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2014年中国城市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基于省域面板数据

利用省域面板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对1978~2014年中国（不包括港澳台地区）经济增长和城市化的关系,以及不同省域经济增长与城市化作用程度进行研究,同时运用Mann-Kendall方法将中国城市化增长分成1978~1995年和1996~2014年两个阶段,并对不同阶段中国省域经济增长和城市化的相互作用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 1978~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对城市化具有促进作用,从各省域的相互作用程度来看呈现中东部较低,西南和东北部较高的区域格局,同时此阶段城市化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并没有得到证实。2 1978~1995年中国城市化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没有得到证实。3 1996~2014年中国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相互促进,从各省域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强度来看呈现出中东部低,而周边内陆省区高的区域格局,而经济增长对城市化作用的区域格局与之相反。

中国企业本土并购双方的地理格局及其空间关联研究

借鉴已有理论与实证研究成果,综合运用GIS空间分析与计量模型等方法,重点分析省区空间尺度上中国本土并购双方企业的地理格局,从企业地域'根植性'视角探讨并购双方区位选择与空间关联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①买方和标的企业在空间上呈现共同集聚特征,总体形成了与中国沿江沿海'T'形区域发展格局、'核心-边缘'城镇等级体系相似的地理格局;②并购双方企业主要集聚于经济发达区域,虽然2010年代以来中西部省区企业参与并购投资事件有所增长,但省区间差异逐渐固化,北京、长三角、珠三角等大都市地区更多以买方角色主导企业跨区域并购,而中西部及资源型区域企业则多以并购标的角色为主;③企业并购投资行为根植于地方经济社会和制度环境,买方和标的企业的区位选择机制较为相似,并购双方更偏好集聚于证劵和金融市场繁荣、区域创新系统完善、经济和产业基础雄厚的区域。

人文地理学研究与学术论文写作漫谈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人文地理学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学术研究逐渐规范化,研究范围大为拓宽,研究手段不断更新,对政府决策及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不断加强。尽管已取得令人欣慰的进展,我们仍需在理论与方法上与国际接轨,紧跟学科发展理论前沿,充分应用规范的方法论指导。为提高国内人文地理学的研究水平,简要探讨了人文地理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阐述了学术论文的范式及写作方法。最后,提出中国人文地理学需要强化三个转型:理论化、科学化、国际化。

大都市区建设用地空间扩展机理研究——以南京市区为例

大都市区建设用地微观空间扩展机理的研究是有效调控城市土地利用布局的科学基础。以南京市市区为例,以经济学的收益最大化理论为基础,构建研究建设用地扩展的成本——收益分析框架。以1 km×1 km为基本研究单元,利用遥感等数据研究1995~2001年、2001~2007年建设用地扩展的微观机理。研究表明,基期建设用地比重、到CBD、到开发区、到高速公路互通口的可达性、邻域建设用地主导单元的数量等收益要素以及耕地面积比重、水域面积比重、地质灾害区比重、坡度、重要生态功能区比重、城市规划建设用地区比重等成本要素是影响建设用地扩展的重要指标。两期比较分析表明,收益要素作用力大于成本要素,其更深层次的作用力则是全球化和市场化。空间政策对于建设用地扩展的约束作用越来越大。基于微观空间机理的研究提出了大都市区基本农田布局的政策建议。

基于航空客流的中国城市对外联系网络结构与演化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全球化和快速城市化促进了中国城市外向型联系的发展,改变了中国城市对外联系的空间格局。越来越复杂化的城市空间分布和组织规律需要一个全新的、综合的网络视角来考察。航空运输是当前城市间相互联系的重要物质基础,体现了城市间的直接关系,是研究城市网络的合适工具。本文以中国城市对外的航空客运联系作为衡量城市关系的指标,借鉴社会网络分析中的2-模网络概念构建了中国城市对外联系网络,并对网络的结构特征和演化规律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城市对外联系网络存在北京-上海-广州的三中心结构。中心城市以外,西部城市上升势头迅猛,体现了网络多元化发展的趋势。此外,中国城市对外联系的主要对象逐渐从东南亚向东亚转移,并呈现出以首尔为核心的网络结构。同时,中国城市对外联系扩张以强化区域内部联系为主,洲际联系发展滞后。

