易相近的旨趣。这对于理解鲁迅文学创作的深层渊源和白居易在中国文学传统中的潜在影响至关重要。

“三把半香”与袍哥精神世界的塑造

敬拜“三把半香”是袍哥精神和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三把半香”的文字与口头传播,吸取了中国历史、传说和民间文化中的诸多元素。“三把半香”的信仰仪式、其中的故事人物及其传达的伦理信息,既继承了从墨子到游侠的文化传统,也显示了人们对游侠风骨的精神寄托,构成了袍哥伦理说教的组成部分,是稳固袍哥组织、加强袍哥身份认同以及进行袍哥内部控制的行之有效的工具。这种工具从中国的历史传说中得到了养料,使得他们团结一心。这种共同的信仰,成为这个组织的粘黏合剂,将袍哥的信仰与仪式规范结合了起来。袍哥之开山立堂,行走江湖,敬拜“三把半香”,成为袍哥的精神支柱和共同教条。

澳门地区官方号在内地社交媒体中的语言选择

受诸多因素影响,澳门地区有着独特的语言环境,在互联网高度普及的今天,澳门地区作为高度依赖旅游服务业的经济体,借助社交媒体宣传旅游服务对其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为探究澳门地区官方账号在内地社交媒体中的语言选择情况,该文选取“新浪微博”与“抖音”平台中的部分澳门地区官方账号,采用调查和个案研究结合的研究方法,统计各账号语言选择情况进行比较分析,并对今后澳门地区在内地社交媒体上的宣传提出设想与建议。研究表明,澳门地区官方号在这两个平台发布的内容繁体中文与粤语占比大;简体汉字和普通话使用量增多;但“三文四语”政策体现不明显。为此,该文建议澳门地区官方号尝试规范语言政策,借助粤语和葡语进行推广宣传。

语言学理论的嬗变模式与新旧理论之间的关系

语言学理论的嬗变有两个基本模式,其一是技术更新换代,其二是目标重新设置。前者指的是在不改变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前提下对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进行改善升级,更新换代;而后者则是指研究对象和研究目本身的重大改变甚至重新设定。如果属于技术更新换代,更先进的新理论体系一定会取代旧有的理论体系。而如果属于对研究目标的重新设置,新理论不会取代旧理论,新旧理论往往会分道扬镳,各走其路。

田代屋及其有田烧经营在近代上海的空间功能演变

海派文化在其形成过程中深受域外文化的影响,其中日本作为东西方的“中介”发挥了重要作用。1868年长崎老铺田代屋在上海开设分号,这是上海最早期的日商,经营作为日本传统艺术代表的有田烧瓷器及杂货。日本最初的陶瓷是从中国引进的,至近代,有田烧带着日本的文化韵味来到了上海,这一“文化回流”不仅提供了工艺、艺术交融的途径示例,它在近代新兴上海都市空间的后续发展,更值得关注。通过田代屋的“窗口”,可探求田代屋及其有田烧经营在近代上海的空间功能演变,梳理明治日本对于上海、中国陶瓷业的考察及其为此做出的工艺技术、出口政策上的调整——因东洋货引发的中国抵制洋货、振兴工艺美术、掀起“国货潮”,其间田代屋起到了某些中日交流的作用。立足跨学科视域,研究以田代屋为代表的空间文化构成及其与文化空间生产之间的关系,可对海派文化、海派工艺的域外影响研究提出新的视角与阐释。

重绘中国文学的历史地图

"重绘中国文学的历史地图",是一种实践性很强的学术理想。这需要在反思百年文学史写作中发现其软肋。由此提出富有针对性的重绘文学地图三原则:一是在原本比较重视时间维度上,强化空间维度;二是在文化中心动力的基础上,强化"边缘的活力";三是从文献的验证中,深入到文化意义的透视。其中有两条重要方法:一曰破解精彩,一曰追问重复。由此所重绘的文学地图,是一个现代东方大国与世界对话和交往的升级版的文化身份证。

