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应爱沙尼亚的地方自治危机:集权与多层级治理的视角

苏联体制解体后,爱沙尼亚引进了地方政府的双重体制。由于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引进双重体制就变得大有可能。通过城市合并,爱沙尼亚努力解决新出现的治理能力问题,但是这并没有取得成功。虽然集权的趋势在一开始就持续显现,但是,随着不断增强的政治-行政体制,它在21世纪府际关系的发展中逐渐成为主流。这有利于中央与地方关系主流模式的转型——转向府际关系的混合体制。由于政治原因,以及对地方自治过时的传统理解,地方精英无力反对这些趋势。中央和地方精英的策略不能提供远见卓识的措施来解决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失衡问题。爱沙尼亚应该发展多层级治理的模式和价值。这种治理模式能够使得爱沙尼亚加入快速发展的欧洲化和波罗的海区域一体化的进程当中。

从网络到科层:爱沙尼亚高级公务员发展体制的演变

本文旨在探讨在高度碎片化的中央政府中建立中央协调机制的机遇和制约因素。本文基于案例研究,首先检视爱沙尼亚高级公务员发展体制的创立,之后描述并解释过去十年在这一举措下协调机制的变化。研究结论认为,在碎片化的行政体制中,网络可以替代科层用于协调实践的创新。然而,一旦协调机制成熟,网络手段就不够充分,需要引入科层元素使其更为制度化和正规化。本研究也表明,资助制度也会引起基本协调机制的变化。因此,作者建议未来的研究要系统检视资助实践,要将其作为协调制度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危机时期的决策制定:爱沙尼亚的削减管理

本文通过从集权与分权两个方面观察2008年至2013年间爱沙尼亚政府在削减管理期间决策制定过程的态势,研究了他们对财政危机的应对方法。通过精确描述财政危机管理中的主要参与者和环境变量,本文对削减决策的制定进行了探讨。研究显示,一般而言,财政危机会促使政府在决策制定过程中不断加强中央集权。危机时期的决策制定主要是中央集权的政治决策,一般包括反对派和利益集团。然而,紧急决策的实现却要得力于部级层面的分权性决策、对预算机构的授权,以及公务员的密切配合。该研究证明,最初用于实现削减管理的短期措施及其给决策制定过程所带来的变化,大部分在2014年时仍然持续,并且长期影响着公共管理实践。

作为术语和概念的“系统”与“结构”:施佩特—蒂尼亚诺夫—雅各布森—洛特曼

彼得·斯坦纳在《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的元诗学》一文中将“系统”定义为形式论学派话语的基本修辞模式之一。使用“系统”一词是彼得格勒形式论者(尤里·蒂尼亚诺夫)的特点,而以古斯塔夫·施佩特及其追随者(包括格里高利·维诺库尔)为代表的莫斯科现象学派更倾向于使用“结构”一词。1928年,罗曼·雅各布森与蒂尼亚诺夫合作撰写的文章中,在“系统”一词后增加了“结构”一词。1929年,雅各布森将“结构”确定为新型“结构主义”——后浪漫主义和后实证主义的基本概念,并在此后的所有著作中完全将“系统”弃而不用。尤里·洛特曼对两个重要的概念进行了转换,将“系统”归因于“语言”,“结构”归因于“言语”,并因此得出“艺术作为第二模式系统”和“艺术文本的结构”的概念。

对外汉语教师课堂用语研究

对外汉语教学是针对母语为非汉语的学习者进行的汉语教学。对外汉语课堂是其展开的主要场所,对外汉语教师的课堂用语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通过从对外汉语教师课堂用语的基本类型、存在的普遍性问题及课堂用语的特点等方面对对外汉语教师课堂用语进行讨论,有助于对外汉语教师采取科学有效的课堂用语以利于语言知识的输入,也有助于留学生接受进而内化,为其有效的语言输出奠定基础。

风景的符号学研究——从索绪尔符号学到生态符号学

本文概括了在符号学领域和一般的风景研究领域中对风景进行符号学研究的不同方法,描述了研究风景中的符号过程的不同进路。从索绪尔符号学传统开始,符号学将风景视为语言文本的类比,然后转向了更为自然的、现象学的进路以及超越了人类中心定义的、对风景的生态符号学观点。本文特别关注了塔尔图-莫斯科学派的文化符号学对于风景研究的发展潜力,以及由生态符号学发展所带来的对风景进行动态的、对话性的、整体的定义的可能。

中东欧国家政治-行政体制的制度背景

自从苏联解体之后,中东欧国家面临着政治行政体制转型的多样选择。基于新制度主义的理论基础,论文旨在探析中东欧国家政治行政体制的改革背景。论文指出,在新制度主义理论视角下,出于文化和历史对政府结构的影响,中东欧各国家的改革进程、转型路径和制度体系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性。在分析了中东欧各国政治行政体制差异的文化根源和因此产生的特殊转型路径,以及各国政治行政体系改革模式之后,论文指出,中东欧国家政治行政体系转型并不存在唯一的最优解决方案,成功的改革模式可以借鉴但不能复制。

