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学系举办艺术史论与电影史论教学研讨会

2012年11月25日，北京电影学院电影学系在建系十周年庆系列主题活动中，举办了艺术史论与电影史论教学研讨会。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的领导、北京电影学院的专家以及在京艺术院校、综俞大学从事史论教学与研究的专家就艺术史论、电影史、电影理论教学以及电影学学科建设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与交流。会议由电影学系系主任、北京影视艺术研究基地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吴冠平致开幕词。

电影学系隆重举办建系十周年庆祝大会

2012年11月24日上午，北京电影学院电影学系建系十周年庆祝大会在我院隆重举行。教育部直属司副司长牛燕冰，中国电影家协会党组副书记、秘书长许柏林，中国电影资料馆馆长、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主任傅红是，北京市电影家协会驻会副主席、秘书长马从峰，电影频道节目中心副主任陆弘石，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副院长周涌。

从“B级片”到“高概念”——海洋科幻电影的主流转型

本文梳理了1950年代以来海洋科幻电影的创作脉络,强调了《大白鲨》在海洋科幻电影从B级片向主流商业大片转型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彼时B级科幻片中的核辐射“海洋怪兽”系列,投资小,制作粗糙,风格邪典,而1970年代之后,《大白鲨》创造的海洋怪兽惊悚叙事、“重磅邪典”风格的悬疑叙事,以及对男性英雄情结的大力张扬,都继承自B级片传统,且对之后的“高概念”科幻电影创作影响巨大。到了21世纪,海洋科幻影片创作更强调惊悚奇观,特别是杀人狂电影,是人类对野性自然毁灭性力量的形象化再现。

中国哲学的道德精神与中国电影的价值取向

中国哲学的道德本源性和道德体系的非宗教性,让传统中国有了一套异于西方的道德哲学体系。中国哲学的这种道德本源性,恰是中国传统道德绕过宗教解决“价值尺度”问题而独成体系的根本原因。这种非宗教式道德使传统中国形成异于西方宗教价值伦理的天下观、生死观和人伦观,并有形或无形地渗透进电影人的理论和实践事业,隐显在具体作品的价值倾向中,成为中国电影人和中国电影整体价值取向背后的精神底色。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如何让这一独特价值传统在新时代的中国继续发挥可能,是当代中国电影在价值建构层面面临的重要课题。

市场下行、续集乏力与精品稀缺——2023年度网络电影发展综述

2023年,在院线电影和微短剧的两面夹击下,中国网络电影市场整体下行,IP续集呈现出乏力疲态,类型方面也鲜有突破。作为注意力商品,网络电影副文本盈利模式导致网络电影将大量的精力放在副文本的创新上,却忽略了电影本身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面对复杂环境,当前中国网络电影还需进一步调整盈利策略,推动精品化创作。

北欧互文电影中海洋英雄的景观内嵌——以《泰尔耶·维根》为例

作为运用景观设置的先驱,瑞典早期电影的代表人物维克多·斯约斯特罗姆于1917年推出了改编自易卜生史诗《泰尔耶·维根》的著名电影。影片将易卜生的海洋英雄形象内嵌于景观的美学设计之中以表达景观的象征和意识功能,并通过对自然、氛围、情感以及戏剧性的强调,使《泰尔耶·维根》所蕴含的英雄主义变得更加复杂。文学与电影的景观间隙对于塑造北欧英雄形象有着不同作用,希望可以对早期北欧电影的梳理和研究起到参考作用。

实验的魔术:小国纪录电影初探--以《多瑙河逃亡记》和《48》为例

影像史学(Historiography)的边缘化概念“痕迹”(Trace)探讨了实验纪录片的历史重塑作用。雅克·朗西埃和玛琳·沃尔伯格的记忆序列论和消失的存在概念可以解释实验纪录片与传统纪录片的不同之处,进而通过个体符号和影像真空的角度分析欧洲小国实验纪录片《多瑙河逃亡记》(The Danube Exodus,皮特·福尔加茨,匈牙利,1999)和《48》(48,苏珊娜·德索萨·迪亚斯,葡萄牙,2010)以评估实验纪录片作为影像史学未来发展趋势的潜力。电影分析发现,实验纪录片所采用的留痕技巧各不相同;个人符号留下了痕迹,痕迹又是历史影像消失的证据。

传统文化精神的探寻:电影《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的价值重构

“封神”故事在中国流传已逾千年,电影界很早就关注这一题材。随着现代电影工业体系的发达以及电影审美旨趣的变化,“封神”题材再度被改写。电影《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以新的影像书写方法与观众见面,在传统文化记忆唤起的同时完成了重新构建,由此开启了一次符合现代消费者审美的“神话重述”之旅。

