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河流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机制研究

研究基于协同治理的理论框架,立足淮河流域生态环境治理的实践蓝本,围绕“协同参与,同向发力,共治共享”的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目标,建构“多元参与、优化流程、绩效导向”的协同治理创新机制,并在系统梳理淮河流域生态环境治理现状成效、实践困境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参与机制、优化组织机制、改善分配机制的协同治理纾解策略,以期为淮河流域生态环境治理提供借鉴。

近代“打工妹”群体研究的几个断面--以苏南地区为中心

随着近代工业的兴起和发展以及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大批青年女性走出封闭的乡村,走向喧闹的城镇,务工经商,形成近代社会的"打工妹"群体。综合考察近代苏南"打工妹"群体的数量、自然构成、社会构成以及进入城市劳务市场的"路径",可以断定:"打工妹"人数远远超过"打工仔",形成近代社会变迁中农民工大流动的"苏南特色";籍贯构成上,打工妹作为苏南农民工的主流,具有来源地广泛的特点,但苏南人占主流;年龄构成上,16岁至35岁的精壮劳力构成"打工妹"的"主力军";"做厂"和从事家政服务,在打工妹的职业构成中居于主流地位;打工妹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并不似打工仔那样具有游刃有余的"随意性",其求职之路充满坎坷、艰难。

试论近代皖北地区工业发展——以阜阳为中心之探讨

19世纪末至1913年是皖北地区近代工业的起步时期。近代皖北地区工业起步是艰难的,而且多是轻工业,行业少,资本小,远不能和沿海沿江城市相比。1914年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是皖北地区近代工业的缓慢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皖北工业行业逐渐增多、资本逐步增大,但是发展速度依然缓慢。纵观20世纪初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30多年间的皖北近代工业发展过程,可以发现,其发展速度的缓慢是由封建主义的阻碍、经营不善、兵灾、匪患、自然灾害等诸多因素造成的。

略论大别山红色文化

红色文化首先是一种文化,所谓的"红"不单纯地指一种颜色,而是一种政治导向、政治选择和政治定位,特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为实现民族独立、民族富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这一伟大过程中所形成的文化。按照文化三层面的观点,红色文化也应包括物质、制度、心理三个层面,其中物质文化层面是指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不同区域建造或使用的遗址遗迹、交通工具、服饰、日常用品等;制度文化层面是指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制定和实施的政治制度、政治机构、社会制度以及其他路线、方针和政策,而心理文化层面是指中国共产党人群体及其领导下的各族人民的政治信仰、思维方式、生活和生产观念、审美情趣等。建国后的"三线建设"时期与建国前的几个时期一脉相承,是大别山红色文化发展史的一个重要时期,因而是大别山红色文化研究必不可少的内容。大别山红色文化具有英雄主义、集体主义和乐观主义等特质。开展大别山红色文化研究要坚持求真务实原则、综合考察原则和资料至上原则。

晚清淮河流域匪患与治理——以捻党为中心之探讨

晚清时期,淮河流域一带匪患严重,社会持续动荡,主要原因是灾荒不断、官府腐败、民众关系紧张等。这一时期该地区的匪患主要呈现四个特点:一是活动频繁、规模大,有的甚至组建成近代化的军队;二是与反清斗争结合在一起,具有了一定的政治目标;三是仍以区域性活动为主;四是宗族色彩鲜明。针对日益严重的匪患,清王朝主要采取派兵进剿、抚慰收编、组建团练、赈灾济民等措施,但是成效甚微。晚清淮河流域匪患问题没有能够有效解决,至民国时期更为严重,严重阻碍了这一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成为这一地区长期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滞缓、文化凋敝的一个重要原因。

1928年阜阳武装起义称谓问题新探

1928年4月9日由中共皖北特委领导和发动的阜阳武装起义,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后时间较早、规模较大的一次武装起义,毛泽东同志曾给予高度评价。关于这次起义的称谓,文献中有“皖北土地革命大暴动”“皖北暴动”“阜阳暴动”“四九暴动”“四九起义”和“阜阳起义”等多种表述。当下党史著作和宣传教育中广泛使用的“四九起义”称谓没有遵循我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武装起义称谓“地名+起义”的一般原则,不利于革命精神的传承弘扬。使用“阜阳起义”这一称谓,既体现了称谓的规范性和严肃性,又有利于学术研究的深化拓展、遗址遗迹的保护利用和红色血脉的赓续传承。

宗族与晚清民国时期皖北地区社会变迁

晚清民国时期皖北地区的宗族既有宗族所共有的特征,但其内部结构又有特殊性,同时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和时代特色。这一时期皖北地区宗族的发展及其活动加剧了该地区的社会动荡,深刻影响了该地区的社会经济、社会文化和社会习俗,改变了这一地区的乡村结构,成为该地区社会变迁的重要推力之一。

张佩纶与梁启超《管子》研究之比较

张佩纶、梁启超均为晚清治《管子》的著名人物。通过对两人关于《管子》研究的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研究动机等方面的比较,并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可以得出,两人尽管在研究方法上有所区别,但均注重《管子》中的治国方略研究及阐发,具有很强的功利性。相比于晚清其他治《管子》的成果,张、梁的《管子》研究很具有代表性。从两人的《管子》研究中,我们可以管窥晚清仁人志士的心路历程及其对《管子》研究的学术动向,同时也留下了诸多弥足珍贵的历史启示。

