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毒品案件办案质量的思考——以某区检察院三年毒品案件为样本

自2014年以来，某区检察院侦查监督科共受理毒品案件1306件1515人，逮捕1169件1315人，不捕137件200人。以下，将从毒品犯罪案件的特点、存在的问题和应对的策略进行分析，以提升毒品犯罪案件的侦查质量，形成打击的合力。

解读修正的犯罪构成

修正的犯罪构成和基本的犯罪构成是一对相应的概念,并且前者早已得到国内刑法理论的普遍认可。本文在摸索修正的犯罪构成的概念形成之后,探讨了修正的犯罪构成理论所存在的问题,接着提出未完成形态和共犯形态的犯罪有其完整独立的犯罪构成,最后以修正的犯罪构成不可取为结论。

论判前说理与判后答疑制度

判前说理与判后答疑是地方法院为抑制涉诉信访而进行的创新,其增强判决的可接受性、增加判决的透明度,保障当事人的程序参与权,促进实体公正等价值应予肯定。从实践情况看,这两项制度还存在不少需完善之处,应从适用范围的扩大,判前说理、判后答疑与判决书说理的协调等方面予以完善。

5-HTTLPR与精神分裂症攻击行为的关联分析

国内外精神病学者的早期研究发现[1,2],精神病的攻击行为与脑内5-羟色胺(5-hydroxytryptamine,5-HT)系统功能低下有关.

从行驶的车辆上跳落致伤的机制初探

1案例资料 案例1张某(男,21岁).从行驶的农夫车后门跳车(车速为40km/h,跳落高度0.8m),当场死亡.

阳光司法:从刘涌案谈判决书的论证与公开

刘涌案引起公众大量非议的重要原因是二审判决书论证不足和公开性不够。加强判决书的说理和论证并向公众公开是树立司法权威、建立为人民服务司法和实现理论界与实务界良性互动所必要的。判决书的论证应从证据能力、证明力、证据的综合认定及法律适用几方面进行。公开判决书可通过网上公布及公共场合展示来实现。

典型性窒息死案例分析

性窒息属于性欲倒错和性欲超出正常范畴的一种表现.目前,在西方各国,性窒息案例已成为新闻界和医学界广为报道和研究的课题.在我国,自法医学家李德祥于1980年首例报导以来,至今公开报导的已十多例,笔者最近遇到一例较为典型的性窒息,报道如下:死者,席某,男,34岁,某经济报社记者,停薪留职,住某中学教师宿舍.1992年结婚,一年后离异,无子女,平时不与人共浴,不同居一室,感叹男为何不可着女装.无异性朋友.1996年4月28日上午11时家人见其未开门,遂踢门而入,见其已上吊于浴池旁,不远处一方凳倒地,门旁正对死者直立一长镜,紧贴镜一平台上见画眉笔等化妆用品一套.门、窗反锁,现场仅发现死者足迹,室内未见明显翻动.从死者衣橱内发现挂有女式裙、旗袍、女内裤及乳罩,颜色各异.

量刑建议制度可行性研究

量刑建议权是指公诉人在刑事诉讼活动中，代表人民检察院不但就被告人的定罪，而且就被告人所应判处的刑罚向人民法院提出具体请求意见的一种权力。在司法实践中，公诉人原则上不提出具体的量刑建议，无论在起诉书还是在公诉意见中，往往只确认被告人的量刑情节，

论台湾居民信用卡“恶意透支”犯罪之防控

近年来,台湾居民恶意透支我国大陆信用卡后逃回台湾的案件呈日趋增多的势头,然而由于两岸刑事法律规范对此行为规定存在差异,台湾地区并未将此类行为界定为犯罪,由此给大陆司法机关办理此类案件造成极大困扰。因此,只有建构台湾籍大陆银行信用卡持有人实施"恶意透支"信用卡的防控机制,才能有效遏制这一犯罪行为。

试论广东自贸区建设潜在犯罪风险及检察机关应对模式

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也会带来货币的快速运转，让不法分子有机可乘，尤其是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其政策的特殊性、地域的独立性、贸易的合作性等都会突显法律的缺失、放大监管的漏洞等问题，给各机关部门日常工作带来挑战，而检察机关在这其中更是任重道远。

浅析检察机关的司法救济制度

法治社会应确立公共权力侵犯公民个体权利的有效法律救济机制，一般是通过三种救济机制来实现，即行政救济机制、社会救济机制和司法救济机制，而司法救济是公民权利救济的最高与最后方式，也是法治国家保障公民权利的最终一道防线。因此，建设并完善司法救济制度，对于保障公民权利，防止公共权利的滥用，推进法治城市建设的进程，具有至为重要的作用。

试论检察机关在打击恐怖主义犯罪中的作用

恐怖主义绝不是某一两个国家昕面对的问题，在我国，以“东突”组织为代表的恐怖主义犯罪组织，长期危害着社会的稳定与安全。检察机关作为打击违法犯罪，维护社会稳定和谐的重要司法机关，在严厉惩治恐怖主义犯罪，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保护公民人身、财产安全方面负有重大责任，势必在应对恐怖主义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

检察机关法警职能在公益诉讼发展思路探析

我国《宪法》第12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从宪法的定位来看,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负有监督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职责。检察机关作为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在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又无其他社会主体或者其他社会主体不愿、不敢起诉时,理所应当提起民事或者行政公益诉讼。在新兴的公益诉讼活动中,法律应当赋予警务部门职责和地位,比如,参与案件线索的收集、摸查,现场取证,调查核实,送达有关法律文书,调查活动过程中的音视频记录,还有其他需要协助的事项,等等。

试论检察机关服务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

广东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一直肩负着探索试验国家进一步改革开放的重任，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就是进一步改革开放的成果。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在服务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中，必然要承担起更为重大的职责。

检察机关办理涉产权刑事申诉案件之我见——以广东省为例的分析

―、检察机关办理涉产权刑事申诉案件面临的困难。1.证据调查核实较为困难。部分申诉案件复查时与原案案发时间间隔过久,原来没有调取的证据启动再审时已经客观上无法调取,甚至部分原来已经调取的实物证据也已经灭失,导致申诉全案复查时难以正确认定原案事实,即使原案确有错误可能,但据此提出抗诉或再审检察建议证据也不足。

行政法视阈下我国“不可靠实体清单”的问题及规范完善

作为直接应对美国“实体清单”等制裁的制度设计,中国“不可靠实体清单”是维护我国国家及企业正当权益及发展利益的重要制度工具。但在行政法视阈下其也存在规范体系薄弱、“工作机制”规范不明确、被列入清单的外国实体权利救济不足等问题。需以《反外国制裁法》作为不可靠实体清单相关活动基本规范、以《国家安全法》作为反制裁活动的底线规范、依托《对外贸易法》《出口管制法》等明确不可靠实体清单相关行政行为的复合性质,夯实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的行政法规范体系;明确外国实体与中国主体具有相同的行政法地位,赋予外国实体与中国实体同样的程序权利及救济请求权,在不违反对等原则的前提下,注重对外国实体正当权利的平等、合理保护。通过完善相关行政法规范及解决相关问题,切实发挥该制度反击外国制裁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