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推进中国研究的新尝试——爱知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开创录

人类进入21世纪时,各国的发展竞争规模空前.群雄崛起,逐鹿寰宇.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有眼光的政府,都把目光投向培养人才、发展科学研究.

日本国际关系学研究的谱系

中国学术界关于日本的研究多侧重对政治外交进行对策分析的时政研究,缺少对作为一门学科的日本国际关系学的关注。本文意在弥补这一不足,尝试对日本国际关系学研究的谱系进行综述。本文首先梳理了日本学术界关于国际关系"日本学派"的讨论,认为日本同行虽然对"日本学派"持审慎态度,但是也在积极地谋求通过日本的传统以及哲学思维来解释当前的国际关系,这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建构主义呈现出一定的亲和性。其次,本文对战后日本国际关系学研究的四种传统(国家学说、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实证主义)以及当前日本国际关系学争论的核心焦点(历史与理论之争)进行了比较翔实的叙述。最后把国际关系(理论)与日本研究相结合,着重考察了理论如何解释日本的外交行为,以及区别其他国家的一些特色研究议程。

不确定下的担忧:冷战后东盟国家对中国在地区安全角色的认知

冷战结束之后,东南亚地区国际局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然而对东盟国家来说,这种变化并没有让它们获得更多的安全感。它们一致的看法是,本地区所面临的最大威胁来自地区大国崛起所带来的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主要来自中国的稳定与未来发展的不可预测性,如何应对不确定所引发的担忧则构成了东盟国家对华政策的核心问题。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和中国民俗学——“公共民俗学”在中国的可能性与危险性

中国民俗学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各种学术实践,具有"公共民俗学"的属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问题的实践性和应用性研究,将促使民俗学在中国成长为一门能对国家文化政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行政、对现代中国社会的多种文化事象及问题展开基于学理的解释、揭示、评论和批评的具有公共性的学问。但在中国并不适宜在原本就有高度应用属性的民俗学之外另行建构"公共民俗学"。民俗学作为一门科学只应是纯学术的,其对现实的介入、参与和社会贡献,均应基于切实的资料积累和严谨的田野调查,并在纯学术研究的基础之上展开。根据民俗学的实践性和公共性,不妨将民俗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参与等社会性学术实践定义为中国式的"公共民俗学",但也应对其学术有可能被行政权力"同化"的危险性保持警惕。

生活革命、乡愁与中国民俗学

当代中国社会已经和正在发生的极其深刻的生活革命,当下弥漫全国的乡愁情绪正是由不可逆转的生活革命所引发。这为一直以来始终是以乡村的传统与民俗作为对象的民俗学提出了全新的课题:我们有必要对中国知识界过度礼赞传统、耽溺乡愁,以及在抢救、保护和传承等话语表象之中将乡愁审美化的趋势进行一定批评,以促请民俗学界同仁明确自身更为重要的学术使命与可能性,亦即直面现代中国社会的日常生活及其变革的历程,记录和研究无数普通的生活者是如何建构各自全新的现代日常生活并在其中获得人生的意义。中国的现代民俗学应该超越朝向过去的乡愁,对当下正在发生并已成为现代中国社会之基本事实的生活革命予以高度关注。

国家的与超越国家的民俗学:对象与视野——旅日中国民俗学家周星教授访谈录

以研究故乡与本土文化为主的民俗学,应该具有跨国的比较视野,对异域也应有深度的意识。民俗学如果没有异域的参照,就容易受浪漫主义情感的影响,以致在调查中往往是采风式的蜻蜓点水,甚至是居高临下的,以发现者、评价者自居,往往不能客观、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和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民俗学者为文化政策背书或在文化政策面前失语即是最明显的表现。民俗学者要正确认识国家与民俗之间的关系,将国家看作是可以研究的对象,而不是理所当然要去服从、服务的对象,这样才能保持客观性,深入地研究国家的民俗文化政策,提出评论和建议。当民俗学对本土文化做了深入和彻底的调查研究之后,作为文化批评的可能性就会有更多的空间。当前行政参与或影响之下的"公共民俗",正是民俗学需要多加关注的实践性课题。

