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文献与《楚辞》校读(三则)

出土文献对《楚辞》校读具有重要价值。本文参考历代注疏,结合出土文献的用字规律,校读《楚辞》三例语辞。根据楚简中的"忿糸车糸"和"忿连",《怀沙》"惩连改忿"中的"连"并非"违"之讹,结合题旨语境,应读"惩懑改愤"。根据商周金文"逦"读"列"的通假用例,《楚辞·大招》"丽以先只"应读为"列以先只"。结合新出楚简"康"字表示"汤""康"两个词,联系相关文献和史实,《天问》"汤谋易旅"中"汤"本应作"康"。

清华简《周公之琴舞》的文本与乐章

清华简《周公之琴舞》的文本结构较为简单,既是一种常见的"启+乱"式的循环结构,而且能够反映出西周初期的诗乐面貌。其乐章结构较为特殊,但从简的形制及背题简号、篇题、第二遂的"通启"记载以及"序"与"用乐"角度分析,可知该颂通体是一篇完整的乐章,而非两篇之拼凑。再由该颂产生之背景与使用的场合、《敬之》毛诗"序"、与《大武》比较以及该颂的内容解读等"外证"与"内证"考证,可知该颂之作者为周公与成王。《周公之琴舞》的出土,同时验明了西周乐制中的一些问题,如"九遂"制始于周公制礼作乐,而且"九遂"用乐既有其乐制的意义,还对于后世文学创作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上古金文谱牒及其叙事艺术

上古金文谱牒是用金文铸刻于青铜器之上的记载宗族发展的史书,其产生与中国古人追求个人与家族不朽的心理意识和维护家族生存、利益的现实需要紧密关联。商朝前期青铜器有铭文者甚少,有铭文者,也多以几字为限,商朝末年的铭文最长者不超过50字。周朝青铜器大量出现字数较多的铭文,其中有不少篇章涉及到对某家历代祖先生平事迹的记录,为探讨上古金文谱牒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上古金文谱牒的叙事艺术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人物传记处于主体地位,二是叙事时间隐晦朦胧。运用醒目的人物叙事和隐晦的时间叙事相结合的手法将一家的辉煌世系表现出来,形成一种隐形结构将世系谱暗含于对一代代祖先丰功伟绩的歌颂记叙之中。这种把人物传记放在主体地位的叙事特点,对后世传记散文具有启示意义。

清华简《尹诰》与《咸有一德》相关文献梳理及其关系考论

清华简《尹诰》篇公布后,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与热烈讨论,但许多问题仍有待研究,如关于其篇名命名问题,其与《尚书·咸有一德》篇之关系问题,其能否证明今本《尚书·咸有一德》篇之伪,等等。利用二重证据法,系统梳理《尹诰》《咸有一德》相关的文献记载,并对上述问题进行考论,通过比对、分析,认为《尹诰》篇与真古文《咸有一德》、今本《尚书·咸有一德》皆无关系,是独立成篇,名之为《尹诰》没有问题,其不能为证明今本《咸有一德》之伪提供有力证据。

尹文子名学再论

尹文子在中国名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虽然后人在其学术流派归属问题上有所争议,但是冠之以名家身份当无可非议。尹文子名学思想主要表现在形名有别、形以定名、名实互检、以名定事、名实相符、名正则分定等方面,同时又与现代语言符号学之间存在着某种契合之处。毋庸置疑,尹文子的名学思想对名家理论体系的构成、内涵的丰富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也在战国时期"名辩"思潮中形成自身独立而有特色的景致。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尹文子名学的地位和价值,避免其遭受西方逻辑学的遮敝,从而令其光芒不灭。

楚简韵文初探

韵文是考察文学起源和传播、雅俗离合、韵散互动的重要视角。楚简包含丰富韵文,具有一些独特的韵式和韵例。有些可与传世文献对读,呈现早期韵文发展的真实面貌。楚简韵文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通篇韵文,二是韵文片段。立足于文本的功用和形态,楚简韵文分为祝祷类、歌诗类、辞赋类、韵语类。结合相关文献,考察韵式韵例、韵文分布、韵散互动等现象;从文献学角度,探讨楚简韵文对文本校勘、章节复原、辨明主旨的重要意义;从文学史来看,楚简韵文提供了丰富的文学史料,有助于动态呈现早期韵文的生成和演变。

