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沙尼亚民族典籍的对外翻译和传播经验

爱沙尼亚位于欧洲北部的波罗的海东岸,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长期受到德国、俄罗斯、瑞典和芬兰等波罗的海沿岸较大国家的影响。爱沙尼亚于19世纪就在其国内高校建立民俗学和民族学学科,他们积极开展传统口头文化如民族史诗《卡勒维波埃格》(Kalevipoeg)、民间故事、歌谣和谚语的搜集、整理、翻译、研究和数字化工作,建立了政府、高校学科、档案馆、学术协会和科研机构组成的完善体系。在苏联解体后,向世界各国人民介绍爱沙尼亚国家形象的过程中,注意使用爱沙尼亚民族史诗和民间故事,主动翻译成英语介绍到国外,起到了正向传播爱沙尼亚文化的良好效果。不仅提高了国内的民族凝聚力,还将散落在世界各地的爱沙尼亚移民团结起来。目前,我国青年学者已经翻译出版中文版的爱沙尼亚童话,正在翻译其民族史诗《卡勒维波埃格》,这些均是爱沙尼亚族人珍视的民族典籍。本文探究欧洲国家爱沙尼亚的民族典籍对外翻译情况的"他山之石",提出对我国少数民族典籍对外翻译"走出去"路径的对策建议。

爱沙尼亚具有丰富的风能资源

中国和爱沙尼亚自1991年建交以来，两国政府先后签订了《经济贸易协定》、《投资保护协定》等，为两国经贸关系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近年来，中爱双方越来越多的企业积极开拓对方市场，在高新技术产品贸易、工程承包、交通领域合作的成果较为显著。

温室气体排放:爱沙尼亚的最近趋势

人类活动所致的大气中温室气体(GHG)浓度的增加将导致地球变暖。这一点被广为承认。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范围内的全球性科研项目由联合国发起,目的是验证这一效应,并更好地理解大气中GHG浓度的增加怎样改变将来的气候,世界不同地区的生态系统和社会应怎样适应这些变化,以及决策者为缓和这一效应必须做些什么。爱沙尼亚是1992年6月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关于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签署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150多个国家之一。1994年,一个新的项目(爱沙尼亚国家研究)加入了美国国家研究计划。该项目将帮助爱沙尼亚整理GHG排放清单,研究气候变化对爱沙尼亚生态系统和经济的影响。并为爱沙尼亚对付全球气候变化制定国家策略。

回应爱沙尼亚的地方自治危机:集权与多层级治理的视角

苏联体制解体后,爱沙尼亚引进了地方政府的双重体制。由于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引进双重体制就变得大有可能。通过城市合并,爱沙尼亚努力解决新出现的治理能力问题,但是这并没有取得成功。虽然集权的趋势在一开始就持续显现,但是,随着不断增强的政治-行政体制,它在21世纪府际关系的发展中逐渐成为主流。这有利于中央与地方关系主流模式的转型——转向府际关系的混合体制。由于政治原因,以及对地方自治过时的传统理解,地方精英无力反对这些趋势。中央和地方精英的策略不能提供远见卓识的措施来解决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失衡问题。爱沙尼亚应该发展多层级治理的模式和价值。这种治理模式能够使得爱沙尼亚加入快速发展的欧洲化和波罗的海区域一体化的进程当中。

海事请求、船舶优先权和船舶扣押：爱沙尼亚视角

本文旨在考察诉讼前船舶扣押的国际法律框架和爱沙尼亚相关国内立法以及实践，介绍相关国际公约和爱沙尼亚海商法发展的概况。第一，本文介绍了关于船舶扣押的两部国际公约——《1952年统一海船扣押某些规定的国际公约》和《1999年国际扣船公约》，①以及《1926年统一船舶优先权和抵押权某些法律规定的国际公约》和《1993年船舶优先权和抵押权国际公约》这两部有关船舶优先权和抵押权的国际公约，以及爱沙尼亚相关国内法的发展情况。第二，本文分析了有时被称为“有特权的请求”的船舶优先权的性质、所包含项目以及执行程序。本文也讨论了爱沙尼亚法下船舶扣押和释放被扣押船舶的一些实践问题，这些问题对于海事业务中所涉船旗国或个人有重要参考价值。

