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学科的繁荣与发展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领域,无论是在学科构筑、学术前沿方面,还是在一些新的研究范式和重大理论问题上,均取得了长足发展。本文对中国边疆学学科构筑、马克思主义国家与边疆理论、"从边疆观中国"研究范式、中国历史疆域理论、朝贡制度等五个重大问题做了专题式的学术梳理与评述,进而提出,尽管40年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工作者为推动边疆研究做了很多工作,但这种尝试目前仍然处于一种初始阶段,构建中国边疆学仍应成为我们努力的目标,这需要我们一方面细致梳理中国边疆研究学术思想史,从历史当中获得有益的经验,另一方面从动态的视角认知新时期乃至未来边疆省区面临的新形势、新问题,着重展望中国边疆学研究如何回应"变化中的边疆",深入阐释重塑边疆的重要变量,回答"变化中的边疆"所面临的重要理论问题。

“现代化”叙事中的边疆认知与边疆实践——国民政府时期边疆开发运动的多重图景

国民政府时期中央和社会话语体系中的边疆开发运动,以"建立国家生命线""实现边疆现代化"为目标,具体过程中则以推进边疆"内地化"为旨趣,执着地探讨边疆移民与边疆垦殖的可行性,并在具体的边疆开发运动中予以践行。然而,就边疆移垦这一举措来说,似乎与边疆现代化的初衷背道而驰。这种带有传统农耕社会典型形态的垦殖,与异质的、以畜牧业为主的游牧生态不太可能处于同一地理景观之下。尽管边疆开发收效甚微,但它引发了国人对于边疆地位问题的思考:一方面,一些内地精英在具体的边疆政治实践过程中,开始检讨以往"利用边疆"之观念,进而提出了"改善边疆""服务边疆"的目标,并且在实践中予以推展;另一方面,抗战以来边疆作为"国家生命线"的地位得以彰显,由此也激发了边疆本土精英的自豪感,越来越多的边疆本土研究者开始以本地区为中心,重新审视边疆社会。

行走于内河的中国帆船——松浦章《清代内河水运史研究》评介

《清代内河水运史研究》是第一部考察清代水运史的专著,重点探究中国帆船在大运河、长江两大水系的航运实态、航路选取及其对区域社会经济起到的推动作用。书中充分体现出作者研究视角新颖、史料引用丰富、中日学者成果并重、注重实地考察、以表格展现繁杂事项的治学特色。虽然如此,仍存在书名与研究内容不符、水运史的研究尚待深入、体例不尽统一诸项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带一路”:历史的传承与超越

2013年,我国提出了新时期的外交战略——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旨在从海陆两个方向促进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合作共赢。这一战略的提出无疑具有历史的考量。在近现代西方大国崛起过程中,陆权论和海权论作为地缘政治的工具曾引起西方大国的长期争论,至今仍是霸权国家对外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中国"一带一路"的和平发展战略显然不同于西方国家关于陆海权的强权政治思维。古代中国虽然以内陆文明为主,但作为一个海陆双构的国家,中国同样具有悠久的海洋文明传统和海洋意识。"一带一路"战略正是对中国历史发展模式和道路的传承与发展,也超越了西方国家关于陆海权的地缘政治传统思维,创新了国际关系理念。

乌尔第三王朝行省制度探析

行省是乌尔第三王朝的最高地方行政机构,在中央与地方的行政管理中发挥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乌尔第三王朝沿袭了阿卡德王朝开创的行省制度并对其加以发展改革,创造了内外行省"二元制"的管理模式和相应的赋税体系,使其成为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的得力工具。但是,行省管理中的总督与将军的相互制约与影响,以及苏美尔城邦旧观念的遗存等行省制度弊端也成为乌尔第三王朝灭亡的主要内因之一。

略论晚清时期制约宁波港贸易发展的主要因素

宁波是晚清时期最早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自1844年正式开埠后,宁波港的贸易发展一直较为缓慢,处于曲折波动之中。影响宁波港贸易发展的因素很多,主要有四方面:一是区位因素。由于区位条件的局限,宁波港最终沦为了上海的转运口岸和支线港;二是交通因素。由于新式交通的滞后,限制了宁波港贸易体系的扩展;三是腹地因素。腹地范围的缩小及其市场布局的变动、社会秩序的动荡,直接影响到宁波港贸易规模的拓展;四是政策因素。海关政策、工商业政策和金融政策的调整,对宁波港贸易发展产生多方面的影响。

《乌尔那穆地籍》译注

《乌尔那穆地籍》原文是用苏美尔语楔形文字写成,最早记于乌尔第三王朝建立者乌尔那穆统治时期,目前发现的2件比较完整的版本都是古巴比伦王国时期的泥板复本,以及约11件乌尔第三王朝时期的石碑碎片。该文献主要记录了乌尔那穆统治时期,乌尔第三王朝地方行省的区域边界划分情况,是我们研究乌尔第三王朝行政区划、地理分布与社会经济生活的主要文献资料,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明清东南沿海卫所信仰空间的形成与演化——以浙东乐清地区为例