多维视角下的移民史研究——简评《近代旅京山东人研究》

历史时期的中国是一个移民频繁的国家,因而吸引了众多学者的目光,一批又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相继出现。移民既是一种历史现象、社会现象,也是一种政治现象,涉及历史、社会、政治等各个方面,单一的研究范式很难完整地反映其全貌。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年始,大陆学术界不断借鉴西方的理论体系、理论视角,形成了多个学科参与一个研究领域的趋势。孙向群博士著《近代旅京山东人研究》（齐鲁书社2013年12月出版,29.1万字）承续了这一趋势,在瞄准移民史研究领域薄弱环节的同时．融多学科视角于一炉，建构了一种新的理论框架，实现了理论视角的创新，成为移民史研究领域的一部力作。

汉语官话发展史研究的力作——评晁瑞《〈醒世姻缘传〉方言词历史演变研究》

汉语官话发展研究一直是近代汉语研究的重要课题。《〈醒世姻缘传〉方言词历史演变研究》以《醒世姻缘传》908个方言词为蓝本,佐证以同时期的近代汉语语言资料,全面考察了相关方言词的历史来源与发展,得出了诸多重要论断:少数民族语言对汉语影响甚微、南京话对汉语通语发展贡献卓著、南系官话促使明代汉语迅速回归、明末清初南北官话接触合流。因此,该书无论是在近代汉语方言研究方面,还是汉语官话发展史方面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推动新时代淮河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淮河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全国学术研讨会综述

2021年10月23日,“淮河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全国学术研讨会在安徽省阜阳市召开。会议共收到论文70余篇,主要围绕淮河流域历史与红色资源挖掘整理研究、淮河流域文化与“非遗”传承创新研究、淮河治理经验总结与乡村振兴问题研究等主题进行了研讨和交流。会议的成功举办,对于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指示精神、深入挖掘淮河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意义、梳理总结淮河治理的经验教训、合力促进淮河生态经济带建设、推动新时代淮河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花鼓灯的社会承传及其娱乐教育功能

本文试从花鼓灯的历时梳理和空间考察等角度对花鼓灯艺术的社会承传和社会娱乐教育功能进行探讨,认为其承传主体呈现出群落生态立体化的事象特征,花鼓灯事象依沿淮文化境域演进而演变,具有强烈的娱乐功能和宽泛的文化教育价值,代代沿淮人民相继被其所润然。

从王伦起事看教门首领角色功能

王伦是在社会矛盾较为缓和、传教活动尚未引起官方警觉且自家条件相对富裕的条件下起事的,与学术界关于教门起事原因的传统观点不相一致。王伦等教门首领大都具有"多力有神勇"、炼气、治病、社会阅历及帝王梦想等角色功能,属于典型的"卡利斯玛",在组织教门、宣教招徒、发动教门起事等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五代墓志对《汉语大词典》之补益

文章以五代墓志为研究对象,从语言学角度利用墓志文献进行语言研究,将墓志材料与传世文献相结合,运用词典学、训诂学、语义学等相关理论知识,对《汉语大词典》例证和义项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有益商补,以期为《汉语大词典》的编纂和修订及汉语史研究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新时期农村宗教信仰的现状与分析——以淮北地区为例

新时期农村宗教发展迅速,呈现出"民众宗教信仰呈多元化趋势"、"宗教种类以基督教为主"、"宗教信仰极易出现异化"、"不同信仰存在潜在矛盾"、"境外势力加大宗教渗透"等五大特点,并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影响了农村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必须采取"加强管理、充分尊重农民宗教信仰选择","弘扬主旋律、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入实际、切实关心保障广大农民利益","铲除腐败、努力营造良好农村社会风气"等措施。只有如此,才能有利于构建和谐农村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国民经济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戴厚英小说《脑裂》的幽默语言

《脑裂》的幽默语言采用打破惯常,拆除规范以及陌生化手法,在语境错位、组合变异、语调反常所产生的语言空白中,体察情理,挖掘深意,不言中享受幽默。

动荡时期的民间组织与社会救济——以民国时期的世界红卐字会为例

动荡时期的民间组织在社会救济方面能够发挥独特的作用,民间组织也因此获得很大的发展空间。民国时期民间组织的社会救济可以分为精神慰藉、赈灾、助学、扶贫和战争救助等五个方面。这一时期的民间组织很少出现任意挥霍甚至贪污善款的事件,之所以如此,与其重视对成员的教化、具有强有力的管理监督和精干的机构设置,并与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等因素有关。因此,我们应该给予民国时期民间组织一个客观的评价。

辛亥革命时期武汉地区的工人运动

辛亥革命前武汉地区的工人队伍主要分布在外资企业、民营企业以及官办、官商合办企业,他们为维护自身利益而开展了各种斗争。辛亥革命时期武汉地区的工人运动除仍以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工作条件、保障人身安全为主外,还具有同盟性罢工、工人团体和政治色彩鲜明等新特点。武汉工人运动是辛亥革命时期"民变"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人们积极参加了武汉地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成为辛亥革命高潮形成的重要推动力之一,同时,为后来中国共产党组织在武汉的成立及其所领导的工人运动的蓬勃兴起,乃至大革命时期武汉革命运动中心的形成积蓄了革命力量,奠定了坚实的阶级基础。