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燕京图书馆郑炯文馆长访谈

在哈佛燕京图书馆郑炯文馆长荣休之际,哈佛燕京学社李若虹博士对他进行了访谈。郑炯文馆长回顾了自己管理美国顶尖大学东亚图书馆的历程,分享了自己从事图书馆事业数十载遵守的两条准则:保证藏书质量和全心全意为学者提供一流的服务,并介绍了燕京图书馆为了满足信息时代的需求,在过去的20多年所经历的变革和创新,以及最终如何发展成为一家能在21世纪为哈佛大学以及世界各地的师生、学者提供一流服务的研究型图书馆。除了改进馆藏结构,提高服务质量以外,郑馆长还在任期内着手启动了两个大的项目:访问图书馆员项目和善本书数字化项目,此举不仅推动了图书馆的国际合作进程,而且弥补了哈佛燕京图书馆业务上的不足,使得馆内珍藏本以电子版的形式能为世界各地学者所利用。

青年消费与储蓄的行为特点分析

消费还是储蓄,表面上属于相互制衡抑或对立的负相关选择,但在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发展重要力量的背景下,从长远而深层的意义上两者其实具有正相关关系。当前,网络新生代不仅具有强烈的消费欲望,也具备很强的储蓄意愿。网络新生代具备学习型消费者的特征,这一特征由其成长过程的社会化学习与互联网技术化学习的同步所决定。正是在两种同步进行的学习中,网络新生代既能够像前辈一样在集体与个体、节俭与消费之间取得平衡;也能够在其娴熟的互联网技术运用中创造性地实践,积极干预自己的消费和储蓄,凸显了代际差异。

人文景观——启德河的反思

珠江流域的水道既贯通了不同城乡,也迎来舶来文化。由“渔湾”到“海港”,香港地区在上世纪的城市发展中,将西方都市规划概念揉合本土的“水、地、人、文”,构成独特的高密度都市;由“贸易”到“轻工业”,香港在欠缺天然资源的情况下,却赢得“香港制造”的美誉,同时亦破坏了原生地景。在山海之间,混合“工、商、住、娱”的港式建筑成了日常,也牺牲了自然环境。在如此高密度、高效率的城市中,要创建一道充满生机的城市清溪,在香港地区当下可能是一种奢想。或许由学术界在社区的协作下,“启德河”所揭示的人文景观,不仅可以展现后工业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还可以承传以水为本的区域文化;在经历了反复的尝试后,一种结合蓝、绿基建的城市河道文化,正在启发未来城市更新的想象及社区协商规划的愿景。

文明对话的语境:全球化与多样性

本文论述了全球化与多样性、多样性与人类共同体的关系，提出全球化既可能导致无个性的普世主义，也可能导致一种真诚的全球共同体意识；对身份的追寻既可能导致有害的分裂，也可能引导出一条全球沟通的可靠之路；而文明间的对话则是培育和发展一种全球和平文化的最佳期望。作为人类不同宗教和文化共同的伟大精神传统和共有的价值观，人道、公正、文明、智慧和信任将对文明间的对话和全球和平文化的培育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现代意义——杜维明、黄万盛对话录(节选)

自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的自由、理性、法治、个性等价值观念已经成为普世价值,没有人怀疑这些价值中的每一个都是理想社会所必需的价值。但是这些价值的总和并不足以构成理想社会的充分条件。我们必须承认启蒙运动所开发出来的价值系统有其自身的盲点,这些盲点不是启蒙理性本身的延伸就可以克服的,因此儒家等非西方文化的某些价值观念就获得了治疗现代性弊病的意义。

儒家精神资源与现代性的相关性——关于启蒙反思的学术对话

对于启蒙反思和现代性批判这个我们时代不可回避的问题,不同的学术传统具有不同的回应方式。"第三代新儒家"从构建适应全球化时代的、具有极大包容性的新人文精神出发,发掘儒家文化传统对于解决人类当前困境的现实意义。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则立足于中国的当下现实,审慎地看待启蒙反思和现代性批判,并出于文化安全的考虑,对儒家文化传统与现代性的相关性提出全面质疑。

汉语基督教文献:写作的过程

哈佛大学藏有一批美部会的档案,其中有一部分是写于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的汉语基督教文献,现藏于哈佛燕京图书馆。作者考古式地从各种档案中,挖掘出大量稀见材料,对汉语基督教文献的写作过程及其复杂性作了细致的研究,并着重强调了中国助手的举足轻重作用。这些助手,虽无作者之名,但在写作过程中所起的实际作用,远甚于有作者之名的传教士。本文所论,不仅使人对汉语基督教文献的性质有所改观,而且引人重探中国近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源头——外国传教士和中国文人合作的汉语基督教文献。

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

在西方文化特别是启蒙价值的冲击下,儒家的核心价值——仁、义、礼、智、信这些儒家传统已经基本上被解构了。但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五四”时代的文化精英对儒学的批判仍显肤浅和不足,启蒙仍未深入;另一方面,儒学必须对西方的强势有所回应,儒学的发展尽管障碍重重但它仍有转化重生的机缘。

