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学与刑事法制改革:以英国为例

过去30年英国的犯罪学发展具有两个明显特征:一个是"犯罪学"在多个维度的"膨胀";另一个是犯罪学"自治性"的增强。犯罪学在向自治学科转变的过程中既具有许多有益的方面,也存在诸多风险。它可能会丧失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容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与制约,因而有必要对其存在的问题及其潜在的后果保持警觉。犯罪学知识的用途,在于为决策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对犯罪学进行准确定位有两个核心要求:一是要承诺把犯罪学变成一个内涵广阔的学术概念,即将犯罪学的多元主义看作一个优势;二是要让犯罪学研究与实践保持长久的、基本的联系,将犯罪学知识渗入公众关注的犯罪和法制事件中,对"制度性环境"作出一个比现在更令人信服的解释。

犯罪学和刑事司法改革:以英国为例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英国和很多其他西方民主国家的公民生活和意识以及管理机构的讨论和行动中,犯罪学所考察的对象,即犯罪、治安保卫、司法、惩罚、恐惧、被害人、控制、秩序、安全,占据更为显著和具有争议的位置。随着犯罪学已经具备了与科学学科相联系的制度属性,它在学术领域内部确立了一个更为稳固和独立的位置。犯罪学现有的大多数立场都与解决知识/政策关系问题的一个或多个社会科学较早时期的经典尝试有着密切的关系,或者说就是它们的翻版。必须致力于从多元主义中获得对于犯罪学领域更为宏观的认识和理解。如果将犯罪学的任务认为是服务于更好的刑事政治及其调整,就可以最好地实现犯罪学与公众生活的一致。

奏响新时代反腐败斗争向纵深推进最强音

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腐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毒瘤,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只要存在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反腐败斗争就一刻不能停,必须永远吹冲锋号。坚持不敢腐、不能看、不想腐一体推进,同时发力、同向发力、综合发力。

论国际人权法规范对当代中国死刑改革的促进作用

当代中国的死刑制度改革自2006年以来进展显著且方兴未艾。对全球死刑限制适用的潮流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国际人权法理论与实践对推动中国死刑改革发挥了重要作用。各个主权国家之所以趋向于遵守国际人权法规范或者向其靠拢,是因为国际人权力量在世界范围内能够对各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利益、身份和声誉施加广泛影响力。在过去的十年间,以欧盟为首的国际社会与中国司法、立法和学术界就死刑问题展开的对话与交流,可以说是国际人权法成功地影响"死刑保留国"(retentionist)国内立法及司法实践的一个范例。与此同时,国际人权法规范对中国死刑改革的影响力又是有限的,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多元、复杂的社会条件,即"中国国情"。国际社会在推进中国死刑改革时,需要深入了解中国社会的具体政治、历史及文化条件并采用平等、灵活而柔和的沟通方式。

被害人在英国刑事司法程序中的作用

被害人在英格兰、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刑事司法进程中已经逐渐成为新的、主要的参与者。对被害人成为争端中一员之地位的承认,以及对没有被害人在检举犯罪、提供证据、出庭作证等方面的合作,大多数犯罪不可能为人所知也不可能得到惩罚这一事实的认可,都成为改革的强大动力。被害人的"权利"可以划分为两类:"服务性权利"指不影响程序的服务,诸如关于案件进程的信息。"程序性权利",比如被害人的话语权,给予被害人在刑事司法程序中发言的权利并可能因此对被告人产生不利影响。

死刑适用的全球限制:人权新动态

近几十年来,世界范围内废除死刑的国家数目在显著增加,一些国家在前所未有的短时间内从保留死刑迈向废除死刑。该现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权新动态"的出现。这一新动态在形成过程中有几股驱动力,如法律体制、政治压力和外交攻势等所起到的作用。同时,尽管国际上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是目前为止仍有一些国家坚决抵制这种人权新动态,本文还提到了中国对于废除死刑的谨慎态度。对死刑适用的全球限制应持乐观主义,但在某些国家对恐怖主义犯罪的死刑扩大适用反而会起到废除死刑适用的反作用。

英国修复性司法制度访谈

自20世纪中后期开始,随着修复性司法制度的兴起与发展,西方发达国家的刑事司法呈现出以国家为导向的惩罚性司法向以社区为基础、以受害人为导向的修复性司法的转变。当前我国刑事司法中,也不乏修复性司法的影子。"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了解西方国家修复性司法制度的发展与现状,有助于我们合理借鉴并构筑符合我国国情的修复性司法制度。英国牛津大学犯罪学中心主任卡罗琳·霍伊尔教授是修复性司法制度研究的权威专家。武汉大学法学院何荣功副教授在牛津大学访学期间围绕该课题对卡罗琳教授进行了专题访谈,形成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