电影明星的身体呈现与视觉政治

电影明星研究,联系着生产、消费、产业、批评等不同维度。电影明星于银幕内外的身体呈现,构成了明星研究的基础维度。身体是明星形象建构的物质基础,是明星通过电影表演与文化表演建构其明星形象的关键所在。身体既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媒介、产业、受众等宏观因素制造与操控明星形象的重要物质基础,也由于它与演员之间的亲密性,可以轻易地被演员自身使用。演员与其身体之间,形成了一种颇有意味的关系。在电影明星的身体表演中,脸由于其丰富的表情达意功能,加之特写镜头的出现与广泛使用,使其成为演员身上最重要的表意元素。电影明星在身体与布料之间的摇曳关系常常呼应着电影历史、电影观念和社会文化的变迁,并显现为与各种权力机制的博弈关系。身体修饰作为明星身体表演的重要组成部分,往往与大众趣味之间产生共鸣。明星身体问题勾连着电影历史与电影观念的变迁以及大众趣味的变化,而其与各种权力机制之间的博弈,形构了各种意味深长的社会文化话题。

体制中的作者——北京电影学院研究生毕业导演访谈系列之陆川访谈

《可可西里》是2004年华语电影中备受瞩目的一部影片,荣获了第17届东京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和第41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剧情片和最佳摄影奖。影片的两位主创人员——导演陆川和摄影曹郁都是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生,堪称国内新锐电影人。本期"新锐电影"栏目采访了陆川和曹郁,请他们畅谈了自己在学院学习和从事电影创作过程中的所得所失,其中的经验与思考,与读者共享。

电影对人类文明发展的革命性意义

本文提出了一个广义的电影概念,即把电影定义为以镜头形式呈现、可以配有声音效果的双频活动影像,一种专门纪录或制作表面现象的异质综合性媒介。这一全新的电影观引发我们讨论电影、电视和计算机这三种"电影媒介的历史形态",促使我们探究蒙太奇、长镜头、意识流和合成镜头这四种"电影的本体",帮助我们理解"艺术化"、"语言化"和"全思化"这三种"电影文化的历史阶段"。在此基础上,本文从电影的信息纪录与传播功能、电影作为全新文字的属性、电影对未来教育的促发作用等三个方面入手,详细论证了电影对人类文明进程的革命性意义。

动画电影:叙事与意识形态

无论是动画电影,还是通常意义上说的故事电影或纪录电影,叙事都成为其基本的核心范畴之一。叙事艺术与叙事技巧的发展,往往从一个重要方面折射出电影发展的历程。对于中国电影界来说,叙事问题以及电影作为文化软实力的体现而呈现的意识形态问题,值得从创作与研究两个层面来共同研讨。就动画电影而言,艺术创作的本质问题就是想像力,以及将这种想像力通过影像方式呈现出来的叙事能力,还有不可或缺的童心和童趣。动画电影的想像力更接近于儿童的非逻辑、非常规、非线性思维,或者也可以说是反成人常态逻辑的思维。这种思维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动画电影的外在形态与叙事特征。动画电影在意识形态诉求上显然更着意于人类共性的文化内涵,因为作为动画电影主体观众的孩子,与成人世界相比,其意识形态呈现出更少的差异性和更多的普泛性特点。动画电影比起常规的以成年人为基本受众对象的故事电影,更需要"寓教于乐",更需要通过影像和叙事形象来有效地完成意识形态的传达,而不是借助简单的说教。确立一个可以被认同的价值观也许没有那么困难,但要提升和强化价值观传播的有效性,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过于强烈的教化欲望,直奔主题的叙事方式,其最终结果往往会走向它的反面。这恰恰是困扰着国产动画电影,也是困扰着整个中国电影界的一大问题。

中国电影巨片生产的历史足迹

"巨片"、"大片"的出现及其概念的产生,最早可以追溯到美国好莱坞20世纪70年代中期甚至之前更早的历史。《宾虚传》、《音乐之声》、《埃及艳后》等影片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出现,是好莱坞针对派拉蒙案判决之后电影环境的变化以及为实现与全民普及了的电视进行竞争的策略性产物,并由此奠定了宽银幕、立体声、高投资、大场面和超级明星演绎的超级奇观的大片模式。至70年代中期,伴随着市场营销以及数字化技术在电影产业中的愈益重要,一种被贾斯汀.怀亚特称之为"高概念"的电影出现了。从此,一种"大投入、大制作、大营销、大市场"的商业运作模式被明确确定下来,并在《大白鲨》、《星球大战》、《侏罗纪公园》等一系列"高概念"影片中被发扬光大。在中国,电影巨片的生产也是中国电影工业系统中的核心与关键。在经过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起步阶段、20世纪90年代全方位发展阶段、新世纪国际化运作阶段和主流文化新发展阶段四个时期之后,中国电影巨片的生产创作已日渐壮大并取得了辉煌的业绩。但与好莱坞"高概念"大片相比,大营销的不足与高科技的缺失是制约中国巨片发展的两个重要因素。中国电影巨片的未来,必须重视核心价值观的确立,多元化、多类型建设以及数字化高科技的应用开发等等。

《银幕艳史》——女明星作为中国早期电影文化的现代性体现

《银幕艳史》是一部具有自指性白话现代性质的纪录剧情片,也是记录了中国早期电影和观众结构及其转变的范例。从性别的角度检视身体和电影科技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从女演员的银幕形象和影迷文化所体现出来的两者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中国早期电影是由媒体传导的、具有白话性或通俗性的一种现代体验,女明星的身体是中国20世纪早期现代性的体现。

