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研学品牌的建设与发展——以桂林甑皮岩遗址博物馆为例

为了积极推动博物馆研学教育,使广大人民群众对博物馆里的文物和藏品及文化资源进行观摩、学习,激发人们对文化艺术的热爱和追求,博物馆研学很有必要创新自身的研学教育方式和品牌创建。本文以桂林甑皮岩遗址博物馆研学品牌的建设和发展为例,对博物馆研学品牌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讨论,以期让更多的人来了解、重视、传承、保护这一丰厚的文化遗产,并立足于史前远古文化的研究和传播,探讨如何打造具有本土文化特色的研学发展品牌。

“中华万年文化”璀璨明珠——甑皮岩双料制陶古法

陶器起源与传承是“中华万年文化”重要的研究内容之一。桂林是中国重要的制陶技术起源地之一,“甑皮岩双料制陶古法”具有原创性与持续性。甑皮岩遗址出土陶器484件,显示了“双料混炼,骨肉相融,自然素烧,烧炼出彩,陶刻纹印,陶艺造型”六项典型“甑皮岩双料制陶古法”特征。在距今12000年至7000年前,甑皮岩陶器六项典型特征清晰地呈现了“萌芽—初步形成—进一步完善—基本形成—形成”的过程。万年以来,“甑皮岩双料制陶古法”六项典型特征在广西八桂大地生生不息,在当代更是得以发扬光大。

中国文明的起源探索——桂林甑皮岩遗址陶器研究初探

陶器起源研究,是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广西桂林市发现甑皮岩等三个万年古陶遗址,出土的史前陶器极为丰富,证明桂林为独立的陶器起源地的可能性极大。甑皮岩遗址出土陶器拥有清晰的广西双料制陶技艺六项基本特征,呈现出起源、发展、成熟的过程,脉络清晰。万年以来,广西双料制陶技艺从未消失,传承至今,是罕见的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为中华文明起源及中华陶文化贡献了独特的广西力量。

桂林甑皮岩遗址岩溶地下水水害成因及防治对策

桂林甑皮岩遗址自1973年试掘以来,出土了古人类骨架、火塘、墓葬、石器、蚌器、陶器、动植物化石等大量的较为珍贵的实物资料,成为我国南方的一个重要的新石器人类遗址。2001年被列入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然遗址在1994年汛期遭受洪水浸泡,致使多个探方隔梁崩塌,探方文化土层先后出现不同程度的崩塌或下沉现象。为了暂时性抢救探方的文化层,曾先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抢救性加固与保护措施,如建混凝土挡土墙,缓解了探方隔梁崩塌,但仍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丰雨季节地下水快速涨落所带来的隐患。本文在调查分析有关资料的基础上,认为甑皮岩遗址文化堆积土层下部的灰岩中岩溶管道非常发育,地下水位随每年丰枯季涨落所产生的水动力作用导致文化土层软化,土层颗粒冲刷流失、掏空而形成土洞,最终引起文化层崩塌、下沉。根据这一成因,笔者认为:查明遗址下部及其周围地下溶洞、管道、地下河、大的溶隙等较大尺度的导水介质,并对其进行适当封堵,是防止洪水期地下水速涨速落对遗址文化层造成破坏的重要措施。

甑皮岩遗址史前饮食文化研究

以甑皮岩遗址为代表的桂林史前饮食方式通过不断发展和变化,从简单的饮食逐渐发展成为一种饮食文化。聪明的甑皮岩先民创造了为饮食服务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陶器与火的结合,为史前先民提供了熟食文化的演绎和传承,创造了具有当今桂林特色的饮食文化,使甑皮岩史前饮食文化得以传承。

陶雏器——桂林甑皮岩首期陶

桂林甑皮岩遗址出土的甑皮岩首期陶烧成温度低于250℃,通过模拟甑皮岩首期陶的考古试验,发现甑皮岩首期陶是甑皮岩先民运用双料混炼工艺制作的陶器雏形遗存,双料混炼是甑皮岩人有意识的行为,是人类智慧的体现,是万年前甑皮岩先民的一项发明创造,甑皮岩首期陶是甑皮岩陶器产生前经历的一个雏形阶段。我们据此推测,陶器起源经历过一个陶器雏形的发展阶段。

