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河洮岷段)发展战略的思考

《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总体规划》是一部针对西部民族地区发展文化产业的纲领性指导文件,也是我国第一个国家层面的区域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规划。河洮岷地区处于藏羌彝走廊的核心区域,其自然生态独特、文化形态多样,极具经济开发价值。地方政府要深刻理解《规划》要求和精神,与甘肃"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的发展战略平台相结合,用足、用活这一政策,促进河洮岷地区民族经济长久持续的发展。

民俗学视野下的“李家坟”与洮州城关系考——兼论明代戍边大将李达家族经略甘肃洮州的贡献

甘肃临潭古称洮州,明代戍边大将李达及其后人经营洮州四十余年,临潭民间有一俗语说:"先有李家坟,后有洮州城"。近几年来随着对地方文化的挖掘整理和研究,关于李家坟和洮州城的关系问题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就李达经略洮州时期民间传说的关于"李家坟与洮州城的关系"作一考证,目的是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洮州历史和文化的源远流长和博大精深。

从考古遗存看河洮岷古民俗的形成与演变

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及辛店文化遗存所展现的物质生产生活民俗、丧葬习俗及宗教习俗说明:早在5000年以前,河洮岷地区已存在高度发达的母系氏族社会,齐家文化时期,氏族社会已发展到父权制社会。从古丧葬习俗等民俗文化遗存看,这里既是古羌人生活区,也是华夏文明的主要发祥地之一。

关于卓尼土司杨积庆暗中开仓济粮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卓尼土司杨积庆在红军长征过境甘南时暗中开仓济粮一事,在红军长征史的研究中记载较多,但在红军指战员的回忆录和日记中并不多见。由于当时各种因素影响,土司杨积庆支援红军过境采取的是高度保密的策略,致使当事人的回忆录和后来的研究者在记述红军取食土司粮仓的名称、数量和方式说法不一。事实上,红一方面军取食了崔谷仓粮,红二、四方面军取食了曹日仓一仓库粮,都是土司杨积庆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下有意安排、暗中支援的结果。土司对红军暗中开仓济粮的义举虽未得到当时红军将领的认可,而且土司杨积庆也因其义举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清朝政府诰封棍噶札勒参的名号和颁给的印信考证

棍噶扎勒参是清朝藏传佛教格鲁派的一位呼图克图,先后多次前往天山北路蒙古地区弘扬佛法。在新疆地区发生民变之时,破戒从戎,领兵平乱。面对沙俄侵略势力,他敢于正面对抗,义正词严,为维护国家的主权和西北边疆的稳定做出了贡献。本文将依据汉文典籍资料,对清朝政府敕封棍噶札勒参的名号和颁给的印信加以考证。

论明朝洮州卫都督佥事李达开发洮州的历史功绩

洮州为"西蕃门户",是藏区通往内地的必经之地。因此,明初高度重视对洮州地区的管理和建设。明洪武十二年二月(1379年3月),设置洮州卫。明永乐元年(1403年)至正统九年(1444年)间,李达担任洮州卫都指挥使,在其任职的四十一年当中,为明朝开发洮州,巩固边陲,安抚军民,鞠躬尽瘁,竭尽忠诚,其历史影响是深远的。

大智法王班丹扎释年谱

大智法王班丹扎释是明代藏族史上的重要人物,受到永乐、宣德、正统、景泰四位皇帝一再加封,是明代第四位获得法王名号的藏族高僧。班丹扎释与明封三大法王,即大宝法王德银协巴、大乘法王昆泽思巴、大慈法王释迦也失,以及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都有深厚的法缘关系。他一生多次往来于汉藏之间,为促进汉藏民族交流,推动藏传佛教在内地的传播做出过杰出贡献。