应用^(210)Pb法研究爱沙尼亚一些湖泊的演化及其对人类的影响史

应用^(210)Pb和烧失量技术研究了爱沙尼亚东北部库尔那湖区6个湖泊的沉积物样心,还分析了大多数样心的微量元素含量。这些研究表明,自50年代早期(当时该研究区开始开采油页岩)排放到大气层中的飘尘迅速增加,而且一些湖泊因矿山开采而灌入了废水,因而使所有样心中的元素含量增加,有机物含量减少。在每个样心中,这些变化开始出现的深度可用作检验^(210)Pb年龄可靠性的一种参考基准。在大多数情况下,^(210)Pb年龄和记载的人类影响史之间的差异是明显的,对此本文作了可能的解释。

剥夺性积累:近年爱沙尼亚作者电影中新自由主义生活与工作的呈现

本文以大卫·哈维关于新自由主义剥夺性积累资本的概念为基础,研究了近期爱沙尼亚作者电影对工作的再现,特别关注了马尔科·拉特的《野鸭特工》、韦科·欧恩普的《秋天的舞会》《圣托尼的诱惑》,以及苏列夫·基德斯的《给安吉尔的信》。这些影片从各类劳动者(专业人士、工人阶级、艺术工作者等)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批判了自由市场哲学的霸权及其特定进程。该进程以资本的名义损害了公共利益以及劳动者的社会安全感和个人安全感,导致社会各方面的原子化。

爱沙尼亚民俗学简史与当代发展

地处'欧洲十字路口'的爱沙尼亚拥有不平凡的民俗学史和丰富的民俗学成果。爱沙尼亚于13世纪受德国和丹麦的统治成为基督教国家,同时也建立了与欧洲文明和西方基督教文化的联系。迄至19世纪初,启蒙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传播都对爱沙尼亚早期民俗学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后,爱沙尼亚史诗《卡列维博格》的成型与传播,为爱沙尼亚人提供了一种想象的遗产观,促进了爱沙尼亚国家的建立。有名的爱沙尼亚民俗档案化工作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但民俗学者的研究仍倾向于芬兰学派,不过也会关注民俗的社会文化上下文的研究,语言学也还居于主流研究地位。爱沙尼亚归属苏联期间,民俗学的主要工作是保存民俗档案和在新意识形态系统下从事学科建设。塔尔图大学参与了此前和此后国家教育体制的变迁与民俗学发展的全部历程。1991年爱沙尼亚再次独立,民俗学研究改变了苏联时期的孤岛状态,发展国际化研究。当代爱沙尼亚民俗学已不再是一门严谨的学科,里面充满了争论、多样化的概念和研究问题。但它无论怎样变化,都仍如一个世纪之前那样,是一种系统的、批评性的对传统的研究,而该传统则建立在过去与现在的、口头的和文学的文本的生产与再生产之上。

民俗与他者:传说构建社会现实——以爱沙尼亚传说研究为重点

在爱沙尼亚民俗学史中,19世纪民族解放运动兴起与19世纪后半叶高等教育的发展,在口头故事的传播中得到了较多的体现,这段学术史是值得研究的。在这类口头叙事中,超自然信仰及其与乡村社区的社会变迁和社会权力的联系成为支配性的要素。在民俗体裁中,传说是承担这些支配性的主力。传说能够面对超自然信仰,容纳相关民俗信仰,对日渐衰落民俗信仰中尚存的内容加以表达。以往学者经常对传说进行历史性的研究,但从共时性的角度开展传说研究也同样是十分必要的,因为传说与其叙述的乡村社区与周围社会是不能分开的。对传说开展共时性研究还能更好地了解爱沙尼亚的传统传说：它们绝不仅仅是传达当时乡村社会变迁中的社会分层紧张关系的形式,而且是一种民众文化主体内容,能够积极地参与构建、引导和控制社会的进程。开展历史性的传说研究还可以看到,民俗与社会现实两者不是能够被切割开来的,恰恰相反,民俗通过自己的支配性的体裁和它们所能发挥的作用,积极参与社会建设。

