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金融支持体系的构建和完善

一、现行农村金融支持体系 从表面上看，我国现行的农村金融机构体系是比较完善的，基本符合农村金融服务“三农”的要求，由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两部分构成。其中金融中介占据主体地位，金融市场中除民间借贷较为活跃外，其他部分在农村经济活动中所发挥的作用很小。金融中介以合作金融机构（农信社）为基础，政策性金融机构（农业发展银行）和商业性金融机构（主要指农业银行）分工合作。

巨灾小额保险的国际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

中国灾害高风险区分布有大量中低收入群体,巨灾小额保险是使其避免因灾导致更深层贫困循环的有效手段。通过对强制性小额信贷附加的巨灾小额保险经验、自愿性小额信贷附加的巨灾小额保险经验、巨灾风险管理体系中的特定补偿巨灾小额保险计划进行分析与比较,提出中国指数型巨灾小额保险的初步构想,并对捐赠款、区域子基金、参数机制、交叉补贴及基金的财务稳定进行了讨论。

从“黄金时代”到“进步年代”？

解决收入不平等，让公众更多地享受改革和发展成果，这些改革措施会落实还是仅仅马马虎虎地执行下去，甚至被完全扭曲？即使改革成功地实施。

经济增长快慢,对股市重要吗?

在上一篇专栏文章“‘去杠杆’任重道远”中,我们认为中央政府在前几年开始的“去杠杆”政策本质上是正确的。第四次经济普查结果表明.总资产与GDP之比自2008年急剧上升,在基建和房地产等行业尤甚。由于这种资产扩张主要由信贷支撑,从长远看,为避免金融风险进一步积聚,借债务融资扩张资产的现象应该纠正,另外,如果“去杠杆”是不能回避的难题,考虑到近年中国劳动人口下降及服务业蓬勃发展,新增就业压力相对较轻,当下或许是处理该问题的好时机。

量化“热钱”

过去几年，“热钱”一直困扰着国内经济。纵使大家都感觉到它的存在，但对其来源和规模则莫衷一是。这是因为缺少对“热钱”较为清晰的定义。本文试图建构一个简单框架，以分析中国“热钱”的规模和来源：

完善行政机关资产管理的思考

行政机关国有资产是党和政府开展工作的物质基础和重要保障。长期以来,行政机关国有资产在保障党政机关运转、保障社会经济改革发展、改善行政机关干部工作条件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和转型,滞后的资产管理体制和方式显现出诸多问题,加强和改进行政机关国有资产的核算、管理和监督,提升资产配置和管理水平已迫在眉睫。

中国仍需要世界

特朗普政府对华为的封杀令可能成为本次争端的重要转折点。首先.特朗普指责外国敌对势力破坏美国信息通讯安全,颁布行政令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继而美国商务部将华为列入实体名单.禁止其向美国销售产品及从美国购买技术;之后,特朗普又表示华为问题可纳入贸易框架内谈判。这些举措混淆了几个不同层次的问题:国与国之间的经贸利益冲突,科技竞赛中以非市场手段压制他国.还有威胁国家存续的安全问题.使得美国高歌规则的形象破碎。

从企业盈利探看经济

4月以来公布的多项数据显示经济正逐步向好,但货币宽松能否有效传导到实体经济、是否会发生转向、世界经济走弱的大背景下出口能否持续增长、消费能否稳住,仍应持续观察。

中国经济与市场回顾与展望

不觉间,2019年已走完四分之三。在第四季度启动之际,我们对中国的宏观经济与股市做一个回顾与展望。年初时,我们预测2019年中国零售将增长8.5%左右,出口(以人民币计)约增长5%;投资方面,基建、房地产和工业投资分别将增长10%、4%和3%左右。截至目前,零售、出口、工业投资大致与预期相符或胜于预期,房地产投资大大胜于预期,仅基建投资大幅低于预期。

