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珠海市重点行业噪声监测与职业健康检查结果分析

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在珠海市3个行政区抽取231家企业进行工作场所现状调查与噪声声级测量。结果显示,工作场所噪声超标率59.43%,岗位超标率45.34%。超标率最高为斗门区,超标较严重的传统行业为结构、设备、金属类制造业,其中冲压、打磨、上料、焊接等岗位超标明显;新兴行业中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锣机、V-CUT、CNC等岗位噪声超标较严重。噪声防护设施设置率43.29%,职业健康检查异常率1.13%,异常率较高的行业为汽车制造业。应加强对珠海市重点行业工作场所噪声危害的治理,落实防控措施,降低工作场所噪声接触水平。

垃圾焚烧行业PCDD/Fs职业暴露定量风险评估

目的分析垃圾焚烧行业作业工人暴露二噁英类化合物(PCDD/Fs)水平,探讨职业暴露的风险。方法于2021年9月,在中国知网数据库检索建库至2021年2月10日发表的垃圾焚烧厂内环境PCDD/Fs暴露的文献。共检索到文献1365篇,最终符合纳入条件的文献7篇。应用美国环境保护署(EPA)吸入风险模型评估垃圾焚烧行业工人暴露PCDD/Fs的致癌和非致癌风险并进行分析。结果纳入7个地区的垃圾焚烧厂,共计86个采样点。武汉地区研究显示同一厂区内垃圾焚烧炉旁作业环境浓度最高,厂区休息和办公区次之。西南地区厂区焚烧炉PCDD/Fs浓度最高(4880.00~24880.00 pg TEQ/m^(3)),深圳最低(0.02~0.44 pg TEQ/m^(3))。吸入超额个人风险评估显示,随着暴露时间增加,致癌风险呈现升高趋势。西南地区垃圾焚烧厂炉旁作业工人致癌风险最高,当暴露时间为1年时,风险值为22.40×10^(-6)~114.20×10^(-6),属于中致癌风险;暴露5年以上达到高致癌风险。济南市垃圾焚烧厂炉旁作业工人在暴露5年后风险达中致癌风险,浙江省垃圾焚烧厂炉旁作业工人在暴露超20年后风险属于中致癌风险。武汉市、上海市、浙江省、深圳市和珠三角地区垃圾焚烧企业工人经过40年职业暴露仍为低致癌风险。济南市、浙江省和西南地区垃圾焚烧企业炉旁作业工人的HQ>1,定性评价结果为非致癌风险不可接受。结论垃圾焚烧行业职业暴露PCDD/Fs差异较大,超过职业接触限值的职业暴露致癌和非致癌风险较高。

某金属结构制造企业噪声暴露水平分析及听力损失风险评估

目的分析珠三角某金属结构制造企业工人的噪声职业暴露水平,评估噪声所致听力损失风险,指导该类企业进行职业卫生管理。方法对企业各岗位进行噪声暴露测量和对367名噪声作业工人进行职业健康检查,分析不同特征工人听力异常情况和工作场所噪声暴露水平,对各岗位工人噪声所致听力损失进行风险评估。结果该企业打磨、焊接、喷漆、组立四种工作岗位噪声8 h等效声级均超过85 dB(A),超标率100%,工作地点操作位正常作业时场所噪声强度均超过90 dB(A)。367名工人中平均高频听阈异常人员72例,异常率为19.62%;语频听阈异常44例,异常率为11.44%。随着年龄、工龄的增长,平均高频听阈异常率、语频听阈异常率都呈现升高的趋势。经评估,打磨、焊接、组立岗位的工人听力损失风险程度呈现较高风险或高风险,同岗位工人听力损失风险随年龄、工龄增加而增加。结论该金属结构制造企业职业卫生管理混乱,噪声危害严重,建议加强职业卫生管理,落实用人单位职业病防治主体责任,根据评估结果落实听力保护行动,加强工程控制措施,加强健康监护,保护工人职业健康。

2种风险评估模型在化学毒物风险评估中的应用

目的 探索不同风险评估模型在重点职业病危害因素风险评估中的异同点和适用性。方法 采用美国环境保护署非致癌风险评估模型(The Unite State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s non-carcinogenic risk assessment model,EPA模型)和新加坡有害化学物质职业暴露半定量风险评估模型(Singapore occupational semi-quantitative risk assessment model,新加坡模型)对珠海市工作场所8种重点职业病危害因素进行职业健康风险评估,根据风险评估结果和一致性检验结果判断各种风险评估模型的特点。结果 8种重点职业病危害因素共计检测2 074个样品,其中超标样品15个;2种模型风险定性结果基本一致的重点职业病危害因素有6种,对二甲苯和三氯乙烯的定性结果出现较大差异;EPA模型判定为不可接受风险的样品数为165个,占7.96%,而新加坡模型为5个,占0.24%。Fisher确切概率法对2种模型定性结论一致性的检验结果为P<0.05,Kappa分析结果为K=0.54(P<0.05)。结论 EPA模型与新加坡模型对8种重点职业病危害因素的风险评估结果有所差异,新加坡模型评估结果相对更为保守,EPA模型更易得出不可接受风险的评估结果。在实际应用中应结合职业暴露特点,科学的选择职业健康风险评估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