电影类型:作为惯例和经验的系统

类型研究是以对传统的研究作为出发点的。本文研究了类型元素在惯例化的形式、故事和主题文本里重复使用具有的重要意义,论证电影类型是一个观众熟悉的、有意义的、一致性的、负载价值的经验系统,并且比较研究了好莱坞类型电影和新中国类型电影的惯例和经验系统。

儿童电影的现状与展望--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会长侯克明访谈

"孩子是祖国的未来"、"教育从娃娃抓起"这些曾经的口号仍响彻耳畔,作为教育和娱乐主要形式之一的电影能为孩子们做些什么?当今世界儿童电影的发展呈现出怎样的形势?中国的儿童电影发展状况又如何?世界各国的儿童电影在未来该如何发展?带着这一系列问题,《学报》对以专业评委身份参加了"开罗国际儿童电影节"的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会长、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侯克明教授进行了一次主题为"儿童电影的现状与展望"的专访。

亲历见证：社会转型期的中国都市电影

自20世纪90年代早期开始,中国内地的电影文化面貌一直处于急剧的变化之中。十年之间自上而下的经济体制改革,加剧了国有电影制片厂面临的资金负担。当这些现实压力迫在眉睫时,一种标新立异的"小众电影"在国有制片厂的围墙内外蔚然兴起。代表着此类电影的主要是笔者和同行们称之为"都市一代"的导演及其拥趸。实际上,这种都市电影所拥有的社会影响力远远超出了"小众"的范围。这不仅由于它刚刚兴起,更是因为它非同一般地专注于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结构和城市身份的破坏与重建。"都市一代"电影带着独立徽章。虽然"独立"意味着重重负累,却仍然可以说这是它最为重要的属性,很多更年轻的导演从一开始就确立了其在体制和资金上的独立性。他们辞去了国有制片厂分配的工作,投入到小成本的地下电影中,而且在未得到官方许可的情况下参加国际电影节。从这个意义上说,"都市一代"同由国家教育和分配工作的前几代导演最关键的区别就在于不同的社会身份、专业身份和美学观点。作为"都市一代"的一个重要分支,"业余电影"的出现与新纪录片运动十多年的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该运动与实验叙事电影发展轨迹平行,有时相互交叉,从技术手段来看,"业余电影"作为一种电影实践的民主形式,对其概念形成及广泛传播发挥重要催化作用的不是笨重的胶片摄像机,而是视频摄像机以及更时兴的数码摄像机和编辑软件。文章最后一部分大致勾画出世纪之交迅速涌现的影迷俱乐部团体及其新的观看方式,强调了"都市一代"作为一个用来描述和分析的范畴所具有的广阔的经验范围以及概念上的种种可能性。作为分散在各地但却通过互联网和参观活动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力量,这些地方小团体逐渐形成了非正式的草根运动。从私人性的影吧,到游牧式的影迷俱乐部,再到特定类型的电影形式(尤其是短片和DV电影),它们把这种草根运动包装成了潜力巨大的"小众"电影,这种潜力足以令电影的知识和实践从此转型。

改编，还是原创：一种令人困惑的悖谬--兼及对电影文学性命题的反思

文学性是中国电影中重要的传统命题之一,它已经渗透在中国电影艺术与文化的肌理之中。第五代在改编与原创问题上呈现出来的悖谬,以及试图解决电影叙事问题的努力,促使人们再度反思电影的文学性命题,反思其与视觉性之间的矛盾关系。

身体:规训的力量——研究当代中国电影的一个视角

身体的规训,从某种程度上看是指向身体欲望的,并且更多是指向女性的。欲望的狂欢与规训的策略,其实是同一个问题的两面。身体规训作为一种权力机制,影响并决定着中国电影对于身体的呈现与表达。

中国电影:叙事经济和意义创造

叙事经济注重市场效益,以全面提升电影票房为目标;但同时电影还应该具备符合大众审美和承担文化建设的责任。新世纪以来,叙事经济成长的首先突破,是体制改革真正跨出了除旧图新的决定性步伐。叙事经济探索的另一个明显成果,是中国电影主流大片的成功推出,进而形成系列化生产,引起广大观众的关注和热评。第三个转变,则是电影创作新一代导演群体的登场,以及由此带来的意义创造的变革和求新。作为电影产业链的源头,创意策划和编剧创作是形成一部电影生产的首要环节。然而在当下,中国电影里的创新性电影运作,在无法依靠现成文学作品为改编依据的状况下,也出现了立足自主创作表达意义的生产运作。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类型电影的策划意识和生产实践,已在我国电影中明显展现。同时,我国类型电影生产还存在一些问题:类型定位和类型特色还不够清晰、突出;中国类型电影的类型种类太少。类型片配置的全面性、多样性亟待加强;中国类型电影的商业为重、意义创造贫弱现象必须引起关注。电影必须力求达到叙事经济和民族文化建设的综合效益,才能有益于广大受众和文化品格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