公共部门技术能力——以爱沙尼亚为例

技术显然是组织生命中的关键因素,但是只有少数研究探讨技术与公共组织。在本文中,我们使用技术能力这个新概念,来了解公共部门的技术变革,尤其是技术是如何影响行政能力的。由于爱沙尼亚在国际上一向以卓越的电子政务著称,所以我们以该国为例,来探索性地回答两个问题:技术变革在公共部门产生的原因和途径,技术变革如何影响公共组织的行政能力。本文展示了技术能力的动态和静态变化如何受到公共部门四项不同反馈与选择机制的影响。我们得出结论,尽管在公共管理文献中呈现不多,但技术的确是行政能力演进过程中的一个内在要素。

“第六届文学伦理学批评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讯(2016年10月1—7日爱沙尼亚·塔尔图)

为进一步促进文学批评领域的国际学术交流,国际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会（IAELC）将联合爱沙尼亚比较文学学会（EACL）、塔尔图大学文学与戏剧研究系、EACL会刊Interlitteraria杂志社、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外国文学研究》编辑部及国际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第六届文学伦理学批评国际学术研讨会＂。研讨会将于2016年10月1—7日在爱沙尼亚塔尔图举行,热忱欢迎国内外学者与会。

从网络到科层:爱沙尼亚高级公务员发展体制的演变

本文旨在探讨在高度碎片化的中央政府中建立中央协调机制的机遇和制约因素。本文基于案例研究,首先检视爱沙尼亚高级公务员发展体制的创立,之后描述并解释过去十年在这一举措下协调机制的变化。研究结论认为,在碎片化的行政体制中,网络可以替代科层用于协调实践的创新。然而,一旦协调机制成熟,网络手段就不够充分,需要引入科层元素使其更为制度化和正规化。本研究也表明,资助制度也会引起基本协调机制的变化。因此,作者建议未来的研究要系统检视资助实践,要将其作为协调制度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危机时期的决策制定:爱沙尼亚的削减管理

本文通过从集权与分权两个方面观察2008年至2013年间爱沙尼亚政府在削减管理期间决策制定过程的态势,研究了他们对财政危机的应对方法。通过精确描述财政危机管理中的主要参与者和环境变量,本文对削减决策的制定进行了探讨。研究显示,一般而言,财政危机会促使政府在决策制定过程中不断加强中央集权。危机时期的决策制定主要是中央集权的政治决策,一般包括反对派和利益集团。然而,紧急决策的实现却要得力于部级层面的分权性决策、对预算机构的授权,以及公务员的密切配合。该研究证明,最初用于实现削减管理的短期措施及其给决策制定过程所带来的变化,大部分在2014年时仍然持续,并且长期影响着公共管理实践。

爱沙尼亚木材加工业概况及与我合作建议

爱沙尼亚概况 爱沙尼亚森林资源丰富，森林覆盖率达48％。森林面积为211．55万公顷，森林蓄积量为4．09亿立方米，人均木材拥有量达178立方米。木材及木材加工业是爱沙尼亚的传统行业，手工木制品也是爱沙尼亚极富特色的旅游产品。同其他工业部门一样，爱木材加工业也经历了从20世纪90年代初爱沙尼亚恢复独立到现在的恢复发展过程。

在爱沙尼亚开展蔬菜种植的可行性分析

爱沙尼亚农业概况 历史上爱沙尼亚曾是一个农业国家。重新获得独立后，随着实行私有化及产业结构调整，爱农业逐渐衰退，但从2001年始，随着国内外市场需求增加，爱农业生产状况逐渐好转。