人文关怀的历史反思

现在,全球化已经把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带到了世界各地,人文关怀正在大学中消失。从人文关怀的历史谱系来来看,在西方,经历了希腊前苏格拉底哲学时代,苏格拉底、柏拉图时代和海德格尔提出的"回到前苏格拉底时代,倾听存在的声音"阶段。而在中国,则一直是从"天人合一"、一直在人的凡俗存在当中,同时又具有最大的向善的可能性这个向度上来了解人文关怀。人文关怀的现实状况如何,首先是看政治制度化方面,民主政治就是一人一票、多数决定。有很多政治学家就此质疑:怎样去抵制多数的暴政?换言之,人文关怀的终极本质跟多数是不是一定有关系?再看经济制度方面,问题更为严重。对于市场可能做恶这一点,估计得太乐观。就市场而言,第一,它一定导致投机。第二,市场对非利润的生产完全没有兴趣。第三,市场一定导致垄断。市场本身有它不可消解的缺陷。所以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就是如何把人文关怀的核心问题提出来,然后看除了humannature之外整个大的传统究竟给人文观念的关怀能够增加什么核心价值,尤其是中国的伟大传统如何给人类以新的贡献。

大学理念和人文学

大学理念大致有五个方面。其一,大学的基本使命是授业解惑,教书育人。大学应把学生当作未来能够领袖群伦的精英加以培养,主要不是技能教育,而是人文学教育。通过哲学掌握人类的睿智,探索存在的奥秘;通过历史学积累人类的集体记忆,把历史的经验教训转化为存在的自觉;通过文学理解人的精细深刻的情感世界,使得所有的存在都是感同身受、心领神会的生命共同体;通过自然科学领悟客观世界的复杂深邃、无穷无尽,以丰富和完善人的精神世界,如此等等。其二,大学理念应慎对知识的价值取向。突出知识生产的大学理念最大的问题是以知识标准规定了大学教学方向,这是非常危险的。这种取向在进行文科教育时,阉割了文科的人文性。哲学只剩下逻辑、语言、分析哲学,历史变成了史料学和史实学,文学成了文本和形形色色流派症侯的辨析标签。其三,大学如何服务社会。最好不要低估市场对大学的污染,尤其是那些仍然坚持把大学要服务社会效益当作大学理念的人们。其四,大学的任务是接续文化,弘扬传统。风俗习惯可以通过民间生活方式传承绵延,但是,精致深刻的伟大智慧不通过专门的研究教学是不会代代相传的。其五,大学是社会政治批判的中心。用康德的说法,知识分子是自觉地担当人类道义和责任的人。而中国古代读书人最感人动天的抱负就是“士以天下为己任”,以深刻的智慧、广博的知识、天下为公的道义责任,批判社会生活中一切违背人类良知的错误、偏见,乃至政策举措。这些是大学当仁不让的职责。

全球伦理的儒家诠释

1 993年世界宗教大会发表的普世伦理宣言中明确指出 ,孔子思想是普世伦理基本原则的源头活水之一 ,但儒家的缺席实为一大遗憾。同年 ,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的构想 ,把儒家文化与伊斯兰文明相提并论 ,作为当代西方民主世界的对立面。在文化宗教领域内沉默而在经济政治领域中曝光 ,使儒家的优点黯然不彰而缺失则暴露无遗 ,这对新儒家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孔汉思深信宗教之间的相安无事是人类社群得以和平共存的先决条件 ,其普世伦理便是通过宗教对话而消解矛盾冲突的权法 ,但其淡化和削弱的诠释策略必然导致抽象的普世主义。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从西方 ,特别是美国的战略立场设思 ,有着浓郁的冷战情结 ,视儒家为权威主义和中国威胁论的理据。我们认为儒家具备关切政治 ,参与社会和重视文化三种属性。世界宗教集会领导小组曾提出持续性、进步、差异和了解四大议题作为构建全球伦理的基础。面对文明冲突的危险 ,我们务必强调对话的重要 ,通过文明对话来考虑生态环保、社群整合、文化多元及相互参照的可能 ,这比以抽象的普世主义为前提的伦理宣言更切合实际 。

知识分子困境与公共性危机

在西方的学术界,关于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和角色困惑备受关注,随着市场不断渗透到文化、媒体、教育、艺术、学术领域,社会的价值理念、评价标准越来越被市场所左右,一部分知识分子不能经受这种考验,成为文化商人,另一些人唯权威话语时尚潮流马首是瞻,成为取悦话语的文化太监。而坚守传统知识分子角色,却又遭受各式各样的困境,经费的短缺,公共空间的萎缩,话语权力的丧失,知识群体的分化,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越来越边缘化。美国有学者认为全世界只剩下120个知识分子,其中绝大部分在欧洲,排在第一位的是福柯,第二位的是德里达。究其原因,主要有下面两个方面:第一个是来源于知识阶层不可避免的自身困境,即其理想性现实性之间的张力非常大,这就构成了他们生存的悲剧。第二个是社会困境。制度化的结构使得知识分子丧失生存空间;公共舆论被媒体垄断,迫使知识分子与媒体妥协;属于知识分子的自我空间失去了,知识分子从属于各种各样的组织;现代知识体系的学科化、标准化和权威化;草根社会边缘化。

