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债法典》之债法总则

我国的民法典编纂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但我国民法典主要由合同和侵权责任构成,并没有专门的债法编。目前已生效之《民法总则》的第118条明确规定:"债权是因合同、侵权行为、无因管理、不当得利以及法律的其他规定,权利人请求特定义务人为或者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那么对于这些具体债权种类,基于其法律效果上的相同性,从中抽象并形成债权的一般规范,这既是通行的制度设计,也可以说是必须的立法设计,是债法体系化内在的必然要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从来以"德瑞"并称的瑞士《民法典》便设计了债法总则。瑞士的《民法典》共四编,分别是人法、亲属法、继承法以及编物权法。根据1911年3月30日瑞士联邦议会的决议,《瑞士债法典》被视为《瑞士民法典》的第五编,即债法;而其中所设置的"债法总则"被认为是瑞士债法体系化的成功之处,很多大陆法系国家都争相效仿。作为世界上第一部采用"民商合一"的国家,瑞士的立法体例早在中华民国时期便对我国的民事立法产生过巨大的影响。故将瑞士《债法典》之债法总则译出,以供读者参考。

非涉外合同可否约定境外仲裁——考察中国和印度的司法实践

关于非涉外合同可否约定境外仲裁,我国和印度的法律中都没有规定。司法实践中,我国法院一直持否定态度,法院会依据《合同法》第128条和《民事诉讼法》第271条,以＂法未授权即禁止＂和＂违反公共政策＂为由裁定此类仲裁协议无效,境外仲裁机构作出的外国仲裁裁决也不能被承认和执行,非涉外合同当事人约定境外仲裁不能排除我国法院的管辖。印度在2015年修改了仲裁法,但仍未对这一问题作出规定。印度法院会援引公共政策条款裁定两个印度当事人不能约定境外仲裁,KLA案就是代表。但在2017年最新的GMR案中,德里高等法院裁定非涉外合同可以约定境外仲裁,引发印度国内广泛的讨论。随着此类案件数量的增加,我国应该尽早制定法律,指导法院的裁判活动。

国家与国有企业关系——论归因规则在国际投资仲裁中的适用

国有企业在世界市场上的参与度加深必然会更多地与私有企业接触,进而纠纷也会逐渐增多。一般而言,平等主体纠纷解决可通过国际商事仲裁或者一国国内司法体系完成。但是由于国有企业主体的特殊性,上述渠道会变成国际投资仲裁。这种转变的关键点就在于归因规则的适用。《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对归因规则作出了规定,仲裁庭实践中也对如何利用归因规则分析国有企业行为提供了实例。当然,如何在国际投资法领域里看待国有企业也对如何适用规则十分重要。对我国而言,我国有着众多国有企业,又恰逢我国进一步的改革开放以及新的国有企业改革,这种发展现状与发展阶段的叠加,也为将来我国面临因国有企业行为而成为国际投资仲裁被申请人埋下了伏笔。学习归因规则,了解其实践,明确规则如何看待国有企业就有了必要。只有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正确引导国有企业改革才能让国有企业真正为自己的行为买单。

有关“星期”一词的一次中西论争

我下面要说的这个故事,不是文学故事,而是发生在我身上的真人实事。因为从中可以得到一些启发。1994年10月中旬,我在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参加"赵淑侠作品国际研讨会"。研讨会结束之后,主人为我们安排了一次由武汉到随州的旅行。这旅行很有意思,例如我们参观了炎帝出生的"出生洞",赵淑侠女士告诉我,她在炎帝像面前磕了三次头,以示对这位中国远祖之一的尊敬;此外,我们还参观了"擂墩二号墓"遗址以及随州市博物馆,聆听了曾侯乙编钟的演奏等。但我现在并不想细述这些很有意思的活动,始终叫我萦萦于怀的,不是这些旅游参观活动,而是由武汉到随州途中的一次讨论。我的左前方,坐的是一位武汉师大中文系的副教授,右侧是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的副教授。

大陆法制中的中国传统因素

自从沈家本(1840～1913)于本世纪初(1902年)受命主持修订法律以来,中国大陆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至少在表面上看来,经过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其过程和大事在此不必一一尽述。 基本上,当代中国大陆的法律受到三种不同的法律文化的影响,即: (1)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2)西方,尤其是欧洲大陆法律文化;

人权概念在联合国的发展

谁都不否认，人权这种概念和法律制度是在西方产生的。在这里，我想提供一个人们不太知道的事实，即欧洲启蒙运动最重要的代表之一—“共济会”在人权方面的贡献。根据不列颠百科全书，“共济会”是当前“世界上最大的秘密团体”。三个世纪以来，这个团体一直都在提倡人权。但是它所主张的人权是个人的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