意大利产业区重组:集团化、创新与国际化

近30 a来,意大利产业区成为西方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与争论焦点。传统的意大利产业区模式主要强调中小企业为主的"弹性专业化"生产系统与本地社区的嵌入性。在全球化与知识经济的宏观背景下,意大利产业区正在经历一系列的以集团化、创新与国际化为主要特征的产业重组过程:产业区的组织结构开始由中小企业为主的"弹性专业化"生产系统向"产业区集团"主导的等级制生产体系转变;创新模式由本地分散化的渐进式创新向大企业研发导向的开放式创新转变,外部知识联系的作用不断增强;企业生产活动的国际化、跨国公司的进入使得产业区相对封闭的本地网络向开放的全球网络转变。其转型和发展理论对中国产业区的发展具有重要启示,未来中国产业区研究应注重3方面:①运用演化的视角研究产业区的动态发展过程;②关注本地网络与全球网络的互动;③强调中观区域视角与微观企业视角的结合。

苏州市区信息通讯企业空间集聚与新企业选址

高科技产业是全球化背景下城市发展与区域竞争的关键，但是高科技产业发展空间极不平衡．空间要素显著影响高科技企业区位选择及空间集聚。针对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家、省等大尺度单元．本文引入空间点模式分析方法．探讨了1996—2006年间苏州市区不同空间尺度上信息通讯企业的时空集聚特征。研究发现：在0～6km的尺度上，信息通讯企业表现出明显的集聚特征．并随着尺度的增加呈现出倒“U”型集聚趋势：随着时间的推移，企业空间集聚的“热点地区”逐渐从老城区向外围推移．但是集聚峰区依然主要分布在老城区及其外围的国家和省级开发区：同时．新企业的选址与原有企业的分布特征表现出很强的相关性。运用计数模型的计量结果也表明企业集聚特征对新企业区位选择具有显著影响．同时起作用的还有地方政府政策影响下的开发区建设、城市内外交通条件、自然环境条件等因素。

无锡城市制造业企业区位调整与苏南模式重组

苏南地域广阔,区域和城市发展路径多样。较多研究关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和省级开发区发展带来的苏南模式创新,但是城市化对苏南模式重组影响同样值得关注。基于企业数据的空间分析以及企业访谈和问卷调查资料,从制造业企业进入和退出的角度,考察无锡市南长区在从乡镇企业典型发育地区(郊区)转变为城区过程中的产业升级和空间格局调整过程。研究表明:南长区制造业经历了产权重组、结构重组和空间重组三个过程,呈现出中小高新技术企业为主、空间上高度集中等城市化特征。政府表现出明显的"企业化"倾向,与传统苏南模式中直接介入企业经营不同,地方政府通过规划调控以及开发区建设、税收等金融刺激政策和措施影响企业区位行为,从而推动城市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和空间再集聚。

环境规制对无锡市制造业结构优化与绩效的影响

环境规制已成为促进区域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本文以无锡市太湖水危机事件为例,首先对水危机前后的环境规制政策和手段进行对比分析,其次结合现有理论研究,总结了环境规制对制造业产业结构优化和绩效影响的理论框架,最后在对环境规制强度进行定量评估和对影响产业绩效各要素分析的基础上对理论框架进行验证.环境规制强度的评价结果表明,水危机事件后,环境规制强度显著增加,政府、技术、市场及社会工具的环境规制强度均值在2007-2009年期间比2001-2006年期间分别增加了2.2、1.0、2.6、0.7倍,政府在加强行政管理的同时开始积极探索市场化治理的工具,但以政府规制为主的治理模式仍然没有改变.回归结果进一步表明环境规制通过影响企业准入和提高技术效率,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和生产效率的提高,抵消了环境规制对生产成本增加而产生的消极作用,但是创新仍没有成为产业绩效增加的最主要动力.本研究对探讨经济和环境可持续发展模式以及环境规制手段的合理运用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

