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节日与当代社会

在全球化、现代化的浪潮中,中国正自觉或不自觉地进入世界格局之中,中国社会正经历着重大的历史变迁,民族文化传统经受着前所未有的洗礼与考验。作为民族文化重要载体的传统节日,它的命运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传统节日是否适应当代社会生活,信息社会是否需要农业社会形成的节日传统,民间节日是否一定要进入官方假日体系,民族节日是否具有世界意义等,都是值得讨论的话题。为了让这些既具有理论性、又有着现实意义的前沿话题得到较为深入的研讨,并将研讨的内容传达给社会,受《民间文化论坛》编辑部的委托,我约请了几位一向关注中国传统节日研究方面的同仁,其中有我们的前辈学者,也有年轻的同道,从各自的角度发表了自己对传统节日的看法。其中,刘魁立先生作为中国民俗学会的理事长,他的笔谈是针对当前社会上有人提出以立春替代传统春节(大年)的观点的文化思考,认为春节是一个重大的民族节日,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它负载着厚重的民族文化内涵,它是否变化要靠民众自己决定,不能用所谓“科学定日”来解决,用“科学”解决文化问题,是一种科学主义的表现,它不能真正解决节日文化问题,只能造成对节日文化的伤害;张勃对传统节日复兴过程中政府的职责进行了古今相比较的议论,认为我们应该强调政府干预的社会功效;刘晓峰则从中国传统节日的世界意义上进行了讨论,认为中国传统节日在东亚具有广泛影响,在现实社会随着华人的脚步,中国传统节日也要扩展到世界主要地区,成为世界多元文化的重要成分;周星将当代中国节日分成“传统节庆体系”、“国家或政府主导的节庆体系”和“外来嵌入的节庆”三大“板块”,具体分析了三大板块动态关系,认为三者关系的变化可以看做是中国文化整体格局之动态趋势的“晴雨表”。

汉服之“美”的建构实践与再生产

艺术人类学以审美经验及艺术实践的跨文化研究为基本宗旨,但长期以来,对于"美"究竟是实质性的客观存在,抑或"美"只是在特定的传统文化脉络之下、意识形态式的政治话语体系之中、行业协会机制及艺术品市场的商业化运作的具体场景之内被人为地建构出来的?却始终存在着较大的分歧。文章试图以当前正在中国若干大、中城市里蔓延扩展的"汉服运动"为案例,通过参与观察的田野工作方法,实地调查积极投入"汉服运动"的一些都市青年男女的社会实践活动,进而探讨汉服之"美"的建构性。

面向普通民众的中国艺术人类学——周星教授访谈

访谈时间：2017年12月16日 访谈地点：北京西藏大厦 王永健（以下简称王）：周老师好,非常高兴能有机会对您进行一个专访。我本身一直在做中国艺术人类学的学术史研究,您又是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领域非常重要的一位学者。

“萌”作为一种美

"萌"作为一种新的审美意识,在当前的中国社会及文化生活中颇为醒目。以动画、漫画、电子游戏和互联网等为媒介,"萌"是弥漫于日本和中国的越境性审美文化现象。从艺术人类学之跨文化比较研究的视角探讨"萌",有助于揭示"萌"之美的普世性。

村落领域论

本文依据第一手的田野调查资料和乡土文书资料,集中讨论了日本村落的空间结构问题。作者提出了“三重同心圆结构”说,并分别深入研究了不同层次的村落领域、境界和与之对应的仪式、惯例和观念等。

“穿越”在方言和普通话之间

在语言文化日益呈现出多样性的现代社会,越来越多的人成为双语或多语者。用文化人类学的说法,就是不同文化之间的'语言接触'日益频繁,导致出现大面积的双语或多语现象。人们提起某位硕学大儒,往往会艳羡他懂好几国语言;夸一个小孩子聪明,往往也是说他的语文、特别是英语的成绩真棒。我自己的好几位少数民族朋友,平日里,他们的汉语好得你根本不觉得他们跟自己有任何不同。

关于"时间"的民俗与文化

本文以生动的实例和田野调查材料,论述了从时间民俗的角度探讨中国社会的结构、认识中国文化的特征以及理解中国人民的生活方式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民俗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义、现状与问题

在当前中国的社会文化生活及其相关语境中，备受重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范畴，其实与汉语文献中的“民俗”、“民俗文化”、“地方文化”、“传统文化”等概念关系极其密切。十多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在中国的发展，不仅深刻影响到国家的文化政策，也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新的国民认知和文化认同，其中民俗类非遗具有的意义和发挥的作用尤其引人注目。

艺术人类学视角下汉服的兴起和困惑

艺术人类学视角下的服装生活 20世纪80年代以来，艺术人类学在中国逐渐发展，首先是在研究原始艺术的美学领域，即研究艺术起源、思考艺术本质的部分，后来又在人类学中，积累了很多关于少数民族艺术传统的研究，同时在民俗学里有关于民俗历史的研究。但是，这些研究基本上是井水不犯河水，各个领域彼此没有关联。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到21世纪初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成立，这些不同专业、不同研究风格、不同研究传统的领域，可以放在艺术人类学所创造的一个平台上，相互交流。

超越“反日”与“哈日”:中日之间越境的“亚文化”

中日两国素有悠长的文化交流史,古代以中国输出、日本借鉴为特点,近现代以来则出现了逆转,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日本文化在当代中国产生了广泛深刻的传播与渗透。本文以日本动漫、游戏及"萌"的流行文化形态为例,讨论了具有现代化先进性的现代日本社会对中国大众,尤其是青少年群体的深度影响。文化的越境交流总是多向而复杂的,况且中日两国本就存在绵长错杂的历史政治纠葛,在此背景之下,伴随着现今中国社会高速发展的经济文化,及更多元的社会价值观,中日之间愈发频繁的文化碰撞则显得更加意味深长。

19世纪西洋人眼中的中国通用语言——以汉英课本为核心资料

近代西洋人在中文研究著作中一直有针对中国的通用语言的记述。18世纪初的记述说,官话以南京为标准地点。一直到19世纪前半期,情况基本上没有变化。艾约瑟(1857)最早分将官话分为三种,后来(1864)再将官话分为四种。一直到威妥玛的时代,政治与语言上的地位从南到北地逐渐往上去。然而狄考文(1892)也还提到,从使用人口的角度来说还是南方官话有着优势。在西洋人的眼中存在着南北官话'两朝并立'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