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会影响产业集中度吗?:一个经验研究

作为刻画产业结构的重要指标之一——产业集中度,一直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重视,但鲜见有学者研究环境规制会对产业集中度带来何种影响。为了对此进行研究,本文以我国工业部门1996-2006年的数据为样本,首先计算出产业集中度(CR4和CR8)水平,并运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在控制相关变量的基础上,研究了环境规制对产业集中度带来的影响,得到以下结论:(1)在不考虑其他控制变量时,环境规制变量对产业集中度产生不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但随着控制变量的逐步引入,环境规制变量的显著性水平逐步提高,模型总体拟合效果趋于优化;(2)同时,进入退出壁垒、利润率水平、经济干预政策和规模经济程度四个控制变量也会对产业集中度产生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因此,适度强化环境规制水平,不仅有利于保护环境,优化资源配置,淘汰落后产能,解决结构性产能过剩,而且有利于提升产业集中度,增强我国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社会工作本土化研究之阐述

社会工作本土化是当前国际社会工作研究领域的一项重要议题,此议题兼具系统性和复杂性等特征,为了窥探其全貌,文章在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概括为三个问题指向:何为本土化?为何本土化?如何本土化?以这些问题指向为导引,分别从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内涵、社会工作本土化的论辩与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策略进行阐述。

媒介社会史视域下的中国电视60年

从1958年到2018年,中国电视走过了60年。回顾60年的发展历程,中国电视的媒介演进是社会建构的结果,也深度参与着社会改造的进程,电视与社会“共同成长”。在唱衰电视声音渐响的当下,中国电视今天所面临的困境并非仅仅关涉媒介层面,电视的“老化”本质上源于电视与社会所构筑的传统的社会互动关系失灵的困境。由此可以看到,如何重构诸种社会力量反身定义自己,构成中国电视重新出发的关键突破口;从“电视机”到“数字媒介”的转型,也是其未来至关重要的发展进路。

白话书写与中国现代性的成长

中国人使用的书面语言在近代经历了从文言到白话的转变。这个过程漫长、曲折而又复杂,一批文化精英和官方携手推动,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变革的背后蕴涵着丰富的现代性含义,可以将其归纳为三个方面:科学理性的觉醒、普通大众的权利、民族国家的形成。近代的白话文运动经历了晚清和民国两个阶段,从开始兴起到曲折发展再到最终取得胜利,伴随着传统文化的扬弃和新文化的再生,把中国和中国人带入了与以往不同的现代性世界。

清代州县治安防控网络体系研究:基于政府过程理论

清代州县治安管理制度系我国几千年封建王朝基层政权治安管理制度的集大成之作,其把州县中与治安事务相关的主体,尽可能地纳入到治安防控网络体系之中,明确构建了具有民治系统、官民共治系统、官治系统三个部分的地方治安防控体系。该体系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寄托着清统治者希望通过严密网络来实现天下基层安定的理想。然而,通过政治过程理论的分析可以看到,清统治者所设计的体系在现实层面运行中,受到自身设计、执行层面、基层政治制度相关因素的影响,实施的结果产生严重"偏离",这些偏离直接导致体系所预设的功能未能真正实现。该制度体系设计与运行中的得失值得当今借鉴。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质剖析——基于内在结构与矛盾维度

学术界主要从"相结合"、理论创新等方面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科学哲学家伊莫尔.拉卡托斯提出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理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构剖析具有方法论意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自身存在马克思主义总的指导原理的普遍性与中国实践的具体性的矛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是对马克思主义内在性坚持和"辅助假说"超越的统一。

过日子:一个中国式自杀的分析框架——读吴飞的《自杀作为中国问题》

《自杀作为中国问题》是一本研究中国式自杀的精致的小册子（以下简称《自杀》）。笔者用了3个词语来定义《自杀》一书，即“研究中国式自杀的”、“精致的”和“小”。之所以说它“小”，

后现代主义与人文史观——当前中国史学的机遇与挑战

20世纪70年代,后现代主义思潮在西方世界开始兴起,他们被介绍到中国后,对艺术、影视、文学等大众文化产生了普遍的影响。近些年来,又进一步波及到知识界、学术界和思想界,作为传统学科的历史学也不能等闲视之。通过积极对话和交流借鉴,把后现代的理论视角与固有的人文史观融合起来,将会给中国的史学研究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我国工业部门技术创新能力分析——基于数据包络分析方法的实证研究

