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公民身份认同的多元影响因素析论

当代多民族国家的少数民族公民身份认同正在遭遇多元复杂因素的影响。分析表明,全球化从网络信息化、贫富差距扩大和个体身份多元化三个维度影响少数民族公民身份认同,而以“族性张扬”为特征的族裔民族主义浪潮则从“内聚外斥”两个层面消解少数民族的公民身份认同。与此同时,国家自主性的削弱导致国家整合资源能力受限,民族地方治理的兴起也让少数民族公民身份认同遭遇挑战。而地缘政治局势变动、民族分裂势力及其破坏力大小、跨界民族问题的走向都会影响少数民族公民身份认同状况。此外,社会结构转型与区域发展失衡也成为影响多民族发展中国家少数民族公民身份认同的重要因素。世界政治体系与身份认同网络已然形成复杂生态系统,探求具体影响因素背后的底层逻辑,才能让公民身份成为少数民族多元身份认同谱系中的主导身份。

民族建构与民族国家认同的内在关联

全球化背景之下,通过民族建构而将国内不同民族和亚文化群体整合成为国家民族是每个现代民族国家必须要去完成的任务。分析表明,民族建构通过对于族际关系的协调,寻求民族共识的达成,从而有利于国家认同根基的巩固;通过实体性民族建构而把国家民族型塑成为一个民族实体,以此进行国家认同主体的培育;通过虚体性民族建构而让国族意识得以凝聚,进而实现国族自觉,让国家认同成为一种共识。国家民族的外在型塑与国族意识的内在凝聚相辅相成、相互影响,不仅共同培育了国家认同的主体,也为从政治与文化两个维度达成国家认同共识提供了源源不竭的动力。

通过社会工作的情感治理:70年情感治理的历史脉络与现代化转向

情感治理不只是社会治理的一种维度,更是社会治理的目标、方式和手段的结合。从情感治理的视角考察新中国70年的历史进程可以看到,基层社会的治理实践中,情感治理并不只作为一种新近出现的治理维度,而是有着由来已久的历史传统和丰富独特的实践内容。中国特色情感治理与中国历史文化一脉相承,与革命、改革和建设的国家治理进程相互交织,与社会管制、社会管理和社会治理三阶段演进同步发展,从对情感进行管控,走向依情感的治理,最后回归治理的情感需求本身。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要求下,统的情感治理表现出内容与形式、主体与受众、评价与效果等诸多困境,社会工作因其可以提供更加个体化、精细化和多样化的专业服务,全方位满足人民在追求美好生活愿望过程中的情感需求,进而适应情感治理现代化转向,最终实现现代情感治理的社会功能和综合效果。这也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工作的实践发展找到新的功能与定位。

府际关系视野中的当代中国族际政治整合——以民族地方政府为中心的讨论

当代中国族际政治整合一定意义上构成了国家对民族地区进行社会治理的目标诉求,而府际关系对于当代中国族际政治整合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以民族地区地方政府为中心,可以将府际关系划分为由中央政府与民族地方政府构成的纵向府际关系,以及由民族地方政府与民族/非民族地方政府构成的横向府际关系,两个层面的府际关系都会对当代中国族际政治整合产生影响。分析表明,我国民族政策的价值诉求和实践效绩存在落差,如何在中央集权与民族地方分权的纵向府际关系中,确保自治权的真实有效执行是化解这一落差的关键,也是实现当代中国族际政治整合的要点。同时,对于民族地方各项事业发展面临压力与挑战的分析表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守望相助”思想为横向府际关系协调提供了新理念。以民族地方政府为中心,梳理总结纵横两个层面的府际关系成功经验,可以为当代中国社会治理视域中的族际政治整合实践提供重要启示。

乡村精英参与乡村振兴的行为逻辑与路径研究

改革开放40余年,中国乡村建设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和强力支持。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经济水平的不断提升,社会建设的某些领域逐渐滞后于经济发展,且派生出一系列新问题。以乡村精英为切入点,论述了乡村精英参与乡村振兴某些领域的现状、行为逻辑及实现路径。结果表明:乡村精英参与乡村振兴受到制度结构、经济理性、文化规训、技术变迁、社会转型等因素的影响。构建乡村精英参与乡村振兴的实现路径既要注重从乡村社区内部甄选,也要注重引入原本乡村社区走出去的人才,同时也要畅通“在场”和“不在场”的乡村精英的互相协作渠道。促进乡村精英参与乡村振兴,不仅仅停留在行政力量的推进,更重要的是建立显性的农村社区文化网络,促进乡村社区的全面发展,更有效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农民群体利益表达行动的文化嵌入性——一个少数民族村落“保地”行动的田野民族志

斯科特对于农民"日常反抗"的经典研究为解读转型期中国农民群体的利益表达机制提供了一条可能路径,国内学者依此又拓展出"依法抗争""以法抗争"等结构取向的解释框架。本文以人类学民族志的方法对一个民族村落"保地"行动进行了文化解释。研究表明,下庄经济形态"再集体化"的行动策略实际上是一种群体利益表达的手段,其目的在于有效解决城镇化所带来的土地流失问题。本文认为,以场域的视角来看,农民群体利益表达行动不单受制于结构变迁而引发的权利意识觉醒,更是具体场景中文化意义之网过滤后的产物。由此,本文强调农民利益表达行动的"文化嵌入性",并以此视角对当前农民维权研究的主要范式进行了进一步的讨论。

医学人类学视阈下疾病认知与医患关系的文化逻辑研究——以热贡女性生育为个案

当前的人类学领域主要有两种医患关系研究的模式:"文化模式解释"路径与"批判医学人类学"路径。在医生与患者互动视阈下对热贡妇女进行个案研究,旨在讨论两种医患研究路径的优势及局限性,并力图采用医患互动的新模式更清晰地展示医患关系的本质,为缓解当下突出的医患矛盾作出贡献。

身体的文化形塑与疾病的抗争隐喻——完德“酗酒”行为的文化解释

当代社会理论身体视角的转向,使"身体"日益成为文化人类学重要的研究主题。热贡藏区青年唐卡画师完德"酗酒"行为的现象学还原与个人生活史的民族志再现,展示了"身体"与特定文化意义之网的双向关系:社会文化以不可见的方式形塑和驯服个体的身体,身体则以疾病与苦痛加以回应和抗争。这种双向关系一方面呈现了身体的文化向度,另一方面表明疾病的文化隐喻:疾病不仅仅源于生物性的"机体障碍",它亦可能是身体应对"文化张力"的抗争方式。在社会转型的时代语境中,将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解释"纳入疾病研究,在普通人的生活世界中理解、厘清疾病发生的文化逻辑,对于当前的中国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西方人类学国家表述范式述评

本文依据不同时代西方人类学家对“国家是什么”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将西方人类学有关国家的表述划分为文化进化论、文化象征论和国家民族志等三种范式。文化进化论将国家视为社会复杂性的具象表达,文化象征论将国家视为特定文化观念的象征呈现,国家民族志则将国家视为权力实践的效应和结果。厘清西方人类学有关国家的多种表述,将长期以来为人们所忽视的人类学“国家”话语及其学理意义充分展示出来,可以为中国人类学国家研究提供参考、借鉴和比较的理论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