环境规制对无锡市区污染密集型制造业区位选择的影响

随着生态环境的恶化,发达地区制造业区位选择表现出强烈的环境容量制约性和政府规制主导性.本文在对1998-2008年无锡市区污染密集型制造业格局演变分析的基础上,构筑了引入环境规制影响因子的企业区位演变理论分析框架,并运用GIS空间自回归模型,对以上理论框架进行验证.结果表明,1998-2003年影响企业区位选择的主要要素为交通可达性、土地价格、开发区规划等,而环境规制相关要素对其影响不显著;而2003-2008年,表征环境规制影响强度的水质目标、清水通道等因子对制造业区位选择的影响显著,这表明环境规制开始成为影响污染密集型制造业区位的重要因子.本研究对于正确制定城市产业结构调整政策和合理引导经济环境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

中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农民收入的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是我国精准扶贫的重点攻坚对象,推动该区农民增收与稳步脱贫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意义重大。基于农民人均纯收入作为测度指标,综合运用空间分类与空间滞后、误差模型分析2000—2014年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667个县域农民收入的时空变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得到以下结论:(1)2000—2014年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农民收入不断增加,但各个片区间的差距明显,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更是差距显著。总结而言,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较,其绝对收入差距逐渐增加,而相对收入差距表现出逐渐缩小的变化趋势。(2)从其空间特征来看,2000—2014年农民收入的空间分异与其贫困县集中连片分布形态的相似度较高,总体呈现出以低收入与较低收入水平区连片集中分布,较高收入与高收入水平区呈零星分布的分布特征,且随时间变化很小。长江上游贫困片区与环首都周边的贫困县农民收入较低且集中,在当下推进长江经济带与京津冀协同发展两大战略稳步实施的形势下,促进这些区域经济的稳步发展会直接影响到两大战略的成效。(3)从参数估计的结果来看,耕地资源基础、粮食产出效益是影响片区内农民收入的主要因素;中心城市综合实力较弱与交通落后,导致其对贫困县的经济带动作用有限;提高城镇化水平,加快城镇化进程对农民收入产生重要的正向作用;加强高素质人才队伍的引进,发挥其经济创造价值对贫困县农民的增收有比较重要的促进作用;人口迁移因子对农民收入的作用也比较显著,推动部分环境恶劣的片区农民整体外迁是减贫的一条重要途径。

不同空间尺度的江苏省区域经济差异研究

运用基尼系数、空间自相关等方法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县域和地级市空间尺度下的江苏省区域经济差异变化及其空间机制。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省县域和地级市尺度的区域经济差异在2008年前均呈扩大趋势,以后差距缩小,且县域尺度大于地级市尺度。在县域和地级市尺度上江苏省区域经济差异均存在明显的空间正相关关系,且不断增强,在县域尺度空间集聚更强。在地级市水平上,苏北的低水平集聚是其产生区域差异的主要原因,而在县域尺度上则苏南的高水平集聚是江苏区域差异主要原因。针对江苏省区域经济差异重点关注县域尺度的区域差异,在地级市尺度上侧重提升落后地区发展水平,而在县域空间尺度上以促进高水平地区的空间扩散为主。

长江经济带沿江城市群空间分布格局与联动机理研究

引导长江经济带沿江城市群协同发展是新时期我国重要的区域发展战略。基于空间平滑核密度估算法、空间溢出系数、局域空间聚类指数、关联度滞后效应模型和因果检验模型,系统分析我国长江经济带沿江城市群的空间分布格局以及上中下游地区联动机理。研究表明:1目前长江流域发育程度达到城市群界定标准的有长江三角洲、长江中游和成渝三个城市群;2长江经济带城市群之间经济发展存在正向关联;3在流域联动方向上呈现出自下游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中游城市群→上游成渝城市群的单向联动关系,且引致关联存在滞后效应。因此,有效畅通长江经济带城市群的空间溢出渠道、提高沿江城市之间的空间关联度,是缩小长江流域上中下游地区之间空间分布差异,推动流域一体化实现的关键。