沿海卫所的信仰空间,主要是由三种因素所构成:神明、信众与宫庙。通过对乐清地区卫所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沿海卫所的神明体系大致可分成三种类型:"标准性""籍源性"与"地方性"。自沿海卫所建立之后,卫城的神明体系一直处于持续变动的状态之中,呈现多元化的趋势。有明一代,由于体制限制和城池区隔,这些神明的信众基本都是军户群体。进入清代,卫城附近的民户也参与到卫城祠庙的祭拜与仪式之中,信众群体不断扩大,其中很多祠庙甚至成为地区信仰的中心,同时宫庙系统的日常运作亦发生变化,宗族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二战胜利后中国舆论对琉球问题的认知

二战胜利后,琉球问题引起舆论热议。舆论通过历史书写,表达现实诉求,试图建立中琉历史关系与现实法理依据之间的逻辑关系;民族自决对当时中国舆论如何看待琉球归属产生了直接影响;较之朝鲜、越南等原中国属国战后清晰的主权定位,当时中国舆论关注的焦点与其说是能否收回琉球,毋宁说是琉球归谁所有;琉球问题虽然受到官民各界的重视,但总体而言,官方政策与舆论态度之间并未形成互动。

一门学科与一代学人--当代中国边疆学的构筑理路与研究取径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边疆史地学科的学术内涵和外延都在不断扩展和延伸,中国边疆研究领域的前沿学者们已经意识到,若不从"中国边疆学"学科构筑的高度和中国边疆理论体系构建的视野入手,中国边疆研究难以扭转相对羸弱的发展格局,亦无法摆脱主流学科附庸的地位,长远而言,其学科地位前景难言乐观。正是在此背景下,一门新兴的边缘交叉学科——中国边疆学应运而生。目下,一些诸如"构筑中国边疆学""边疆学学科体系构筑""中国疆域构造的板块学说"的倡导及相关论著,都预示着我们未来的工作方向。当然,这种尝试目前仍然处于一种初始阶段,但不管怎样,在指引我们走进新的最适当的位置时,把我们的视野尽量地向前延伸是有裨益的。

日本商人与叙利亚考古的故事

《广濑之新苏美尔行政文献藏品》（Neo-Sumerian Administrative Texts of the Hirose Collection）是一本由日本人撰写的释译古代两河流域楔形文字泥板的著作,可能只有少数亚述学学者或学生才能够读懂。就是这样一本写于25年前且并不广为人知的书,却有着一段传奇式的感人趣事。1972年初夏,在叙利亚北部城市阿勒颇做味噌酱（一种传统的日本食品）生意的日本商人广濑一隆孤身一人漫步在寂静的幼发拉底河岸边。

麦鲁哈与上古印度洋—波斯湾海上贸易

在丝绸之路开通以前,印度河流域就已经开通了印度洋—波斯湾直到两河流域的海上贸易。公元前2500—前1800年左右,麦鲁哈这一地名在古代两河流域出土的楔形文字文献中被多次提及,被指印度河流域沿海地区,这表明这段时期内印度河流域与两河流域的海上国际贸易的繁盛程度。通过对楔形文字文献中出现的麦鲁哈地名的考辩,探讨上古时期印度洋—波斯湾的海上贸易,以及印度河流域文明与两河流域文明的交流。

18世纪欧洲对华贸易的结构性失衡与变局——以法国对华贸易为中心

在地理大发现之后,对华贸易成为了欧洲所构建的全球贸易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欧洲各国的对华贸易活动在18世纪得到了蓬勃发展。但是这一时期以法国对华贸易为代表的欧洲对华贸易活动却显露出了两方面的结构性特征:陈旧的特许贸易模式限制了资本主义商业活动的扩张,从而构成了其内部的结构性失衡;经济实力上的不足则导致了贸易逆差和白银大量外流现象,从而构成了其外部的结构性失衡。这两种结构性失衡是18世纪之前欧洲经济地位的一种体现,而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以及欧洲试图改变自身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地位,这种带有内外结构性失衡的对华贸易模式遭到了抛弃。