休战后的经济展望

正如市场所预期,中美领导人在大阪会晤期间同意重启两国经贸磋商,此前迫在眉睫的关税威胁暂时解除。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允许美国公司在不涉及国家安全的前提下对华为出售产品。但从表态到落实尚有不确定性,什么产品会被允许售予华为尚未决定。整体看来.最悲观的可能性再次被避免,但两国间最大的分歧仍在,只是回到解决问题的轨道上来,离解决本身并未更近一步。

房产调控应持续

最近一两年。市场和媒体在中国房产问题上近乎达成一种“共识”：若中国房地产市场出现较大调整，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将出现问题，导致地方财政不足以支持政府基建和民生支出，并影响到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还款能力，进而危及整体金融的稳定。因此，房产市场的调控力度不能太大，时间不能太长，否则会对经济造成重创，甚至引发危机。

已到风险兑现时?

在资产质量、授信集中度和对同业融资依赖等几个方面,中国的小型银行包含巨大的尾部风险。市场近来一度为包商银行托管和锦州银行股权重组两起事件所扰。中国小型银行的问题早已非一日之寒——过去几年,每年都有多家小型银行无法按时披露年报.这已是相当程度的警告。

CPI失灵

随着CPI的迭创新高，国内又开始了关于中国通胀是否重现的讨论，而这牵涉到中央政府应否调整其金融政策。 目前的主流观点分两派。认为中国并无通胀压力的一派，指出目前CPI上升的主要原因是食品价格上涨，并非整体物价的普遍上升；因此处理这个问题应透过调控相关产品价格（如现在国务院采取的抑制农产品价格上涨的措施），而非整体改变金融政策。另一派则认为，中国的通胀压力早已潜在多时，

企业效益增长难以为继

最近市场十分关注中国经济会否“硬着陆”。如果将“硬着陆”定义为经济状况下滑至2009年一季度的水平，那笔者认为“硬着陆”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在2008年底、2009年初的金融危机下，流动资金极度短缺，

银根不会放得太松

最近市场上有一种主流观点，认为既然中国经济已卅现回落迹象，政府在下半年将改变目前的宏观调控政策，转而采取类似2004年和2008年的刺激经济政策。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将“软着陆”，明后两年将达到9％以上的经济增长。

“去杠杆”任重道远

中国经济增速逼近6%的心理线,不少市场人士将之对淮此前以“去杠杆”为核心的宏观政策,并认为:前两年增长减速与去杠杆太快、太猛有关;实践中政策背离初心,民企沦为去杠杆的受害者,加剧融资领域所有制歧视和“国进民退”。对此我们无法完全认同。中长期看,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有内在必然性,金融防风险攻坚战本是不得已的抉择。

真需要翻一番吗?

重要的结构性问题当尽早着手,以确保长期增长潜力可以最大程度实现;如果为短期达标燃起虚火,可能得不偿失2019年即将过去;2020年,中国要兑现十八大报告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要求,即202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然而,十年是个相当长的时间段,实际增长与预设目标出现些许偏离亦属正常。

贸易战隐忧重重

在5月的专栏中，我们从宏观和微观层面探讨了中美贸易失衡的程度及原因，认为由生产优势倾斜导致的货物贸易失衡，以及由政府干预导致的服务贸易失衡，难以在实质层面得到解决。6月初中美协商后，中国单方面声明在不打贸易战的前提下，愿意增加对美能源及农产品进口。美方却在“金特会”后的微妙时点，对华500亿美元产品加征关税，引发了中国的报复措施，贸易战前景难料。

长期低通胀的副作用

20世纪80年代初,时任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成功地在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中驯服了通胀,稳定了宏观经济。在他将利率提高到20%之前的1979年,美国年度消费者物价指数(CPI)曾高达11.3%。在中国,宏观经济的稳定主要得益于时任总理朱溶基在上世纪90年代上半期的类似改革。

地方债务不乐观

在全国“两会”期间，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和地方融资平台的问题在政府工作报告和财政预算报告中再次被提及，这亦是国内外媒体和投资者十分关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