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检察“一体化”集中办理的实践探索——以“支持性侵未成年人精神损害赔偿诉讼”为关注点

针对未成年人精神损害赔偿诉讼受理难、赔偿数额确定难、受害方诉讼费用缴纳难等问题,结合性侵未成年人案件的特殊性解读"一般"之内涵,检察机关应探索支持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诉讼,并邀请多方主体参与听证,量刑协商过程中积极听取被害人意见;综合考量被告人悔罪态度、性侵行为严重程度、被害人精神损害程度、被告人赔偿能力以及当地经济水平等因素确定赔偿金额;建议法院启动"诉讼费减缓免"机制化解受害方的抵触情绪。

“少捕慎捕”刑事政策研究——以基层检察机关侦查监督实务为视角

"少捕慎捕"已成为办理审查批捕案件应当遵循的一项重要刑事政策,逮捕条件在司法实践中需从严把握。在明晰刑事政策的成因基础上,应从完善侦查监督机制、建立捕诉衔接机制等方面贯彻落实"少捕慎捕"的理念,并完善现有的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合理借鉴英国的保释制度,减少未决羁押的适用。

教育系统暨国有企业职务犯罪案件特征及侦查方法

近年来,随着国家教育投入的加大和国有企业改制工作的进行,一些地区教育系统和国有企业的职务犯罪层出不穷,犯罪数额大、窝案串案多、社会影响大,社会各界和国有企业职工对此深恶痛绝,腐败现象也给党和政府的象形带来极大损害。

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犯罪案件司法认定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犯罪是信用卡诈骗类刑事案件的主要表现形式。本文结合案例,围绕该类案件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犯罪主体认定争议、"非法占有目的"认定、催收的有效性认定、偿还本息后对行为人处罚等问题展开讨论,提出应当以主、客观相统一原则认定犯罪,并提出对偿还全部本息的行为人从轻处罚的建议。同时,从立法和司法实践两方面讨论,提出规范此类案件处罚的建议——从司法实践方面,建议采用改进入罪数额认定标准、规范银行催收行为、对还款行为人从轻处理等方法规范该类型案件的处理;在立法方面,建议将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案件除罪化或者规定为自诉案件。

合同诈骗罪的司法认定

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应当系在市场交易活动中产生,以经营性为重要特征,且行为发生在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应根据合同诈骗罪客观行为的逻辑顺序,运用司法推定的方法认定"非法占有目的"。合同诈骗罪与保险诈骗罪、贷款诈骗罪、集资诈骗罪、骗取出口退税罪是包容竞合关系,应依照重罪优于轻罪的原则,择一重者适用法条。实务中还需注意从主、客观两个方面把握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及合同欺诈的界限。

快递员隐匿快件之行为定性

一、基本案情2012年12月12日,王某某与甘肃兰州某快递公司签订了为期两年的加盟合同,约定由其成立分公司负责该公司在甘肃白银市区的快件寄递业务。2014年12月12日,王桌某因续约问题与兰州上级公司发生纠纷。自2014年12月13日至同年12月16日间,王某某为与上级公司续约,以合同到期为由,采用截留不派送、虚假签收等手段隐匿客户快件352件。期间,消费者因未收到快件向其询问时。

少捕慎捕机制实践问题探讨

尽管近年来一直强调落实少捕慎捕的刑事司法政策,但实践中还是存在不捕率偏低、构罪即捕、审查逮捕服务侦查等问题.主要原因包括对"社会危险性"把握不一致,司法主观能动性有待提高,证据审查偏向于实质性等.为进一步完善"少捕慎捕"机制,应当明确审查逮捕的职能定位,建立"社会危险性"量化考评机制,厘清审查逮捕三要件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