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脱欧元 继续前进

欧元的末日确实会引来严重危机。但扪心自问:你真的认为欧元会以现在的形式存在一百年?欧洲货币联盟从来不是个好主意。我还记得,当时身为年轻助理教授的我意识到自己反对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时是多么震惊。当时的我相信欧洲一体化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现在仍然如此。但我所教授的教科书经济学表明,如果没有欧洲财政和政治联盟。

听见好滋味:中国当代茶事活动中的多重感官体验

在中国当下的各类茶事中,人的感官体验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味觉、嗅觉、视觉、听觉、触觉在人们品茶的过程中的参与程度又是不同的。从感官符号学(sensori-semiotical)的角度观察,中国流行的茶事活动可划分为:仪式化的茶会、规范化的茶艺培训和辩论性的斗茶赛。人们根据场合和语境对不同的感官会选择性地抑制或凸显:茶会通常突出视觉效果而抑制声音表达与语言交流,茶艺培训课程既重视对香气、滋味的感觉训练,也重视通过规范化的语言和动作表达自己的感受;在斗茶赛中,味觉和嗅觉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但同时也鼓励言语的创造性表达和声音的在场参与。在中国当代茶事活动中,多重感官的交感(inter-sensoriality)与通感(synaesthesia)普遍存在于人们的品饮体验中,"滋味"不仅被嗅觉和味觉所主导,同时听觉、视觉和触觉的参与也会综合人们对味道的感知。

人类学与当代世界的危机

21世纪,当我们面对一个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同在的世界,以及越来越多的文明冲突和调适,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当今世界的发展形态和转型危机。人类学作为一个发源自近代欧洲的学科,本身面对着普遍主义和民族主义、世界主义和绝对王权等欧洲内生的亦是全球共同的困境。那么人类学如何在本学科的反思中去解读社会的重组、文化的自新?又如何在跨学科的交融中去参与当代世界危机之化解?借著名人类学家、牛津大学万灵学院院士、英国学术院院士大卫·帕金(David Parkin)教授在北京大学讲学的契机,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国际合作部大学堂顶尖学者讲学计划联合邀请了帕金教授,以及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有代表性的学者,共同研讨了"人类学与当代世界的危机"这一主题。本刊在此以思想争鸣的实录形式,原汁原味地呈现给广大读者。

马克思思想中的黑格尔：马克思主义革命观里的分娩式论题

本文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有一种作为黑格尔辩证法残留物的分娩式论题,即(历史)问题的发展会为自身带来解答。但这种分娩式观念是错误的,而且它实际上取消了历史和革命主体在面对现实问题和革命形势时进行选择的主动性。因而,社会主义不仅应是一种现实的政治运动和这种运动的理论表现,更是一种应该有所选择和追求的价值理想。

医学人类学与信任研究

当代社会医学人类学不仅关注多元医疗体系在地方上的共存关系,而且将疾病拓展到关于危机的讨论。本文基于非洲几个社区在面对危机时所呈现出的不同策略及不同境遇,分析了信任对话的重要性,及其转变为疏离对话的动因与影响,由此强调医学人类学的研究应关注到治疗资源的三角结构在地方的展开,即生物医学医生与医院、地方邻近的占卜师与草药医生,以及更大区域的治疗者三者之间在地方的不同运作机制与相互影响。

导论:知识社会的经济

这篇导论评述了有关新知识经济发展的几个主题。作者从历史的角度探讨知识经济的起源 ,提出了区分知识和信息的理论框架 ,并尽力把握知识经济的特性。文章讨论了加入知识经济所必须的新技能、正在形成的新地理概念 (实际距离不再成为主要的限制 )、进入知识经济的条件 (不仅是对发展中国家 )、不同部门之间知识的不均衡发展、知识产权和知识私有化的问题 ,以及信任、记忆和知识的碎片化问题。

自然法像什么？

自然法应当成为类似于实在法的事物,而不是要完全像法律。自然法必须具有法律的特征,即能够以法律所具有的强制性方式安排人类事务。第一,这意味着自然法必须是义务性的;第二,自然法的义务性命令在某种意义上必须被理解为强制性的;第三,为了能够以一种近于类似法律的方式对任何事情产生影响,自然法的要求和禁止也必须要由各种类型的附属原则来补充;第四,自然法必须与伦理学和道德相分离,甚至与客观的伦理学与道德相分离;第五,自然法必须从属于某个共享承认的要求。

文化背景下的文物:学术机构的贡献

普遍性之外的文物UNESCO对文物成功返还的案例自然很感兴趣,而原属国对于以往的归还案例自然也相当关注。不过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我们必须学会作出区分,要能够承认特殊性而避免普遍性。尚有整个一系列与文物相关的问题,迫切需要与文物本体一样成为研究的课题。这些问题范围甚广。

消逝的选择合同相对人的自由

休·柯林斯(Hugh Collins),现任牛津大学万灵学院教授,在合同法、商法领域有很深造诣,是《欧洲合同法评论》的创始人之一。柯林斯早年求学于牛津大学和哈佛大学,曾任牛津大学布拉斯诺斯学院讲师和研究员,代表作有《欧洲民法典:前进的方向》等。《消逝的选择合同相对人的自由》就选择合同相对人的自由这一话题展开了探讨,一方面,个人的自由权与自由市场得到了普遍承认,因此不受限制的选择权得到了保障;另一方面,对被拒绝的个人行使选择权的后果是破坏了市场中的公平机会,并导致了社会排斥。迫于该困局的压力,每个自由社会都在重新思考选择合同相对人自由的范围。作者通过对选择合同相对人的权利和相对人拒绝的权利二者之间的冲突,来理解私权领域的公共利益,并对选择合同相对人自由的最小范围进行了探究。当前中国确立了自治原则,适用于平等主体之间的民商事交往,赋予了民事主体选择合同相对人的自由,并对具有公共服务性质的民事主体的选择自由进行了限制,从而保障公共利益。而其他主体如果因种族、性别歧视等原因消极行使选择自由,则会违背公共利益却难以受到相应的规制。本文对于如何在纯私权领域界定选择自由的范围具有一定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