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机关在司法实践中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面临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明确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法律地位。作为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我国在试点经验基础上对刑事诉讼程序的完善和创新,也是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具体贯彻,赋予了检察机关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主导性地位。但在司法实践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正在全国全面铺开,这给检察机关带来了认罪认罚案件办理程序不简反繁、值班律师制度建设不完善、量刑建议不够精准或者不被法院采纳、自由裁量权过大易导致司法腐败等问题。这需要检察机关强化顶层设计,深入探索如何实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具体适用和程序完善,如何实现检察环节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法定化和规范化建设。

人大对法院工作监督创新之浅见——以江苏省灌云县人大对法院“嵌入式”监督为视角

《监督法》实施以后,地方人大在行使监督权过程中,出现监督方式主体模糊不明,专项工作报告责任追究机制缺失,监督程序不够完善等诸多问题,致使法定的监督方式方法无法充分发挥应有的监督效果。根据这些情况,各地各级人大机关均对此作出了积极的探索与尝试,江苏省灌云县人大创新性地开设了“嵌入式”的监督方法,与灌云法院工作进行了相互连接、相互促进,从而获得了良好的政治效果、法制效果与社会效果。

社会应对少年罪错的问题与对策

家庭、学校和社区是未成年人成长的主要微观环境。这一环境中的消极因素尽管也是导致少年罪错的主要原因,但由于罪错少年能否适应这一环境仍是衡量其是否回归健康成长之路的主要指标,因此,只有整合家庭、学校和社区力量,形成系统、科学的应对格局,才能不断地改善罪错少年的微观环境,最大限度地提高社会应对少年罪错的效果。

社会纽带理论下涉罪未成年人社会危害性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社会纽带理论提出了个人密切联系社会的程度影响其社会化程度和对社会采取曲顺的态度,其提供了观察社会活动的微观的视角,具体体现在家庭、学校和朋辈及其所属的社会阶层中。以2018-2019年H市323例涉罪未成年人的社会调查报告为研究样本,按照犯罪控制理论下社会纽带理论进行了因素整合,并将所涉罪名以社会危害性程度进行分级编码。发现在家庭层面,单一父母的规训方式、留守状况对社会危害性程度有显著影响;在学校层面,单一未成年的学业完成情况对社会危险性程度有显著影响,朋辈影响中,单一不良的交友对社会危害性影响显著;在父辈的社会阶层中,只有母亲的职业有显著影响。

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的职务犯罪公诉权完善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在全国范围内铺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至此,检察机关就面临着对其职能、权能进行重新梳理的工作任务,对职务犯罪公诉权的调整与完善更是改革的核心任务之一。对于检察机关来说,成立监察委员会行使职务犯罪调查权,使得检察权防止审判权擅断和抑制调查权恣意、保障人权的目的和作用似乎有了落空的危险。因此,亟须立足现有法律对检察院公诉权能进行适当的规范,实现刑事诉讼领域内的有机衔接。

行政执法检察监督的基层探索

检察机关是宪法规定的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由其开展对基层行政执法监督是公共权力制约公共权力的一种实现形式.下文立足灌云县检察机关对基层行政执法开展监督的实践,对基层行政执法检察监督的主体、方式以及应坚持的基本原则进行总结.

略谈检察机关对行政违法行为的监督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责中发现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不行使职权的行为应该督促其纠正。在当前深入推进司法改革的背景下,明确对行政违法行为监督的权限与范围,贯彻监督原则,探索监督方式,是检察机关做好行政违法行为监督工作应该把握的重要问题。

依托乡镇检察室 探索基层行政执法与检察监督衔接机制

自2010年10月1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检察机关延伸法律监督触角促进检力下沉工作的指导意见》后，各地检察机关积极探索如何充分有效发挥乡镇检察室的职能作用。江苏省灌云县检察院派出检察室创新监督方式，以行政执法监督为切人点，提出“党委领导、人大支持、政府负责、检察监督、部门司职”的基层行政执法监督模式，既拓展、延伸了检察监督的触角，又破解了行政执法监督中“知情”难、监督权不足、执行力不强等难题，为完善行政执法与检察衔接机制提供了实践依据，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同时，这种联合监督的新模式也给行政执法监督工作乃至其他法律监督工作带来启发和思考。

完善检察机关内部监督制约机制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检察机关的执法任务越来越重，同时，执法不公、执法不严、不规范执法所引发的问题也越来越多，涉法涉检信访逐年呈上升趋势，需要检察机关进一步完善内部监督制约机制。

“两法衔接”中检察机关职能作用发挥的路径选择

如何落实好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以下称“两法衔接”)工作,法学界、理论界作了深入的研究,各地各部门也在不断地探索,取得了不少成效,但仍存在诸多问题.从检察视角来看,笔者认为,两法衔接中最大的问题,应是检察机关如何全面、客观、及时地了解行政执法机关执法情况,进而充分履行好检察职能,有效打击和预防犯罪,规范行政执法.从问题出发,分析检察机关在两法衔接工作中的职能定位,把握好工作原则,探索检察机关职能作用发挥的有效途径,是检察机关在两法衔接工作中亟待研究的课题.

加强基层行政执法监督的“三个必须”

加强基层行政执法监督既是我国法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参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同时，又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又一体现。检察机关及其派出检察室如何在乡镇行政执法监督中更好地发挥作用．是当前和今后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对此，我院在法律框架内作了偿试，我们依托派出基层检察室，以创新监督理念为前题，

未成年人犯罪办案机制的构建与完善

当前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办理过程中,存在对未成年人身心特点不了解,对发案规律认识不足,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办理机制研究不深等问题,导致办案效果不好。实践中,应充分发挥保护未成年人的特殊作用,积极构建和完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办理机制。

检府联动构建大数据模型赋能类案救助探析

司法救助作为国家改善民生、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践中存在着因信息衔接不畅通、救助线索发现难、救助标准不统一、部门协同不及时等导致救助实效不到位等问题。检察机关应树立大数据思维,加强大数据运用,通过加强与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沟通协调,建立区域困难群体信息数据池,依托司法救助服务乡村振兴实体化工作平台构建大数据模型。通过大数据赋能司法救助工作,检察机关能够快速锁定救助对象,精准测算救助金额,同步开展社会救助、分类帮扶,更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