以中国大陆的31个省份工业部门在1998—2007年的面板数据为基础,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测度出全要素生产率及技术进步、纯效率的改善和规模经济这三个分解变量,重点考察了衡量工业部门创新能力的指标——技术进步。研究结果表明:①我国大陆各省区工业部门的生产率水平在样本年间有所增长,并且这种增长主要是由技术进步引致的,相对于较高的技术进步来说,工业部门对新技术的利用程度较低,远未达到最优的生产可能性边界;②各省区的工业部门的技术进步率总体上呈现倒"U"型趋势;③某一省份工业部门的技术进步速度和该省份的经济水平并不一定拟合。因此,政府应当在信息技术为主导产业出现技术进步率下降的背景下,及时发展新的支柱产业,平稳推进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还应当提高企业对新技术的利用程度。

我国商业银行范围经济的实证研究——基于广义超越对数成本函数的分析

本文运用基于BOX-COX转换的广义超越对数成本函数,利用我国八家商业银行1996-2007年的面板数据,实证测算了它们的范围经济状况。研究结果表明:(1)国有商业银行的范围经济程度大于股份商业银行;(2)国有商业银行中,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银行的范围经济程度总体呈上升态势,而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的范围经济程度总体呈下降趋势;(3)股份制商业银行中,华夏银行和民生银行的范围不经济程度在逐步降低,而交通银行和中信银行的范围不经济程度变化不大。

论“过渡礼仪”理论在佛教仪式研究中的运用

法国学者阿诺尔德·范热内普曾提出著名的"过渡礼仪"理论,即将仪式理解为"分隔——边缘——聚合"三个递进的阶段。虽然过渡礼仪理论有着很宽的适用范围,但基于不同的文化内涵,对过渡礼仪中各个阶段的分析却不能一概而论,方法论也需要针对不同的背景做出相应的调整。以佛教受戒仪式为例,运用过渡礼仪理论对其进行分析时提出"阈限"的重要性,在不同阈限下,过渡礼仪理论三个阶段的划分会得出不同的结果。而通过过渡礼仪分析而得出仪式中的核心因素,也恰恰反映了仪式背后所隐藏的社会文化性。

竞争性理论实证研究的再思考——以通货膨胀为例

文章对宏观经济实证研究的思路和过程做了初步总结归纳。针对当前经济学中经常遇到观点冲突的现象,提倡一种竞争性理论选择所应共同遵循的甄别"范式",并结合当前宏观经济学的热点话题,加以举例说明。作为方法论的内容,文章对理解实证分析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相亲结婚真的靠谱吗——基于CFPS2014数据的研究

相亲结婚是否靠谱?随着单身队伍的不断发展壮大,该问题的研究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本文按照理论-实证的研究路线,首先,建立了包含相亲和自由恋爱的理论模型。结果发现,自由恋爱式婚姻比相亲式婚姻的效用更高,而相亲式婚姻比自由恋爱式婚姻更稳定。实证方面,我们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年的数据,建立有序Logit模型、有序Probit模型,分析相亲对婚姻满意度的影响,建立离散时间Logistic模型、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相亲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实证结果和理论假说一致,即相亲降低了婚姻满意度,但也导致了更稳定的婚姻。进一步地,本文采用Heckoprobit模型和Heckprobit模型来纠正样本的选择性偏差,并结合工具变量法和CMP估计法来克服相亲的内生性问题,回归结果再次验证了理论假说。此外,基于KHB方法的机制检验结果显示,精神匹配度是相亲影响婚姻满意度的显著作用路径。

1971年日本的联合国中国政策出台始末

第25届联大后,佐藤政府开始着手制定新的联合国中国政策。在决策过程中,首相佐藤始终坚持以美国意见为导向,以"保住台湾"为目标,但由于中美缓和、美台博弈以及政权内部意见纷争等因素纵横交错,致使新政策久拖难决。最终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佐藤选择了追随美国、以"首相裁定"决定日本充当美"逆重要问题案"和"双重代表权案"的联合提案国。佐藤此举固然维持了日美、日台关系,但同时也背离了世界潮流,错失了与中国改善关系的良机。