甑皮岩首期陶双料混炼工艺及陶雏器初探

通过模拟甑皮岩首期陶的考古试验发现,甑皮岩首期陶未经烧制的泥坯即可胜任烧煮田螺而不开裂。甑皮岩首期陶是甑皮岩先民运用双料混炼工艺制作的陶器雏形遗存,是一种特殊的陶器。双料混炼是甑皮岩先民有意识的行为,是人类智慧的体现,是上万年前甑皮岩先民的一项发明创造。

试析馆校结合下青少年的博物馆研学教育

博物馆内丰富的学习资源对教育事业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是青少年学生校外的学习课堂。实施博物馆研学教育的目的是提高社会的文化意识,博物馆与校方要共同研发出科学有效的研学教育模式和教学方法,组织学生有序参观博物馆,才能为学生提供全面发展的成长平台。文章阐述了博物馆研学教育的发展现状以及发展前景,分析了博物馆对青少年研学教育产生的影响,并提出青少年博物馆研学教育的发展途径。

南宁市博物馆藏部分碑刻、拓本释考

笔者在整理南宁市博物馆所藏碑刻时,发现了4方古碑和1份碑刻拓本。这4方碑刻及1份碑刻拓本的内容均为史料所不载,亦未经著录碑文,根据对碑文的释读和考证,这些碑刻、拓本中,有2方残碑与2019年发现的“清代告示碑”为同一组碑刻,是两广总督福康安颁布的关于南海、东莞商民与宣化县商民就天妃宫一系列纠纷的裁定和判决告示.另外2方碑刻及1份碑文拓本则与秦晋书院的历史有关,分别记载了秦晋书院创建的过程及民国时期重修的历史.

广西桂林市甑皮岩遗址砾石工具的技术-功能分析及相关问题

“砾石工业”常被用来描述早更新世-全新世早中期华南和东南亚大陆广泛存在的一种打制石器文化遗存[1]。顾名思义,它是指生产石器工具的原料来自河中的卵石或其他块状毛坯。与世界其他地区旧石器文化现象的命名方式有很大不同,砾石工业在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研究中具有特定意义,它主要是相对于华北“石片石器工业”而言,因此具有区分度和概括性[2]。

武鸣仙山南宋《仕夫赠周先生诗赞》碑考

《仕夫赠周先生诗赞》碑是南宁市文物保护单位“仙山石刻”两方摩崖之一,史料缺载。笔者经采拓原碑并对碑文进行释考后,初步判断此碑为南宋嘉定年间王侃、陈谠等四人为缅怀仙逝的周师庆并颂赞其于望仙岩内修道炼丹期间赠药济世救民的事迹而作。此碑是南宁市范围内仅存的六方宋代碑刻之一,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学和文物价值,对我们了解仙山发展历史意义重大,同时也为我们开发和打造仙山文化旅游奠定了重要的人文和历史基础。

贺州钟山列女隋安乐县君蒋氏事迹考述

隋末唐初贺州刺史钟士雄母蒋氏(?—607年),因教导儿子尽忠守义、以死相逼阻止其参与叛乱,得到隋朝廷的认可和褒奖,于隋文帝开皇十年(590年)被封为安乐县君,成为广西第一个被封为县君的女性。《隋史》和《北史》为其立传,唐太宗于贞观四年(630年)为其助资修墓,唐玄宗于先天元年(712年)命撰《御制钟士雄刺史母安乐县君神道碑》。碑毁于五代战乱。宋元符三年(1100年)贺州知州邓璧、富川知县王端礼重录唐碑原文并增写《重刻蒋列女碑跋记》,合称《隋朝富川列女蒋氏冢西观寺碑》,刻于钟山白马村西观寺侧合掌石。碑文对蒋氏事迹的叙述较《隋书》《北史》更为翔实,是目前发现的岭南女性群体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最早最重要的存世碑铭实物资料,具有很强的爱国教育意义和很高的历史文物价值。

桂林市甑皮岩与大岩遗址人和动物骨骼的碳氮稳定同位素研究

通过对广西桂林甑皮岩和大岩遗址出土新石器时代早中期人和动物骨骼的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和加速器质谱碳十四测年研究,可知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的环境较稳定,以C3植物为主,有少量C4植物。先民主要摄取淡水类动物资源,早期人群在食物选择上高度集中,中期人群则更加多样,陆生资源显著增加。