纠缠的记忆与符际空间的历史叙述:动力学与阐释（英文）

历史叙述在我们的文化记忆、艺术与身份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作者与读者用符际空间,利用社会文化语境、文化记忆和回忆行为（包括他们的个人文化记忆）去创造或阐释文本的意义。＂纠缠的记忆＂是指这一空间中不同成分之间的复杂关系构成了不同的现象,并将不同时空语境下的历史叙述连接起来。本文首先分析不同的时间（包括历史的、现在的、神话的、和虚构的）与空间的（包括地理的、神话的与虚构的）建构如何在历史与神话叙述中相互作用,以及这些叙述如何影响集体文化记忆和身份。另一个重要问题是集体和个人文化记忆如何被卷入历史、神话叙述以及当代文化。本文的第二个目的是通过研究爱沙尼亚和芬兰的文学作品来分析该类叙述中的符号间性机制。索菲·奥克萨宁的小说《清洗》再现了爱沙尼亚二战后的历史事件,安东·汉森·塔姆瑟尔的戏剧《朱迪思》用一种新的方式重释了《旧约》中朱迪思的故事,将朱迪思的故事与萨洛米的故事以及20世纪初的现代主义话语联系起来。本文最后一部分分析了几个世纪以来,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的叙述意义和主题在爱沙尼亚的文化中,在不同的时间与空间的语境下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重识官僚制:马克斯·韦伯与今天的公共行政

一个世纪前的6月14号,56岁的马克斯·韦伯去世了,他是上一次大流行病——西班牙流感——的受害者。韦伯经常与韦式官僚制(Weberian bureaucracy)联系在一起。事实上,韦伯并不特别喜欢我们今天所理解的,通常与“官僚制”一词互换使用的“韦式公共行政”这个概念。他只是认为,在他所分析的时代和社会,官僚制在理性的意义上是最佳的行政管理形式。他自己一定会非常惊讶地发现,100年后,他的框架仍是最常用的,也是最好的行政管理形式。

历史书写中的真理、客观性和证据

之所以引入广义的实用主义路径,旨在阐明真理和客观性在历史学科中的作用。历史学并不需要一种新的真之理论,但有必要借用理论术语来分析历史研究中真理概念是如何被理解和使用的。所谓真理是指历史编纂学意义上所确认的一个认识论术语,而客观性是指根植于特定的同时代科学共同体(职业历史学家群体)中的一种认知美德。这一论证主要按照三个相互关联的步骤来展开:首先,提出历史书写中的实用主义"真之约定"观点,论述历史之真的诸条件取决于历史话语的施为之力;其次,主张真之约定是由史家同行来担保的,换言之,历史书写中所宣之真并非取决于史家与实在的直接关联,而是基于诸如探究方法、认知价值和认知德性等学科共识;最后,建立历史书写中真理与证据之间的明确关联,论证"真之约定"是以对史家手中所得证据的批判性分析为根基的。

逻辑与法律推理的自动化模型

一、引言技术是当今被讨论最广泛的话题之一——不管在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领域,还是在法律领域。这些讨论可划分为关于各种争议性立场的无止境的分类。本文分析了法律逻辑与信息技术之间融合的必然性,并着重探讨了如下两个问题:1.对法律科学、政治学的发展做出贡献并借助扩充逻辑(augmented logic)绘制其行动路线的信息技术,能够帮助建立更正义。

上海地区1～3岁儿童使用电子设备情况调查

电子设备日益成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且使用群体亦趋低龄化,但就幼儿是否适宜使用电子设备存有争议。对上海地区1~3岁儿童电子设备的使用以及父母的意识与做法进行问卷调查,发现电子设备使用对象低龄化、电子设备角色定位错误、内容选择片面、行为示范不合理、策略使用不当等问题,应据此做出相应的改进。

从民主和平理论到强制性政权更迭

当前，叙利亚的局势仍然引起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美、英、法等西方国家试图颠覆阿萨德政权，并以人道主义干预理论为其干涉别国内政的做法辩护。西方国家推广民主和干涉他国内政的思想根源何在？民主与和平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如果实现了全球民主秩序，世界就一定安享和平吗？对所有这些问题的讨论都可以在著名国际法专家、

始于原型设计与试验——瑞典哥德堡禧年公园的景观设计

瑞典哥德堡禧年公园的设计采用"双轨并行"模式—其永久性园区将于2021年底竣工并开放;自2014年起,一系列临时公园和设施将随着若干公众工作坊的开展陆续建成。场地的逐步演化给了生态系统适应的时间,也使公众有机会直接参与建设和种植活动,同时间接表达自己对公园的关注点以及期望,帮助优化永久性公园的最终设计。针对场地原本以荒草为主的脆弱滨水生态系统以及社会文化遗产,在公众的配合下,一座1:1比例的景观实验室—"水岸园"得以建立,用于测试各类新材料、工作方法,以及种植和维护技术,以便应用于永久性"嬉学园"的建设。该设计过程强调观设计师与场地维护人员的紧密合作,以期在长远的未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创造美学价值,亦强调了景观设计师持续参与公园维护以及数字工具应用的重要性。该项目还采用岩土工程技术建造了一片缓坡湿地,并创建本土与引进物种混合的植物群落,促进其自然演替以应对气候变化,为生物多样性的长期提升创造先决条件。通过这样的原型设计和测试,广大公众、维护人员和专家都参与到项目中,从城市生态系统、荒野景观和美学角度促成了一场有关景观持久性的对话。

欧洲财政整顿的政治:一项比较研究

本文的目的是比较和解释14个欧洲国家的财政整顿措施和政治决策过程。这些国家的整顿措施遵循了类似的模式。几乎各国都采取了冻结雇佣和工资的方式,而只有少数国家引入了较为激进的削减措施。削减决策并非一蹴而就,而分为一系列阶段,一开始是临时性的小规模削减,逐步发展成较为严厉的削减,有时还会采取定向削减和政治优先顺序设定。政治决策过程是温和、渐进的,而不是剧烈、迅速的。对于这种普遍模式而言,波罗的海国家以及一些欧洲国家是个例外,这些国家以迅速而严厉的削减为条件接受了财政援助。整顿措施的规模主要是由经济因素和超国家的影响所决定的,而国内政治因素对其也有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