爱沙尼亚风电发展现状与趋势分析

截至2012年底，爱拥有17个陆地风电场，126台风机，装机总容量269兆瓦。2012年，风电在爱能源生产占比为5．5％。爱现有风电企业30家，最大的有两家：“4能源”和“爱能源”。

作为术语和概念的“系统”与“结构”:施佩特—蒂尼亚诺夫—雅各布森—洛特曼

彼得·斯坦纳在《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的元诗学》一文中将“系统”定义为形式论学派话语的基本修辞模式之一。使用“系统”一词是彼得格勒形式论者(尤里·蒂尼亚诺夫)的特点,而以古斯塔夫·施佩特及其追随者(包括格里高利·维诺库尔)为代表的莫斯科现象学派更倾向于使用“结构”一词。1928年,罗曼·雅各布森与蒂尼亚诺夫合作撰写的文章中,在“系统”一词后增加了“结构”一词。1929年,雅各布森将“结构”确定为新型“结构主义”——后浪漫主义和后实证主义的基本概念,并在此后的所有著作中完全将“系统”弃而不用。尤里·洛特曼对两个重要的概念进行了转换,将“系统”归因于“语言”,“结构”归因于“言语”,并因此得出“艺术作为第二模式系统”和“艺术文本的结构”的概念。

新塔尔图研究:继承、融合与推进——卡莱维·库尔教授访谈

卡莱维·库尔（KaleviKull），爱沙尼亚塔尔图大学符号学系教授，现任该系主任，《符号系统研究》（SignSystemsStudies）期刊编辑。主要研究领域：生物符号学、广义符号学、生物学理论研究。在国际符号学期刊上发表论文百余篇，参与编写的重要作品包括《阅读霍夫米尔：对生物学的再思考》、《朝向符号生物学：生命是符号的行为》、《理论生物学讲稿》等。库尔教授是新塔尔图学派的代表人物，而“新塔尔图”之所以为“新”，是因为它的起点应从1992年塔尔图大学成立专门的符号学系开始算起。新学派的研究主要具有两大特点：第一，它将符号学视为研究所有生命系统的符号过程之科学，这也就意味着对魏克斯库尔和西比奥克（该系设有专门的西比奥克图书馆）符号学思想的倚重，也意味着符号域思想与生命科学的交叉研究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第二，较之于深受形式主义影响、着重于文本研究的莫斯科一塔尔图学派，新学派的研究跨越了多个领域，呈现出更为丰富的面貌。国内学者对塔尔图学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尤里·洛特曼、乌斯宾斯基和伊万诺夫等人之上，对新塔尔图学派尚无引入和介绍。因此，本辑特邀库尔教授进行专访，请他就新塔尔图学派对原有符号学传统的继承和推进，以及现今的主要发展方向发表自己的看法，希望可以由此创造一个与新塔尔图学派进行对话的契机。

控施氮肥对马铃薯根际土壤微生物及酶活性的影响

为了研究控施氮肥对马铃薯根际土壤微生物及酶活性的影响,采用随机区组试验,底肥施用氮磷钾(15∶15∶15)复合肥750 kg/hm^(2),设置5个滴施氮肥量:0 kg/hm^(2)(N1)、60 kg/hm^(2)(N2)、105 kg/hm^(2)(N3)、180 kg/hm^(2)(N4),225 kg/hm^(2)(N5)。结果表明,马铃薯根际土壤微生物和酶活性对氮肥用量的响应存在显著差异,根际土壤细菌和放线菌数量以N3处理最高,真菌数量以N4处理最高。根际土壤脲酶、蔗糖酶、磷酸酶和过氧化氢酶活性以N3处理最高,且不同生长阶段对氮肥用量的响应存在显著差异。施氮量为105 kg/hm^(2)时有利于增加马铃薯根际土壤细菌和放线菌数量,抑制真菌数量,提高了土壤脲酶、蔗糖酶、磷酸酶和过氧化氢酶的活性,优化了马铃薯根际土壤的生态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