论中国文体发生与早期发展的途径

坚持中国的文学本位立场,立足于新出土材料,构建早期文体的动态谱系,探求早期的文体观念、形态和规律,是追溯中国文体发生与早期发展的重要途径。陈民镇所著《有"文体"之前——中国文体的生成和早期发展》一书所运用的材料和方法对于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有重要启示意义。

淺談出土簡帛文獻中的計字尾題——兼補銀雀山漢簡157號簡缺文

在出土簡帛書籍中,除了正文内容外,還有一些特殊用途的文字,比如題記。陳夢家先生認爲簡册上的題記包括三種:一是寫在簡背上的篇題,二是在每簡下端的葉數,三是在篇末計字數的尾題。~①本文要討論的計字尾題就是第三種。本文筆者想要討論的問題有三個:1.統計字數時重文算不算字數?2.有計字尾題的篇章,實際字數與計字尾題是否相符?

从清华简《子仪》谈春秋秦乐

清华简《子仪》记载了秦穆公送归子仪的典礼。其中,赋歌奏乐具有重要的文学史价值。这是出土文献第一次记载外交场合中的唱和仪式,有助于探讨春秋秦乐制度、秦备楚乐、秦穆公诗文素养、春秋诗乐的传播以及文化融合等重大问题。本文从文本疏证入手,结合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印证春秋秦乐的发达和礼乐制度的完备。

“国学”原义断裂、跨语际挪移与流变性转换考察

"国学"这个语词经历了从中国到日本、再从日本返回中国的一个跨语际移植,以及从古至今的语义断裂及其流变性转换的历程,国学概念史可谓交织于历时性与共时性、语言史与事件史之间。"国学"一词古已有之,在晚清之前其义一直是指国家的教育机构及其制度。日本人使用"国学"词始于江户时代,指日本固有之传统学问。近代"国学"概念主要可分为三种用法:遭遇西方文化冲击之前中国原有的思想文化与学术体系;以国学为传统文化的简称;近代以来以传统文化为对象的学术研究体系。新时期国学存在于全球化语境之中,在全球多元文化中进行重新定位,呈现出开放性、期待性与未来性特征,它融传承与创新于一体。

秦简《酒令》的文学史意义

酒令是礼乐文化的产物。它对词令、散曲的形成和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一直以来,酒令研究多关注唐代。先秦资料十分有限。北大秦简公布了三首《酒令》和一枚令骰。其中,《酒令》语言通俗、生动诙谐,为考察早期酒令的文本形态提供了文献资料;木制令骰具有独特性,既有行令术语,又有祝酒之辞。秦简《酒令》属于“秦时杂赋”,作为秦代俗文学的珍贵文本,有助于考察“成相”的分类、赋体的来源、雅俗的互动等文学史课题;深化了对《汉书·艺文志》“诗赋类”的认识,具有重要的目录学意义。《酒令》与汉乐府、敦煌文学具有明显的承继关系,结合新出文献和古书记载,重新估价秦代文学在中国早期文体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地位。

上海博物馆楚简《采风曲目》与《诗经》学案

上博楚简《采风曲目》的出土,既说明我国先秦时期音乐发展已经达到了极高的水准,又说明我国先秦时期的音乐文学发展达到了相当成熟的地步,尤其是宫廷音乐文学可谓蔚然成风。重要的是《采风曲目》的出土再次验证了周代采诗制度相当完善,"诗三百"诗乐一体以及南北音乐文学交融之成说,为《诗经》学案中的"采诗"说以及"诗入乐"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采风曲目》与《诗经》之关系有待我们进一步地挖掘与探讨。

