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行为代际传递模式的社会经济地位差异——基于CHNS2015的实证研究

科克汉姆的健康生活方式再生产理论认为个体健康行为受其所处社会结构的影响,基于这一理论框架,本文考察了健康行为代际继承的社会经济地位差异。利用贝叶斯结构方程对“中国健康与营养追踪调查”(CHNS2015)数据进行分析,发现随着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提高,青少年在健康行为学习上愈发呈现出一种“趋利避害”的模式。首先,子代不会通过行为模仿的方式继承父辈的正向健康行为,但父辈较强的健康信念能促进子代养成正向健康行为;其次,风险健康行为存在代际模仿学习,但高社会经济地位家庭和父辈强健康信念能显著降低子代继承父辈风险健康行为的可能性。因此,健康行为作为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状况的中间机制,如能在个体生命历程早期予以关注,有助于降低青少年风险健康行为的发生,提升国民的整体健康水平。

博士生导学关系影响机制与导学共同体优化策略

博士生教育是国民教育的顶端,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体现。导学关系贯穿博士生培养全过程,直接影响博士生培养质量。通过对2345名博士生进行问卷调查,采用相关分析、多元回归分析等方法探索博士生导学关系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博士生个体因素、导师指导因素和学校环境因素等三个方面均对导学关系产生显著影响。为此,提出构建“校—师—生”导学共同体的对策建议,通过强化价值引领、导学育人和氛围营造,推进和谐导学关系建设,促进博士生全面发展。

何为数据伦理学

本主题力图将数据伦理学作为伦理学的一个新分支,并将其予以完善。数据伦理学研究和评估与数据(包括数据的生产、记录、典藏、处理、传播、分享和使用)、算法(包括人工智能、智能体、机器学习和机器人)以及相应的实践(包括负责任的创新、编程、黑客行为和专业代码)相关的道德问题,其旨在系统阐述和证明道德层面上善的解决方法(譬如正确的行为或正确的价值)。数据伦理学虽然是基于计算机和信息伦理学而建,但其是通过将伦理探究的抽象等级从以信息为中心转换为以数据为中心的方式,而对该研究领域现有的被认可研究路径予以改善。这种转换将焦点带到了各种数据的不同道德维度,甚至还包括那些从未直接转变为能被用于支持行动或产生行为的数据。数据伦理学主要聚焦于对计算操作(硬件、软件和数据之间的交互)的内容和本质的伦理分析,而非聚焦于使得硬件、软件和数据成为可能的各种数字技术的伦理分析。且数据伦理学着重于由数据科学所呈现的伦理挑战的复杂性。鉴于这种复杂性,数据伦理学应从作为一种能包罗万象的、框架式的宏观伦理学开始,即,在一个始终如一的、整体的以及涵盖一切的框架之内,能避免狭义的、特定方式且能应对数据科学及其应用的伦理冲击和伦理影响。仅当数据伦理学作为一个宏观伦理学时,才能为我们的社会、我们所有人以及我们的环境,提供能使数据科学发挥最大价值的解决之道。

无过失责任：论分布式道德行为的道德责任之本质与分配

分布式道德责任(distributed moral responsibility,DMR)的概念由来已久。如果将分布式道德责任的诠释彻底还原为(某些)人、个体和负道德责任的行为(morally loaded actions)总和时,那么DMR的分配,无论是赞赏和奖励或谴责和惩罚,从概念的角度而言是没有问题的,但从实际操作上则是非常困难的。然而,在分布式的环境中,代理网络、某些人类、人工体(譬如程序)和混合体(譬如基于一个软件平台在一起工作的一群人)都可能带来分布式道德行为(distributed moral actions,DMAs)。DMAs是有善恶之分(即,负载道德的)的行为,它们是由一些其自身既非善也非恶(道德中立的)的局部交互所导致的。在本文中,我将分析由DMAs而引发的DMRs,并为完全道德责任(无过失责任)默认地分配给网络中所有节点/代理提供辩护,这些节点/代理对于所探讨的DMA在因果上相关,但与其意向性无关。所提出的机制受如下三个概念的启发,并从中汲取了相关内容:网络理论中的反向传播(back propagation from network theory)、法理学中的严格责任原则(strict liability from jurisprudence)和认识论逻辑中的常识(common knowledge from epistemic logic)。

公平工作委员会:全球化语境下用工平台的治理策略

本文介绍了公平工作委员会及其发起的研究项目,该项目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建构更公平、透明和公正的平台用工环境。当平台劳动者陷入工作时间长、压力大、收入低、工作环境不安全等现实困境时,公平工作委员会参考《道德倡议基本守则》、SA8000认证计划、《平台工作法兰克福宣言》等提出的劳动标准,确立了全球公平工作的五大原则,即公平薪酬、公平环境、公平合同、公平管理和公平代表。这五项原则被用来考察与评估全球用工平台,制定相应的标准与规则,规范平台用工实践,进而实现平台经济中的体面劳动。公平工作委员会也因此取得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伦理基质--论道德成为可能的条件

人类时代的物质根据正在由原子转向比特,以比特为根基的时代就是信息时代。如同社会建设需要基础设施一样,信息时代中的道德行为也需要类似于基础设施的东西。作者把这种东西称为伦理基质。它是有助于或者阻碍道德或者非道德的评价、决策、行动的框架,是以正确的和成功的方式润滑道德机制的润滑剂。设计、维护和更新伦理基质也成为信息时代面临的重要挑战。

从独白到对话:对“一带一路”新语境下跨文化传播研究的设想

“一带一路”倡议为国内外跨文化传播研究提供了新的现实语境。本文通过梳理和对比该语境下中外跨文化传播相关研究,发现两方学者各自独白、未能形成有效对话:这既体现在研究的内容、时空跨度、研究者背景与学术阵地的表征错位上,也根植于双方在文明观、全球观等意识形态的本质差异中,更揭示了国内跨文化传播研究学术主体性缺失的问题。本文提出,未来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应告别碎片化、应用型、以“我”为主的独白模式,拓展历史的深度和视野的疆域,融合跨学科智慧,在呼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价值观的基础上关注文明的交流与互鉴,形成具有主体意识的中国特色跨文化传播学术共同体和研究范式。

数字媒体理论视野下的政党政治:基于印度、美国、瑞典的探讨

本文提出了一种关于数字媒体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的理论。文章首先批判了目前主导我们理解数字媒体和一般媒体的三种理论,即网络权力理论、媒体化理论和行动者网络理论,接着指出过去适用于“大众媒体”和“人际传播”的各种理论不再适用于数字媒体。由此衍生的进一步的问题是,受到限制的关注空间对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带来的影响是不同的。本文考察了媒体与社会之间的一系列关系,认为新媒体一方面使得针对受众的更加细化和精准的媒体攻势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使人们更加大规模地和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媒体活动中来,从而导致媒体格局更加复杂。文章结论部分探究了新媒体对于从一般层面理解媒体的意义,认为随着新的数字媒体的出现,现在需要从媒体如何改变或维护社会秩序的角度来重新思考媒体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