全球化视域中的儒家内圣外王之道

全球化使得普世价值的本土化和本土经验的普世化问题日益彰显。儒家的内圣外王能否建设现代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是近代以来备受关注的重要问题。相较于西方的理性精神和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儒家的内圣外王始终是统一的,构成儒家丰富的文化资源。其内圣思想不仅是伦理学,更是天道人心的贯通。外王作为内圣的组成部分,有着深刻的内圣依据。这种智慧结构在近代却遭受到严重危机。反思我们的传统文化,儒家从内圣到外王政治考虑,包含着不同于西方民主发展的特质。如果说西方的民主问题实质上是权力的合法性问题,那么儒家内圣外王之道则在于如何给最高权力以限制。我们拥有丰富的内圣和外王资源,理应在合理参照西方资源的基础上,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

地方知识与全球视野:21世纪宗教知识分子的责任

秉持开放,了解多元,不以自己狭隘的观点强加于人,才能推动文明之间的对话。文明对话的先决条件首先是聆听,最基本的要求是容忍对方;其次是承认对方,承认才可能有尊重,有了尊重才可能把对方当作自己的参照,才能把对方当作学习的对象,才能尊重对方。对话的目的是扩大自己的视野,加强自己的反思反省能力,实现社会和谐与世界和平。

在启蒙的地平线上——关于中国语境中的现代性问题的对话

近年来,作为中国近代思想启蒙的五四运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批评和质疑,如何站在历史高度正确看待五四运动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首先,我们要采取事实分析的而不是情绪化和观念化的态度;其次,我们既要看到五四精英所具有的历史局限性,又要看到他们的历史贡献;再次,对五四运动的不同态度实质上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性的关系的不同理解,即中国传统文化是否适合现代社会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强调现代性的建构必须有传统文化资源参与其中才能成功,也即“全球化”必须“本土化”;另一种观点认为,现代性作为一套普世化的文化模式和价值观念,是与地方性文化截然不同的体系,地方性文化对现代性只能产生阻滞作用。

人文关怀的现代考验

大致说来,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经历了三个阶段:前苏格拉底时期的自然主义、柏拉图和基督教的理性主义以及目前向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回归。参照西方的坐标,可以说,中国的人文主义传统一直具有某种自然主义的特征。不论西方的人文主义传统还是中国的人文主义传统,目前的首要问题都是如何帮助人类社会走出理性主义的危机。

学术创新、制度创新与中国传统文化

美国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爆发了大规模经济危机,本世纪初网络科技泡沫引起的金融危机、现今的次贷引发的金融危机又铺天盖地而来,节奏越来越快,规模愈演愈大,这显然是结构性的问题,加尔布雷思认为这是"丧失良心的经济学"在作祟。因此,当今学者面临学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双重任务,学术创新要与制度创新关联起来。学术不是在象牙塔中,而是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而且学术创新一定要转化为制度。当下流行的一些强势价值,如科学、自由、民主和平等,这些都是以西方价值为标准的。然而,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套价值体系,并不是能够用科学、自由、民主和宪政所涵盖或者理解。中华民族起码有四个价值资源要比科学、自由、民主和平等更为重要:第一是安全,第二个是公益,第三个是信赖,第四个是学习。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就是秉执这种价值"在红尘中转变红尘",他们对朝政有着极强的参与意识,与西方知识分子对政治绝不信任有很大的不同。

查尔斯河畔的儒家

查尔斯河畔培养造就了一大批深具影响的重要学者,有赵元任、陈容捷、费正清、史华兹、杨联陞,有列文森、余英时、魏斐德、罗思文、杜维明等等,这些人代代相传、桃李天下,深刻地影响了现当代美国的中国研究。不仅如此,哈佛的中国研究,尤其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研究,也影响了中国本土的学术研究,陈寅恪、汤用彤、周一良、梅光迪、吴宓等等都曾在哈佛求学,其他国家的不少汉学家也是哈佛的学生。日益开放的中国,与时俱进,也在不断塑造儒家的现代性和现代性的儒家。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出了强大的学术生命力和不朽的普适性价值,是世界的宝藏,值得永远尊重和传承。

伯里克勒“葬礼演说”的雅典禀性

文章仔细疏解了伯里克勒著名的"葬礼演说",探讨了"法律"、"自由"、"美德"、"荣誉","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等诸种议题,认为伯里克勒的"葬礼演说"实际上展示了另一种言辞中的"美好城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