秦简《隐书》的文本考察

北大秦简公布的一些重要佚籍,包括很多文学作品,具有丰富的文学价值。其中,《隐书》具有重要的文本价值。从出土地点、文本用字来看,《隐书》具有楚文化因素。底本可能为战国时代的楚地文本。对待简帛类文学史料,应树立动态的视角,重视文本的底本来源和文学因素的代际传承。《隐书》具有特定的文本形态,有助于考察荀赋的地域特征;并无讽谏和教化,显示文学表达与政治教化的疏离。自题"此隐书也",反映时人的文体认知,有助于考察早期的文体观念及其历时演变。《隐书》写物手法与秦汉相术存在密切关系,具有重要的文学史价值。

殷商甲骨与乐学探源

乐学探源属于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课题,也是中华乐学话语体系的理论基础。甲骨文承载中华文化的基因,包含丰富的乐学信息。有些文字形体直观呈现早期乐器,可谓“图像写史”的宝贵资料;有些文字承载乐学文化,一直沿用至今,显示了早期之乐的本源属性。通过辞例比勘,结合传世文献,探讨甲骨文中的早期乐制,包括乐官、乐歌、乐舞、乐教等,考察殷商乐学的独特价值、历时传承等重要问题。从考古发现和甲骨卜辞来看,殷商音乐文明十分发达。

银雀山汉简《唐勒赋》与宋玉赋学案

银雀山汉墓出土《唐勒赋》命名应该统一,作者当为唐勒无疑。《唐勒赋》的出土具有重要的文学史及学术史意义,尤其是有利于澄清宋玉赋这一学案,同时也进一步证明汉代散体大赋确由战国时期尚未定型的散赋发展而来,与西汉时期的枚乘、司马相如赋作有直接渊源,并不断完善直至确立为规范的体式。唐勒是赋体文学尤其是散体赋的重要奠基人之一,理应得到文学史研究者的高度重视。

从文学史的角度:甲骨卜辞透视

在对甲骨卜辞的文学审视中,我们会遇到一些绕不过去的需要思考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恰恰会影响到我们对于卜辞的文学看法及其研究。甲骨卜辞是否具有文学性,是否存有文学作品,这是甲骨卜辞文学研究的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正确的答案当然是肯定的而非否定的。卜辞文学的原生态到底如何?这就需要在卜辞的"书面文学"之外去推测性地还原其"口头文学"、"图像叙事"以及"仪式文学"的巫教文学的原初形态。卜辞的内在结构既可以说明卜辞文体的存在,也可以发现卜辞文体对于后世"发问体"的影响。甲骨卜辞文学研究对于再现文学源头以及深刻理解中国文学传统中的诗乐思想、忧患意识、审美意绪、民族精神等也是十分必要的。

银雀山汉简用字探源

银雀山汉简作为汉初重要的简帛文献,用字现象具有一定的特点。本文简要考察其字词关系,总结其用字特征,具有"存古"和齐系文字的遗迹。

利用楚简释读《左传》(一则)——“宋闵公之死”的文献学考察

新出简帛文献对古籍释读和古史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关注,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本文结合上博简《容成氏》简45中的"尃(博)亦(弈)以为槿(嬉)"通假用例,认为《左传·庄公十一年》中"宋公靳之"的"靳"字,应读"嬉",是"嬉戏、戏弄"的意思;马王堆汉墓帛书《春秋事语》中的"耻而近之",也可读"耻而嬉之";并梳理相关文献,对"宋闵公之死"进行一些探讨。

“通假糅合”补说——兼释《郭店楚简》中的“■”

古文字构形现象十分丰富和复杂。其中,“通假糅合”是一种特殊的构形现象。它以“语音”为纽带,是两个通假字在形体上的糅合,充分体现了字音、字用与形体之间的相互影响。《郭店楚简·语丛一》中的“ ”字是“澹”和“淡”的“通假糅合”。

秦简《酒令》的文学史意义

秦简《酒令》开阔了我们对《酒令》体裁的认知;同时,令骰让我们看到先秦考古实物,深化了对其形态和行令术语的了解。一直以来,秦简资料以文书、数术、方技为主,很少有六艺和诸子类;但北大秦简证明,秦墓仍有诗赋出土,让我们思考秦“焚书”“禁书”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