上穷阿里下多康 纵横万里求古籍——洲塔教授的师承与藏文古籍文献研究之路

洲塔先生师承著名藏学家东噶·洛桑赤列教授,是国内外享有盛誉的著名藏族学者。从事藏学研究40年来,先生笔耕不辍,出版藏汉两种文字学术著作20多部,代表性论文50多篇;历尽艰辛,行程数十万里,搜集到珍贵的藏文古籍文献数百函,整理出版《甘肃宕昌藏族家藏古藏文苯教文献》30册、《甘肃青海四川民间古藏文苯教文献》60册、《藏传佛教高僧弘法手迹珍典(第一辑)》40册、《藏族口传文化汇典(第一辑)》40册等,成果非常丰硕。

二世策墨林诺们罕阿旺降白楚臣嘉措生平若干问题考

二世策墨林阿旺降白楚臣嘉措在清代西藏地方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受到研究者较多关注。相关研究中对其坐床、族属、是否到过北京以及他的封号都有不同说法。资料表明,阿旺降白楚臣嘉措于嘉庆五年在雍和宫通过金瓶掣签选为噶勒丹锡綜图萨玛第巴克什阿旺楚臣的转世灵童,非以往所说的在乾隆年间认定;他是卓尼杨土司所属藏族无疑,而非有些资料所说的回族;阿旺降白楚臣嘉措的职衔全称"噶勒丹锡綜图萨玛第巴克什额尔德蒙额诺们罕",清廷始终未赏给他呼图克图职衔。他的名号有"衍宗翊教靖远懋功禅师"和"达尔汗"。他一生从未到过北京。

中国洮砚产地考辨

从隋末、唐、宋到元初的近700年间,“洮州”“临洮”互为别名、同时共存。在宋朝人有关洮砚的诗文和砚史资料中,明确记载洮砚出产于洮州临洮。洮砚是洮州(临洮)洮河绿石砚的简称。从《明史》《清史稿》《岷州志》等史料看,明、清时洮砚石材产地属岷州管辖的说法,于史无证,不能成立。明、清以来有关洮州的地方志和民国时的物产调查、考察实录、洮砚专志,均记载洮砚出产于古洮州(今甘肃省卓尼县洮砚镇喇嘛崖一带),但同时同类有关岷州的史料,均无洮砚出自岷州、属于岷州特产的任何记载。因此,可以明确,古洮州、今卓尼县洮砚镇是唯一的“中国洮砚之乡”。

岷州宝卷文化形态综述

岷州宝卷是甘肃宝卷的重要组成部分,迄今发现不同种类宝卷达 300多种,不同版本、抄本宝卷达3000多部,且均非静态文本,而是还在非常活跃地传承着,是丧葬仪式必不可少的一项活动。每到农闲的隆冬时节,有些村落宣唱宝卷蔚然成风。本文仅对岷州宝卷的文化形态作一介绍。

论秦代的商业法令与基层商业秩序

秦代的商业法令对基层商业秩序有很强的形塑作用。一方面表现在对基础市场和大型、远程贸易的秩序的规范,对官方买卖活动的规约;另一方面突出对非法贸易、商业欺诈行为以及司法、行政影响下的非对等商业关系的打击。通过新刊布的商业相关文书的探讨,可对商业法令中强调的“平价”“行钱”制度的实施有更丰富、多样的认识。如秦代已经采用按月平价制度,其执行机构层次为县而不是郡。商人在秦末曾利用货币流通制度中的漏洞敛财,政府试图通过强力手段予以打压,以致在开边过程中要谪迁大量违法商人戍边,即当与此有关。这些都为我们理解秦汉之际社会历史发展轨迹背后的动因提供了一定的新知。

“洮州临洮”考辨——兼谈唐诗边塞意象“临洮”之由来及误释问题

中国历史上有三个不同阶段行政建置及地名的“临洮”,即“岷县临洮”“洮州临洮”“狄道临洮”。从隋末至元初,“洮州临洮”之称约700年。因此,古人所谓洮砚出自“临洮”者,犹言出自洮州。有人称“洮砚就出产在古时的临洮、现今的岷县”“洮砚自古出岷县”,这是不能成立的。洮州临洮是唐与吐谷浑、吐蕃争战的前沿战区,唐在洮州临洮设立“临洮郡(洮州)都督府”长达96年之久,这是唐诗边塞意象“临洮”出现的现实背景,唐诗“临洮”即指洮州,今人注为“今岷县”或“今临洮县”者,均误。

