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恨现象研究——以犹太人和黑人为中心的考察

自恨是一种心理现象、社会现象、文化现象。自恨程度较深、表现最为明显的是流散境遇中的族群。犹太人、黑人是学界比较关注的曾经产生过严重自恨心理的两个族群。通过对他们的自恨现象的研究可见,自恨产生于人们的广泛交往之中。其文化原因在于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欺凌,后者所属的群体抛弃了自身的文化身份去迎合前者;社会原因在于种族偏见和种族歧视;心理原因在于弱势文化的族群内化了其欲融入的强势文化的族群的社会偏见,从而自轻、自贱乃至憎恨自己。自卑是自恨的外在表征,严重的自恨会导致自恨者的心理扭曲与精神疾病。基于以上自恨原因与自恨后果,若欲彻底消除自恨,则必须根除种族偏见与歧视、重建民族文化自信。自恨常以多种话语形式表达出来,其中以文学为典型形式。自恨文学重在表现主人公因自恨而产生的痛苦,并揭示自恨产生的原因及某种生活的真相。因此,自恨文学也是研究自恨现象的重要文本依据。

迈蒙尼德哲学的当代研究路径

传统观点、当代学者列奥·施特劳斯以及中世纪对《迷途指津》的解读,其共同点在于认为迈蒙尼德关注的是"元哲学"问题:即哲学与托拉(理性与启示)的关系问题。本文认为《迷途指津》关注的是古典哲学问题:人类的完满和真正的幸福由什么构成?人怎样或者应该如何处理其形式与质料、理智与肉体之间的张力?施特劳斯认为哲学寓言是被先知-统治者所充分了解的作为控制真理传播的工具,这似乎不如皮纳斯关于寓言是"表达先知自己对真理不完整理解的手段"的观点更切中肯綮。《迷途指津》中的寓言是表达人类形而上学知识的片面和局限的媒介,该书正是表达人在试图掌握不完全理解的真理时的知性体验。

犹太女性的身份认同与话语建构——关于纳粹大屠杀幸存者的性别解读

纳粹大屠杀为犹太民族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创伤记忆。战后初期,纳粹屠犹幸存者大多对其经历缄口不言,甚至刻意掩藏幸存者身份。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幸存者故事渐次进入公众视野,并建构起以犹太男性为主导的大屠杀认同与话语秩序。犹太女性则处于近乎失语的边缘状态,陷入女性与幸存者的双重身份认同焦虑中。伴随着文化女性主义的出现,犹太女性开始在历史中重新找寻认同定位,力求在后现代历史叙事中能够发声,通过书写大屠杀女性历史,形成两性对话互补的大屠杀叙事范式,以期在历史书写的性别话语场中不再缺席。

以色列贝都因人的原住民话语:发展与争议

以色列自建国后没收了贝都因人在以色列南部内盖夫地区的大量土地,将这些土地犹太化,内盖夫地区的土地权争议与族群矛盾由此催生。与此同时,促进和保障原住民权利的国际组织机构相继出现;多元文化主义加剧了以色列的社会分裂;以色列知识精英不断批判犹太复国主义的霸权政治;非政府组织大量涌现,公民社会中的不平等现象日益引起关注。在此背景下,以色列贝都因人提出他们作为内盖夫原住民的话语,要求以色列政府承认他们在内盖夫的土地权。政府对此做出相关举措,解决贝都因人的土地权诉求。政府对待贝都因原住民的态度是以色列处理境内族群矛盾的缩影。

以色列公共历史与大屠杀记忆——以大屠杀教育为中心的考察

以色列在国家建构和治理过程中充分展现了大屠杀记忆的政治功用,竭力打造大屠杀记忆的公共空间。它通过建立以亚德·瓦谢姆为核心的纪念场所、确立大屠杀纪念日与纪念仪式、规范教育体系中的大屠杀教育内容与形式、建设大屠杀网站、制作大屠杀影像等多元方式来建构历史记忆,推动大屠杀记忆逐步迈向公共历史领域,让未曾经历过大屠杀的以色列公众从大屠杀公共记忆中找寻历史通感。公众则借助纪念馆、纪念日、学校教育、历史遗迹、影像媒介等途径与历史互动,形成对大屠杀记忆的自我认知与评判。

菲利普·罗斯的“自恨”叙事——以《波特诺伊的怨诉》为例

从启蒙运动以来犹太人中出现了比较普遍的自恨现象,而自恨叙事演变成犹太文学传统中一道别样的支流。菲利普·罗斯继承并创新了犹太自恨文学传统,他在《波特诺伊的怨诉》中将"自恨"作为主题,塑造了一个典型的"犹太自恨者"形象。通过波特诺伊形象及其悲剧性结局,罗斯向人们揭橥了一个深富社会意义的事实:在流散文化中的少数族裔,若以彻底割裂、否定自身传统文化身份去迎合仰慕的强势文化,极可能陷落在文化断裂的夹缝中无法自拔,从而导致心灵扭曲和精神流放。但犹太读者及批评家认为该作品塑造了犹太人的负面形象,伤害了犹太民族,进而予以猛烈抨击。为此,罗斯又以"祖克曼系列"等作品作出文学创作上的回应,"自恨"叙事遂成为罗斯创作的一大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