国际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的治理传播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全球性问题的突出,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全球治理中日益扮演着重要角色,通过在华开展治理传播,已成为向中国展示世界和向世界说明中国的重要窗口。他们一方面在涉及中国民生、环保、社会发展等重要问题上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达成一致;另一方面又往往受制于政策门槛、资金准入、社会参与、自身结构性问题等方面的障碍,活动绩效受到负面影响。

民俗与法律:烟花爆竹作为一个“中国问题”

中国在建设法治国家的进程中,经常遭遇到传统民俗的抵触,通过地方立法去规范民众基于传统民俗的行为,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挫折和教训。近30年间,中国大中城市在春节期间对于烟花爆竹的"禁放"与"限放"及其反复,突出反映了当下中国社会中法律和民俗相互"博弈"的基本格局。围绕这一典型的"中国问题",社会舆论存在明显分歧,传统民俗需要尊重,国家法律也需要遵守,地方立法如何才能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值得民俗学家和法学家参与探索。

“厕所革命”在中国的缘起、现状与言说

农耕文明背景下中国传统的厕所文化,以广大农村为"根据地",以使用农家肥料为特点。工业文明、城市文明带来了中国文明形态的大转换,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国外游客对厕所问题的诟病,才使得厕所及相关问题成为中国社会一个长期难以绕开的困扰。中国社会曾在不同时期自上而下地进行过一系列厕所改良实践,但并未取得与新的文明形态相匹配的成就。目前,"厕所革命"正在成为现代中国大规模和大面积"生活革命"的重要一环,而支撑"厕所革命"的"发展""卫生""文明"等言说,均与现代国家之市民社会的"公共性"问题密切相关。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实践的核心问题--中国传统的内在逻辑和传承机制

中国的非遗保护运动一方面推动了民俗学在中国不断发展壮大,并促使民俗学家介入到非遗评估的方方面面,另一方面为中国民俗学家与国际同行提供了交流对话的平台。了解中国的非遗实践是了解中国民俗和文化传承及转换机制的必要一步。关于非遗的研究不仅仅是针对"传统"或者"政治"的研究,更是探索当下中国文化实践和表象图景背后内在逻辑的一种尝试。

从“汉服”到“华服”:当代中国人对“民族服装”的建构与诉求

文章结合21世纪初以来国内外有关“汉服”“华服”等实践活动,基于对“民族服装”范畴的基本理解,着重探析“汉服”与“华服”这两个概念的定位和差异。在将“汉服”和“华服”分别对应于当代“汉族”和“中华民族”(中国人)的基础之上,文章进一步讨论了“现代汉服”的建构之于“华服”的关系问题,以及汉服运动对于未来“华服”体系的形成与发展所可能具有的重要意义。

古村镇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再发现”

集中讨论了当前中国社会出现的关注古村镇的社会性热潮。在指出古村镇热潮的全球化、都市化发展之大背景的同时,分析了古村镇在当前中国社会中得以"再发现"的意义,以及古村镇之被赋予的历史与文化价值。古村镇的热潮及其相关的社会文化动向,反映了都市居民对于"乡土中国"的眷恋,意味着现当代中国社会对于"传统"的某种回归,以及对于文化"故乡"的重新认同。此外,还对古村镇在当前的新农村建设运动中以及在旅游开发中所面临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论述,并指出了古村镇同时也作为现代村镇可能会发生的变迁及其机制。

“现代成人礼”在中国

在学校大规模举行现代成人礼,是中国现代社会的一项重要文化建构实践。基于现代成人礼的起源、结构、制度化过程以及所面临的各种问题,现代成人礼无疑有着强烈的教育性功能,从民俗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立场而言,可以将其视为当代中国的礼仪实践和新的社会制度的试错性建构。当代中国成人礼过程已经基本上学校化了,但这并不能很好地应对"成人"在现代社会中的全部复杂性。在持续和剧烈变迁的当代中国,现代成人礼的建构实践尚处于不断摸索着前行的过程,以现代社会为指向的民俗学应对其予以高度关注。