民俗事象中的历史记忆——甘肃洮州端午节娱神文化的非民俗意义

在考察了甘肃洮州民间十八位龙神祭祀的民间信仰形态,并在解释相关历史文献与分析田野调查资料的基础上,认为民间神祇信仰是有挖掘和研究价值的文化遗产,同时也能在某种程度上,辅助印证当地先民们迁徙、戍边的历史足迹。

明初加强洮州卫建设的原因探析

洮州是内地通往藏区的必经之地,是历代统治者瞩目的战略要地。明初朱元璋就认识到洮州作为西番门户的重要性,根据当时全国战争的形势,明王朝对洮州地区实行羁縻政策。洪武十一年至十二年,明朝对洮州地区大规模用兵,实现了对洮州地区的直接统治,加强了洮州的军事防御职能,从而构建了一条以河、湟、洮、岷为战略据点的西北防御体系。

洮州《李氏世谱》校录与初步研究

洮州《李氏世谱》是明代右军都督府都督佥事李达家族的家谱。李达后裔收藏的3个版本的家谱,保存了大量有关明代汉藏关系、茶马贸易、开发藏区的宝贵史料。该家谱反映出以往研究者关注较少的李达治边措施、李达后裔的世袭情况,并能纠正《明实录》《皇明开国功臣录》《洮州厅志》等史料中有关李达家族的几条误载。

印光法师“格物致知”思想初探--兼谈“格物致知”诠释说的流变

在我国儒学史上,对于"格物致知"的诠释,大致有经学体系与理学、心学体系三种,各家解释因学理基点不同而思想各异。印光法师青年时期受理学影响较大,后经历了从儒学向佛学的转变,因其儒、佛贯通的学术风格与挽救世风、世运的宗教热忱,故走出儒学看儒学,对于"格物致知"的定义大胆采用了九川的思想火花,并给予佛学化的处理,于清、民之际儒、佛并弘,影响甚巨。

佛学与西方心理学的完美整合——评陈兵先生《佛教心理学》

佛学自创生以来,在其发展演进的过程中逐渐分野为南北二种,其北传者又分出汉、藏二大系。其间宗派林立,观点各有不同,甚至诤竞不息而势同水火者屡屡有之。如果要在各种佛学流派中寻找共同的成分,最主要的一点会是什么？在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两大传统的影响下,西方心理学的发展亦成科学、人文两大阵营之对峙局面。若古老的佛学与西方两大流派之心理学有相通处,其主要对接点又在何处？陈兵先生集11年时间而写成的巨著《佛教心理学》对此作出了最好的回答。经修订,

略論秦代的農業政策與地方農業發展——以里耶秦簡爲中心的探討

秦代農業政策是直接影響地方農業發展的主要因素之一。通過分析里耶秦簡秦代遷陵縣農業相關文書,并結合對律令簡牘的解讀,可知在私營農業方面,秦始皇三十一年頒布的"使黔首自實田"命令,推動了私營農業者墾草積極性,補充了授田制下土地不足的問題。對貧無種者進行"貸種食",起源於秦代。秦代政府通過儘量排除對農作時間的干擾和利用農官系統積極干預私營農業生産,來促進私營農業的發展。通過對地方公田經營方面的考察,可知田官之外,鄉級機構亦領有公田。雖然地方公田經營與秦代國家推動地方自給自足的精神有關,但在具體的勞力安排中,與地方機構其他方面的人力需求之間存在很大矛盾。而且由於考課等方面的硬性要求,直接導致了公田管理者與私營土地者在水資源利用等方面的摩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