南京市区建设用地扩张模式、功能演化与机理

以南京市区不同时段遥感影像为基础,在综合凸壳方法与公共边方法基础上,通过矩阵分析对1985-2007年南京市区建设用地扩张模式进行划分,探讨不同扩张模式的空间结构特征。结果表明:1 1985年以来,南京市区建设用地扩张迅速。其中,填充扩张由主城区逐渐向外推移,飞地扩张分散在远离主城区的开发区、工业园及大学城内,蔓延扩张则介于二者之间,多表现为前期扩张的继续发展。2功能上,填充扩张由居住主导向居住与工业混合转变;蔓延扩张由居住与工业混合向工业主导转变;飞地扩张一直以工业主导,并伴随科教的区域性集中。3驱动机理,填充与蔓延扩张属于收益驱动型,飞地扩张更多地受成本制约。随着城市空间向外拓展,建设用地扩张的成本约束作用均逐渐加强;而城市建设用地中工业用地比重的增加,又使三种扩张模式的收益驱动作用加强。

长三角一体化下的金融流动格局变动及驱动机理——基于上市企业金融交易数据的分析

金融资本是区域进行生产活动并进一步带动经济增长的原动力。结合新经济地理学与金融地理学的理论,将金融资源流动纳入市场化、全球化、分权化和一体化的研究框架之下,用网络分析的方法,构建区域金融流动的格局及机理的分析框架。基于长三角16市金融发展状况和上市公司2002年、2005年、2008年和2011年的交易数据,构建了金融资源流动和联系的网络,并进一步测量了网络密度和中心度。结果显示,长三角金融发展与金融资源分布形成了差异显著但有缩小趋势的发展格局,除上海金融中心作用凸显之外,南京、杭州和宁波也成为金融流动网络中的重要空间节点;金融流动网络密度不断增强,跨省金融流动增多。分别选取表征市场化、全球化、分权化和一体化的指标,使用QAP网络分析方法揭示了长三角金融流动的动力机制。相关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进出口总额、FDI、文化差异、外资金融法人数量和行政边界均对金融流动有显著的影响,相反金融业比重和地方财政收入自治率则并无显著作用。本文探讨了从地理学空间差异和空间相互作用的角度来解释金融差异与金融流动的方法,对于深入研究金融一体化问题有借鉴作用。

中国城市尺度科学知识网络与技术知识网络结构的时空复杂性

知识在产业集聚、区域创新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城市知识储量及其在区域知识网络中的地位对城市的综合竞争力有重要影响。学术论文合作与专利合作是知识溢出的体现形式,是科学和技术发展的重要成果,也是度量区域创新能力的主要指标。以2000-2009年中国生物技术领域合著论文和共同申请专利的信息为原始数据,分别构建中国城市间科学知识网络(scientific knowledge network,SKN)与技术知识网络(technological knowledge network,TKN)。运用复杂网络与地学空间分析方法,从整体网络结构特征、择优链接性、中心城市及其自我网络的空间特征等方面进行分析,探究知识溢出的时空复杂性。研究表明:1 SKN和TKN具有无标度网络特征;SKN节点度数的异质性高于TKN。2两种网络均呈异配性,即城市选择合作对象存在明显择优链接性,知识溢出具有粘着性和空间依赖性。3 SKN中心城市具有明显的等级结构,空间分布总体呈"大分散小集聚"特点;TKN中心城市层级结构不明显,尚未形成明显极化中心。4 SKN中心城市自我网络的合作空间,由最初的沿海省会城市间的合作转向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区域间和沿海城市与内陆城市间的合作,区域间知识溢出明显;TKN中心城市自我网络仍多分布于沿海城市和少数中西部省会城市,区域间知识溢出不明显。5 SKN中心城市及其自我网络的时空演变存在等级扩散和传染扩散的现象,符合时空梯度推移规律,且空间等级梯度逐渐向扁平化转变;TKN中心城市及其自我网络的时空演变以等级扩散为主,时空梯度推移现象不明显。研究结论为量化知识溢出及知识溢出网络结构的时空演化过程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对城市创新政策的制定有一定借鉴意义。