对话民众:“民俗语汇”与乡土知识

通过对中国民俗学史之从"歌谣"研究到"风俗"研究、再到"方言"研究的发展历程的追溯,提出了"民俗语汇"和"语言民俗"以及和"方言"之间的关系问题,指出在"民俗语汇"的背后,存在着丰富的乡土知识。乡土知识往往是以非正式、非文字或口耳相传的方式,在地方社会的日常生活中得以渗透和传承的,它对于人们维持其生计和生存以及建构生活的意义,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民俗学者和文化人类学者若想实现和民众的对话,就应该在其田野工作中格外地重视"民俗语汇",因为重视"民俗语汇"也就意味着尊重研究对象的主位立场和主体性表达。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中国的文化政策

本文主要探讨中国文化政策的变迁和转型,包括从五四运动到“文化大革命”期间文化革命政策的形成与结果、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对文化之控制的缓和以及伴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运动而发生的文化政策转型.在认真梳理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背景和脉络的基础上,本文指出经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条约引进的新的文化理念,对于中国文化政策之由文化革命政策转型为文化保护政策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用理性表达高铁情——评《最完美的抵达——中国高铁之梦》

作家戴荣里先生,集建设者、亲历者和观察者于一身,被誉为"铁路作家佼佼者",其作品《最完美的抵达——中国高铁之梦》从认识论的高度,以详实的资料、新颖的形式充分论证了中国高铁其事、其人、其功,用理性的笔触,表达了对高铁的深挚之情。

刻意制造“两个中国”:战后日本逃避对华赔偿责任的战略逻辑

日本1952年得益于"旧金山媾和"重返国际社会。中国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大的受害国之一,因为美国的反对却没能参加旧金山会议,战争赔偿问题自然就成了战后中日关系中的重要议题。本文综合利用日、中双方的外交史料和先行文献,对战后日本拒绝对华赔偿的政策过程进行还原。笔者认为,日本在1952年的"日台和约"谈判和1972年的"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中相继利用制造"两个中国"的战略,实现了不赔偿的政治目的。

墓碑在现代中国的普及和“孝子”们——来自陕西省中部农村的案例

本文以陕西省中部地区普遍存在的墓碑为研究对象,分析其中体现出的当地人宗族、自家人意识的变化。本文的特点在于将墓碑作为文化认同的一个重要体现,研究碑文的撰写过程、碑文内容的变化形态、碑文体现的价值观、碑文的文化意识问题以及建碑过程中的模仿与凑合(Bricolage)行为,从而总结出近年来"孝子"们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变化,以及变化的底线。

中国个人所得税的收入调节功能及其问题

全世界的研究者都在关注着中国的经济增长及其社会影响,其中收入差距是制约中国扩大内需的重要因素之一.从全球范围内来看,以消除收入差距为目的的个人所得税改革正成为实现经济稳定的重要课题.在中国,个人所得税在缩小收入差距方面似乎起到了一定的调节作用,但是有关地区和税种间关系的研究表明,东部地区的工资、薪金收入的税收较为集中,利息、股息、红利税收收入在同一时期的增长却较为缓慢,而与此同时存款余额大幅度增长,这不禁使人推测偷漏税现象的存在.诸多研究和报道都表明,中国的富裕阶层正在以更改国籍、通过企业进行直接投资等方式将收入与财产转移到国外,其中流向避税地的可能性较大,这使得征税基础受到瓦解,缩小收入差距的努力也常常付之东流.为此,应广泛运用2008年引入的避税地对策税制来改革现有的税收制度。

中国民族学的文化研究面临的基本问题

中国民族学尤其是少数民族研究,当前的基本研究范式主要还是一种“族别”的研究。在讨论中国的文化问题时,我们必须同时意识到现代中国之国家层面的“一体化”和各民族以及各地域社会的“多样性”之间可能存在的所有复杂的问题。国民认同和一体化,意味着中国各族人民所共享的文化与文明的成分及因素不断得以成长和壮大,而多样性则意味着各民族、各个地域社会或各种人们共同体的文化传统的存续与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