汉语让转复句的预期类型与常识发现研究

自然语言有关表达中潜藏了丰富的预期和常识,让转复句“虽然A,但是B”格式是其中的代表。从语言学知识应用于人工智能的角度来看,挖掘语言中的常识有助于构建常识库,支持常识推理。研究过程是通过构建“取反→简化→补全→泛化→联结”的形式化操作流程,提取让转复句中蕴涵的预期信息,证明语用信息也能通过形式化方式提取。根据格式中“A”和“¬B(非B)”是否存在因果关联,让转复句中的预期可分为基于直觉推理的预期、基于经验的预期和基于百科知识的预期三类。根据“A”和“¬B”的语义关联性及推理方式,基于直觉推理的预期可进一步分为属性类推、属性对比、量级类推、属性继承、属性值保持和属性值趋同六类;按照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基于经验的预期可分为基于预测类经验的预期和基于共现类经验的预期两类。其中,基于经验的预期和基于百科知识的预期可以归纳为常识,收集并构建常识库。最后举例介绍了怎样利用本文抽取的小型常识库进行智能问答和溯因推理。

澳门开埠的若干历史问题

葡人之所以可入住澳门，并非如以往多数论者所认为的是因中国官员徇贿受贿所致，而是明朝政府在知己知彼、权衡利弊的基础上的正确决策。在这种情况下才产生了汪柏与索萨为代表的中葡首次和谈，从而结束了两国的敌对关系。

形上词的文学价值及其文学史意义

形上词是饶宗颐提出的用词体原型以再现形而上旨意的新词体。形上词强调形上之思与向上之意,这由饶宗颐所作《六丑》《蕙兰芳引》与《玉烛新》三首词可见一斑。形上词创作的步骤与途径可分为落想、设色与定型,三者皆至关紧要,不可或缺。饶宗颐的形上词,严格遵循原唱固有型格及其韵律、节奏,并以比兴之法进行创作。晏殊、苏轼与王国维等人的创作为形上词提供了本土资源,同时也有意借鉴了意识流等现代主义创作手法。形上词的出现标志着从诗歌到哲学的提升,其所构成的模式范型可视为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这是形上词的文学史意义之所在。

汉语新文学的传统及其世界意义

此为学者朱寿桐和陈瑞琳2015年11月5日在汕头大学演讲的全文整理。朱寿桐指出:汉语新文学最能够解决的问题是,可以避免在国家、政治归属的意义上去界定现在越来越多的海外写作者。这些人实际上不一定就是"海外"写作者,只不过他的文学活动空间是在海外罢了。陈瑞琳谈及海外的华文作家对汉语新文学的贡献等。

澳门的语言运用与澳门青年对不同语言的认同差异

澳门通行着多种语言和方言,极为复杂的多语生态和相对封闭的地域环境,为研究语言认同和多语竞争提供了语言社区样本。语言认同是指语言使用者就自身与某种语言或方言之间关系的心理定位。调查显示,语言使用者对不同语言的认同程度和功能定位差异直接影响其语言态度和语言行为。语言认同还跟地域认同和文化认同密切相关。绝大多数澳门青年对粤语的认同度最高。而对其他三种语言的认同度相对较低,且功能明显分化。多数澳门青年认为葡语是官方语言和第二外语,普通话是国家通用语,英语是第一外语。澳门大、中学生对不同语言的不同心理距离,决定了其对不同语言的不同言语态度和不同言语行为,而其在地域认同和文化认同上的表现反过来强化了他们的语言认同差异。

通天下之志，明艺文之道--论钱锺书与比较文学的真精神

钱锺书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一个坚决的反"中体西用"论者,具有开放的中西文化观。对于其重中西互证的文学研究也有着方法论意义上的明确认识,如他上承郑樵、章学诚为学贵"通"之说所提出的"打通"论即是重要体现。概而言之,钱锺书的研究方法无法以"比较文学"方法论涵盖之,但他在文学研究中突破中西、古今、文白、雅俗及学科、文体分际等诸多藩篱的"出位之思",却又充分体现出比较文学这门学科通天下之志、明艺文之道的真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