民生灾难与族群藩篱：元代漕粮海运及其社会后果的再思考

元朝建立"旷古未有"的漕粮海运体制,选择海路将江南漕粮运往元帝国的大都城,供应军事帝国的财政开支与维持草原内陆的向心力,在中国海洋史上具有重大深远的影响,亦为元人视作本朝超越汉、唐的标志性政治成就。漕粮海运对于元帝国具有重大政治、经济意义,然却给东南沿海民众造成沉重的海运劳役,牺牲许多无辜百姓的生命。它改变南宋旧有的漕粮征收格局,造成江南地区"重赋"现象。海运体制中的严重待遇不公更使得江南与元廷之间形成严重的族群对立和冲突,最终使得漕粮海运体制在元末终结,留下"胡元暴虐、草菅民命"的历史记忆,以及"帝国亡于海"的历史昭鉴,至明清时期视海洋为畏途,使得中华民族探索利用海洋的进程从而遭受重大挫折。

域外汉籍数字化探析——以越南汉喃文献为中心

越南汉喃文献是域外汉籍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很高的文化内涵和学术研究价值。文章以越南汉喃文献数字化为中心,探讨特色数据库的组织架构、设计理念、构建途径等问题,揭示汉喃文献保护和资源共享途径,转变研究视野和思路,促进学术发展。

越南陈朝地方管理模式的流域结构——以黎崱《安南志略》为中心的考察

越南自丁部领建立丁朝,走上了自主发展的道路,并开始不断探寻自身发展模式。陈朝时期,在吸收中国地方行政制度经验的同时,也结合越南的地理环境状况探索出了有自身特点的地方管理模式。分析时人黎崱《安南志略》一书的记载可知,陈朝地方管理模式是以红河的流域结构为重要依托的——以其干支流的流域来划分政区。这种管理模式,对陈朝确保滨海地区、平原地区及山地地区间的往来通畅乃至维持其统治,具有重要的意义。

世界史上的太平洋时代

最早使用太平洋时代(Pacific Age)一词的是一位日本政治经济学家稲垣満次郎(Inagaki Manjirō)稲垣在19世纪80年代末入读剑桥大学,其间师从英国历史学家西莱(John Robert Seeley),在其指导下研究大不列颠帝国对外扩张政策的历史。西莱曾受德国地理学家卡尔·李特尔(Carl Ritter)的影响。经由稲垣,某种带有19世纪欧洲理想主义色彩的语辞,被引入有关太平洋地区之未来的讨论当中。这过程本身已耐人寻味,那种因不同语境间概念之转化所导致的观察视角之切换似乎更引人入胜。

异姓不可为后:法制沿革史视域下的陈淳立嗣观

朱子并不赞同异姓为后,但未专门讨论。以气脉相关、"诚"为基础,陈淳论证异姓不可为后的哲学依据。在其逻辑中,异姓后与祖先气脉不相关,无法构成一组合格的祭祀者与祭祀对象,"诚"难以发生作用,二者无法产生交感。其特别强调外孙不可为后,并指出国家允准收养三岁以下异姓弃儿,并非允许以之为嗣。传统宗法沦丧、灾荒、战乱与人情等,令南宋政府、官员均相对包容异姓为后,即使朱子亦不例外。陈淳逆流而上,突显了作为儒者的责任感。其立嗣观贴合法制变革趋向,与明清法律相关变革一致。将陈淳立嗣观置于古代法制沿革史中,陈淳独立于朱子后学的独特价值得以彰显。

两河流域乌尔第三王朝灭亡原因新探

公元前2004年,伊朗西部的埃兰人在金达图的率领下攻克两河流域南部的乌尔城,俘虏末王伊比辛至苏萨,标志着乌尔第三王朝的灭亡。长期以来,传统学术界将乌尔第三王朝的灭亡原因主要归结为两点:王朝末年的食物短缺引发的经济危机和埃兰人的入侵。目前看来,以上这两点只能算是乌尔第三王朝灭亡的直接原因或推动力。而乌尔第三王朝灭亡的主要原因包括:一是王朝自始至终存在的王位继承问题,导致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二是王朝内政实行的"二元"行省制度,致使地方上离心独立思想复燃,加深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三是王朝外交政策与边疆政策的失误,过度的对外战争使得王朝入不敷出,逐渐衰亡。换言之,乌尔第三王朝的灭亡是内因为主,外因为辅,这一历史事件对于古代两河流域文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意义。

宋代沿海社会秩序的构建

沿海地方生活着数量极为庞大的涉海人群,该群体具有的流动特质,促使国家构建由中央政府主导的沿海社会秩序,以求引导、约制濒海居民的日常行为,进以维护国家的稳定、有序状态。国家通过对涉海群体人身控制与精神控制来构建沿海社会秩序,其制度举措则依赖地方官府的执行与实践。鉴于国家力量在沿海地区的严重不足,朝廷乃希冀借助富民阶层,完成沿海社会秩序的构建。实际上,富民阶层却扮演着多种角色,既有维护沿海社会秩序的一面,又存在破坏该秩序的举动。一般涉海之人的利益往往不为国家所重视,又常遭受富民阶层的欺压,为维持生计而生成适合自身发展的生存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