贺州钟山县合掌石石刻《隋朝富川列女蒋氏冢西观寺碑》校释

《隋朝富川列女蒋氏冢西观寺碑》包括《御制钟士雄刺史母安乐县君神道碑》和《重刻蒋列女碑跋记》两篇碑文。神道碑初刻于唐先天元年(712),由玄宗皇帝敕命许国公苏颋撰制,是广西最早的御制神道碑。重刻跋记刻于宋元符三年(1100),由时任富川知县王端礼编、贺州知州邓璧校。蒋氏(?—607),南朝至隋时临贺人,因教导儿子钟士雄尽忠守义,于隋开皇十年(590)被封为安乐县君,事迹载入《隋书》和《北史》,是广西第一个被封为县君并在正史入传的女性。两篇碑文对蒋氏生平事迹的记载较为详细,具有很高的文物史料价值。

“举进士”其实是举人--有关曹唐、石鉴等广西籍“举进士”的史料辨误

本文对有关广西籍唐代“举进士”曹唐,宋代“举进士”石鉴、徐伯祥、陈坦然、唐则的科举史料进行搜集和辨析,指出他们不是登第进士,其“举进士”的科举身份实际是“乡贡进士”,等同于明清时期的“举人”。

遗址类博物馆讲解工作中的公众考古学实践探索

对遗址类博物馆讲解工作中的公众考古学实践进行探索,能够有效提高遗址类博物馆公众考古实践的质量。基于此,文章将首先对公众考古学进行概述。其次,对遗址类博物馆讲解工作中公众考古学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其中主要包括工作认知理念上的趋势、挖掘与保护工作不均衡、公众考古学实践管理上的缺失以及社会文物保护外在条件的不完善四方面内容。最后,对优化遗址类博物馆讲解工作中的公众考古学实践措施进行研究,其中主要包括引导工作认知理念创新、挖掘与保护工作均衡实践、公众考古学实践管理结构化以及社会文物保护外在制度的完善四方面内容。

双料混炼——万年前人类智慧结晶

桂林甑皮岩首期陶采用双料混炼工艺制作,彰显万年前甑皮岩先民已经掌握双料混炼技术。甑皮岩首期陶双料混炼工艺,是万年前甑皮岩先民一项人类智慧活动。双料混炼技术是万年前人类智慧的结晶,是万年前人类的伟大发明。

南宁斑峰书院存碑释考

南宁斑峰书院现存石碑五通,除了《般峰书院记》见录于地方史志外,其余各碑均为史料所不载,具体年代、内容均不详。笔者经过对碑文的释读和考证,认为劝诫规条例碑、院产及首事捐资名录碑、进支数目碑应是斑峰书院创建之初所立。这五通碑刻共同记载了斑峰书院自创建以来的发展历程,对于我们了解书院创建之初的运行和管理有着重要意义。

《隋桂州总管侯莫陈颖墓志》及相关问题考述

侯莫陈颖为北周和隋朝名臣,《隋书》和《北史》均有传。他于隋仁寿二年(602)出任桂州总管十七州诸军事,对维护国家统一、促进岭南民族团结做出了重要贡献。隋大业初应召回京,大业六年(610)复任南海太守,大业九年(613)十月卒于南海郡治,唐武德八年(625)七月迁葬于雍州咸阳县。明人曹学佺《广西名胜志》误把宋代赵明诚《金石录》收录的“隋桂州总管侯莫陈颖墓志”抄录为“隋桂州总管陈莫颖墓志”,并误以为是广西临桂所出墓志。清嘉庆《广西通志》以讹传讹,将其列入《金石略》“待访目录”中,今予订正。

武鸣狮子岩摩崖石刻简论

狮子岩位于南宁市武鸣区府城镇喜庆村那琅屯西面一千米处的狮子山上,曾被列为旧武缘八景之一。根据调查和考证,狮子岩现存有摩崖共计11方,基本上镌刻于明代,多为明代思恩府官员在府城履职、驻守期间至狮子岩游玩时留题,其内容也大多为赞颂狮子岩景色。这些摩崖石刻对于我们探讨明代仕子开发狮子岩的历史、了解当时的地方文学等都有着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