习惯法中“自杀”的责任分配对结果加重犯的有限知识供给

制定法构筑了现代社会的影像,存在于制定法背影里的习惯法在夹缝中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日渐凸显了服务于制定法的价值。习惯法中"自杀"是一种责任分配机制,行为人承担被害人死亡的结果责任不在于因果的判断,而在于习惯法对"自杀"的效果预设。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虐待罪的第二款"致使被害人死亡的"包括被害人自杀的行为。在刑法中认可习惯法中的自杀效果,能够有效化解刑法教义学作为一般性知识时存在的梗阻,合理解释特定犯罪需对自杀承担结果加重犯责任的"本土性"安排。习惯法在刑法中的作用空间有待积极拓展。

退休、生活习惯与健康的关系——基于Harmonized CHARLS数据的研究

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研究退休、生活习惯与健康的关系。理论表明,退休通过改变生活习惯,进而影响健康。实证发现,退休改变部分生活习惯,却无法改变个体长期养成的生活习惯(如运动、吸烟);饮酒频率、失眠频率和参加社交活动发挥了显著的中介作用,退休通过提高参加社交活动的概率进而正向影响身心健康,退休总体上不利于身心健康。研究还表明:退休对不同性别、不同城乡类型居民的生活习惯和健康的影响均具有异质性。

读书便是致良知——池田草庵与幕末日本阳明学

池田草庵(1813-1878)是日本阳明学派的晚期代表人物,幼年学佛,经由古文辞学契入儒学,以阳明学为宗,以刘宗周“慎独”为工夫,融会朱子学之经学,最终归本张栻的“敬”学,实现本体与工夫的圆融,体现出幕末阳明学者兼容并蓄、重视实用的学术综合性。草庵接续并发展了大塩中斋“读书便是致良知”的论断,提倡以四书、六经作为入学的门径,以修身作为治学的要津,既补救了朱子后学陷于支离的弊病,也发展了阳明学的良知论。最后,草庵提出“以身体之”的经学方法,强调以阳明学指导经学,纠正幕末经学陷于繁琐的考证风气,为幕末日本革新知识体系提供了思路,回应了幕末日本的时代问题。

全球碳基金商业化运作模式的监管问题研究

碳基金是全球为应对气候变化而建立起来的专款专用的基金种类。由于全球碳基金开始是由公共部门进行融资,但是随着私人部门的加入,国际上碳基金的运作模式也在不断的商业化,融资手段多元化,这体现在将资金投入到环保产业的商业用途上。全球碳基金商业化运作模式的有效运行,只有通过严格的监管框架才能够得到保障。目前国际上对于碳基金的商业化运作模式监管立法模式可以分为独立监管模式、多头监管模式以及分散监管模式。在比较典型国家的碳基金监管规则的基础上,分析其中所存在的监管体系混乱、监管模式单一以及缺乏监管协调机制等问题,提出在多头监管的基础上建立立法协调机制,并统合分散的监管部门,实现监管的统一性,进而保证全球碳基金的商业化运作模式能够更加稳定、有效的运行,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发展低碳经济提供更好的法律支撑。

塑造典型:延安《解放日报》对劳动模范的形象构建探究(1941-1947)

延安时期,面对多方面因素导致的困难形势,中国共产党积极开展大生产运动以应对当下面临的问题。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根据现实和自身需要,不断通过《解放日报》调整有关劳动模范报道的数量和方式,报道了包括正面典型、被改造的反面典型和女性典型在内的不同类型的劳动模范,构建了一批典型的模范形象。在宣传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劳动模范形象的生成服务于现实需要,并按照集中统一的生产机制进行生产。通过利用多类型叙事模式以及根据不同情况适时调整角色安排等策略,中国共产党构建起了一批内涵丰富、影响深远的劳动模范形象,推动了大生产运动的开展,稳定了陕甘宁边区的社会秩序,并促进了边区社会风气的改善。

汽车社会成本中的交通拥堵机理分析与“东京模式”

为了解决中国交通拥堵问题,分析了汽车社会成本产生的内在机理和交通拥堵的成因。分析中,运用了经济学中关于社会成本与供需关系的理论,结合建模的方法,并引入交通需求管理的理念。从3个维度探究治堵策略,即:控制交通需求、促进出行方式的转换、合理规划城市空间布局。基于东京与北京的可比性,借鉴了东京治理交通拥堵的经验——"东京模式",其3大特征是:自主限制驾车出行、发展立体轨道交通系统、建设城市"副中心"等。通过与东京、伦敦、纽约等国际大城市的对比,凸现出北京的特殊性,以期借他山之石,为中国治堵提出理论依据和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