发达地区制造业集聚和水污染的空间关联——以无锡市区为例

制造业集聚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动力,同时也可能对生态环境产生负效应。论文拟以无锡市区为例,利用核密度函数(Kernel Density Distribution)对污染密集型制造业集聚程度进行评价,按照河流自然综合特征划分的环境单元进行污染物分布格局评价,在此基础上构建污染企业分布密度—COD排放量的双变量空间自相关模型,探讨制造业与河道污染物分布格局的定量关系,揭示制造业集聚和水污染的空间关联性。模型分析表明:无锡市区的污染密集型制造业呈现向郊区和环境非敏感区集聚的趋势,污染强度以主要运河为轴线向两翼地区逐渐衰减,二者空间格局的关联性存在行业差异性,污染物分布与纺织、石油化工业以及冶金业集聚和扩散格局的空间关联性较为显著,而与食品制造业和造纸印刷业的空间关联性则不显著。论文进一步根据产业集聚与污染格局的空间关联模式,将研究区域划分为高集聚—高污染、低集聚—低污染、低集聚—高污染、高集聚—低污染四种类型区,并提出相应的产业准入导向。本研究从空间效应角度为产业集聚与生态环境之间关联机理探讨提供新的视角,也可以作为制造业布局调整的科学依据。

上海外资生产空间演变及影响因素

利用2004年经济普查数据对上海制造业外资企业的空间分布、区位选择及其空间效应进行了研究。空间分布结果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上海外资企业在分布上表现出明显的郊区化和向近郊区局部地区(尤其是园区和新城)集聚的特征,并形成了沪西南、浦东和沪西北3大集聚区;制造业外资企业的分散和集聚推动了上海外资生产空间的郊区化重组。对制造业外资企业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的分析显示:上海制造业外资企业区位选择是经济全球化与地方政府互动的过程;具体来说,传统区位因素作用在逐渐减弱,制度因素和集聚因素的作用在不断增强;制度因素内部产业优惠政策对外资的吸引力强于空间优惠政策,而国家级园区优惠政策对制造业外资企业(尤其是高技术外资企业)的吸引力则强于市级园区,上述研究对上海未来的产业及外资引进政策都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欠发达省域经济差异的时空演变分析

基于1989—2012年广西89个县域经济数据,利用分解的Theil指数和马尔可夫链方法,探索欠发达省域差异的时空演变。结果表明:广西区域差异对地理尺度很敏感,县域间的差异最大,其次为地市间,区域间的发展最为平衡。三大区域内部差距的增大是促成广西整体差异拉大的主导力量。广西区域经济发展存在俱乐部趋同现象,2000—2012年间的更为显著,欠发达地区极有可能陷入"贫困陷阱"。区域间的两极分化趋势增强,趋同俱乐部总体上呈环状分布特征。高水平趋同俱乐部的分布逐渐由市辖区扩散到邻近的县域。低水平趋同俱乐部主要分布在桂西资源富集区。中高水平趋同俱乐部环绕高水平趋同俱乐部外围,而中低水平趋同俱乐部集中分布在中高水平趋同俱乐部外围。广西县域单元平稳者居多,向上转移有所增加。

长三角地区企业本土并购网络的时空动态性分析

不同于企业绿地投资优选最佳区位,并购投资的关键在于买方和标的企业间的配选、交易与整合,其时空动态性需要从并购双方地理分布格局、投资联系网络结构等方面进行刻画。本文以长三角作为研究案例区,通过企业并购投资数据库建构与多元技术方法应用,重点分析区域尺度的企业并购网络时空动态性,研究发现:(1)长三角企业并购双方共同集聚特征明显,主要分布在上海以及沪宁、沪杭甬沿线地区,但并购双方空间集散趋势出现分化,标的企业向外围区扩散的态势更为明显,买方企业则进一步向上海和区域性中心城市市区集聚。(2)长三角基于企业跨区域并购投资联系的县市(区)网络不断加密、拓展,但上海中心城区、浦东新区以及杭州、南京等城市市区的核心节点地位日益强化,核心区与外围区、一市三省、大都市与其周边地区之间企业并购投资联系强度的空间"不对称性"也较为明显。(3)伴随区域一体化发展进程,长三角企业并购网络时空动态性经历三个阶段,即单核心、弱网络联系阶段,单核心、多次级重要节点、网络联系加强阶段,多核心、多层级复杂网络结构基本形成阶段。企业本土并购网络的时空动态性探析有助于丰富经济地理学界的企业投资网络及区位模式研究,能够为全国促进企业兼并重组、推动区域经济转型升级发展等决策提供有益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